摘要：先秦秦汉时期西南夷的社会组织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较为独立和封闭的地理空间中演进为具有相当分层与组织能力的社会，并产生了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其中一些政治共同体已经演进到复杂酋邦的水平，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即使没有汉王朝国家力量与汉文化进入的强烈影响，它们同样可以独立演进并进入文明时代。对西南夷地区古代酋邦社会的研究，对于考察古代文明起源，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西南夷；青铜文化；酋邦；文明起源
作者简介：段渝(1953―)，男，重庆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刘弘(1950―)，四川成都人，四川凉山州博物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考古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项目编号：10&ZD08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1-0175-09 收稿日期：2011-11-05
一、古代西南夷概况
古代西南夷特指分布在青藏高原东缘巴蜀以西、以南和西南地区的古代族群，即先秦秦汉时期今四川西南、西北和云南、贵州等地区属于氐羌、百濮和百越等系的各个族群在各自小生态内所形成的政治组织和政体群，亦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西南夷各“君长”。
由于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原因，我国西南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分布的地区，这些民族都拥有各自独具风貌的文化，这种多种类型的文化同居一隅的现象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初现端睨。随着人类从新石器时代的人群向青铜时代族群过渡的完成，这种文化格局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西南地区也因此成为了众多古代族群分布活动的区域，他们聚族而居，各自拥有大致稳定的活动范围，形成了西南夷地区的多族群分布格局。
关于西南夷地区青铜时代的诸族群，《史记?西南夷列传》为我们保存了一段珍贵的记载，这也是我国古代文献有关西南夷古代族群最早而且较为完整的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自叶?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都最大；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除上述诸族群外，根据《汉书》、《后汉书》及《华阳国志》等文献的记载，西南夷尚有劳浸、漏卧、句町、白狼、楼薄、?木、唐?等较小的族群，除此之外还有众多未能在历史文献中留下族名，而被司马迁统称为“君长以什数”的数量更多的小族群。
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大凡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列入记载的某族群的分布地区，基本上都找到了与其相对应的某种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这证明司马迁的记载是基本准确的。
我国西南地区民族种类众多，迁徙活动频繁，各族群的势力时有涨缩，导致各族群的分布区域也时常随之发生变化，以至出现他们在地理分布上常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在历史文献所载某一族群的分布区内出现另一族群的活动痕迹，也是常有的事。另外，由于西南夷地区青铜时代诸族群的规模都不大，又密集地分布在西南一隅，所以诸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比较频繁，相互间的影响也较为强烈，导致了各族群的文化中除了自身的主体文化元素外，还都不同程度地包含有其他文化的元素。特别是其中有些族群具有同一族源，它们在文化上的联系则更为密切，以上现象也大多得到了考古材料的印证。
根据考古发现，西南夷地区约在中原的商周时期便开始进入青铜时代，春秋至西汉时期，西南夷青铜文化的发展已达顶峰。同时，从商周到汉代，西南夷地区的族群也在经过长期发展演化后，已在较为独立和封闭的地理空间中演进为具有相当的分层与组织能力的社会，发展到复杂酋邦的水平。但是，西南夷各族群却并没有从酋邦组织进一步演进为国家，没有在自身文化进化的基础上过渡到文明社会，而是在汉代文化的强劲扩展和传播下，从青铜时代跨入铁器时代，并从政治上纳入到汉代国家的体制之内，纳入到文明社会之中，从而结束了其尚未完成的文明起源进程。
二、酋邦与相关理论
对西南夷族群社会组织的研究，学术界多年来一直在持续开展。早期的国内学者倾向于使用摩尔根(H.Morgan)和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来解释古代西南夷族群的社会发展水平，或者将之解读为摩尔根的“部落联盟”，或者按照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的“五大社会形态”模型，将之解释为“奴隶制国家”。例如，童恩正先生早期便使用“奴隶社会”这一概念来定义西南夷人群的社会发展形态，但他后来放弃了这一观点，转而使用“酋邦”这一人类学概念来研究西南夷古代社会，这意味着学术界在古代西南夷社会的研究上进入新的学术和理论视野。
1955年，西方人类学家奥博格(Oberg，K)根据研究墨西哥南部低地的印第安人群经验，首次提出“酋邦”(chiefdom)概念，用来表述一种既有别于史前部落又有别于国家文明的复杂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后经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R?Service)、弗里德(M?H?Fried)等学者的深入研究，这一概念和观点近几十年来在国际上日益为更多的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家运用并加以新的发展。
E?塞维斯在《原始社会的组织》和《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中提出，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经历了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即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其中后两个阶段――酋邦和国家，即属近年来为国内学术界所盛称的文明起源时代和文明时代。西方学者对从酋邦制社会发展到国家文明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美洲、秘鲁、近东、西欧以及太平洋岛屿等西方学术传统所关注的区域，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与理论水平。这一理论早期由海外学者张光直先生引入国内，他强调了酋邦阶段研究的对象正是弗里德所称的“分层社会”(ranked society)，地方群落组织成为一个尖锥体结构的系统。因此，他提出了使用人类学酋邦理论研究中原夏商周三代王朝起源的可能性，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反响。
早年方国瑜、江应梁、尤中等先生曾从民族史的角度对西南夷进行了研究，未涉及政治组织的内涵。近年来的相关成果，主要是西南地区各文物考古单位对墓葬、遗址和遗物所进行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政治组织的分析。国外学者除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个别人如D.C.葛维汉(D.C.Graham)对西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及历史时期的少数民族进行过研究外，几乎很少有人涉及中国西南酋邦社会与文明进程的研究。至于透过物质文化遗存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技术和文明演进程度所进行的分析，国内外学术界基本 没有论及，难以看出在中国文明形成时代西南地区文明演进的水平以及西南夷各族文化从分散走向整合的历史进程。
1990年代后，童恩正先生首先使用酋邦理论研究西南夷社会，并得出古代西南夷社会组织处于酋邦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结论。在此前后，中国学者先后深入运用酋邦理论探索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可能，并取得相当成果。也有学者对西方学者基于通过对美洲、太平洋岛屿、非洲人类学田野调查所提出的酋邦理论在中国的使用提出过质疑。不管怎样，酋邦理论进入中国学术界，并作用于早期文明起源的研究之中，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当然，由于传统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学者的研究重心长期围绕着黄河流域的三代王朝开展，而长江流域的早期国家起源则相对较受到忽略。中国学者近年开始运用酋邦概念分析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进程，在许多方面取得进展，但远未取得一致认识。在中国西南地区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上，除了个别学者从酋邦的观点分别对包括滇、夜郎、巴蜀等著名的古代西南夷社会进行全面或个别的个案研究外，还缺乏从区域政治组织与文明演进的角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比较。
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进程，西南夷地区与中原、巴蜀、楚等有很大的相异性。不论中原、巴蜀还是楚国的文明，青铜器都可以作为其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和物化形式，所以青铜时代可以作为其灿烂文明的同义语。然而，西南夷地区的情况却与此有很大的不同，西南夷地区大约在商周之际开始逐步进入青铜时代，到春秋战国时代，西南夷地区形成了五个生长在大河支流小生态中的青铜文化群，分别是：滇池区域青铜文化、滇西北青铜文化、滇西青铜文化、安宁河青铜文化、盐源盆地青铜文化，它们与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滇、?、邛、笮、昆明等族群或酋邦可以相互对应。这几个支流内小生态中的青铜文化群相互交流，日益扩展，由某些共同文化因素而共同构成西南夷青铜文化。如果用中原青铜时代的眼光来衡量，西南夷青铜文化似乎已经达到文明的水平，但是，如果我们用文明形成的一般定义去详加考察，就会发现西南夷青铜文化仍然不能称之为文明，它只是青铜器的流行时代，酋邦社会并没有进一步演进到具有国家水平的文明时代。
因此，如何使用适合的理论方法对西南夷酋邦的政治组织进行分析，并基于西南夷地区本身考古所反映的社会特征，形成一种有效的学术解释力，不但是对西南夷古代社会研究的内在诉求，同时也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多种特质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解读的可能性。
三、考古反映之西南夷各族群
根据考古发现，商周时期，属于西南夷地区的川西南、滇西、黔西北地区逐步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到春秋时期，在广袤的云贵高原、横断山区、川西山地和川西南山地，出现了星罗棋布的青铜文化，而西南夷地区青铜文化的繁盛期却在春秋至西汉时期，重要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和墓葬群多达上百处。到了东汉初，随着从西汉初期开始的汉文化上百年的大规模进入和伴之而来的铁器的传人，西南夷地区的青铜文化进入了终结期，各种青铜文化全部走向了消亡。
(一)夜郎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的情况，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夜郎的中心区域定在今天的黔西北、黔西南和滇东北一带，这一带应为夜郎故地的推测较为准确。
在夜郎故地现已发现的一些重要的青铜时代墓地和遗址，有位于黔西北的赫章可乐墓地、威宁鸡公山遗址、吴家大村遗址、中水墓地、红营盘墓地，和位于黔西南的普安铜鼓山遗址和滇东北的昭通营盘村墓地。在夜郎故地的考古遗存中，不但有丰富的青铜武器、铜鼓、玉器，还有反映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套头葬”现象。而众多散布的聚落，则与文献中“君长以什数”的记载吻合。不过在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中还没有发现大型墓葬，这种情况可能意味着夜郎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复杂化程度还没有达到较高的演化水平。
(二)劳浸、靡莫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这就说明，不但滇与劳浸、靡莫是同族，劳浸、靡莫也是同族，同时也指明了他们的分布方位。也就是说，夜郎之西和滇之东北是劳浸、靡莫族群的分布区。具体而言，夜郎的中心区域在今之黔西北和滇东北一带，滇的中心区域则在滇中的滇池一带，将夜郎与滇的地理位置作为参照系，再结合考古材料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将劳浸、靡莫中心区域定在在滇东的曲靖盆地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在劳浸、靡莫的中心地带(曲靖盆地)，目前已发现的重要青铜时代文化遗存有三处，即云南曲靖市的珠街八塔台墓地、曲靖横大路墓地和曲靖市麒麟区潇湘平坡墓地。这三处墓地有几个十分突出的特点：第一，墓葬的分布十分密集，存在重重叠叠的叠压打破关系，这种现象反映出该地族群长期使用一处墓地，说明该族群的血缘关系十分紧密；第二，反映了该族群是营农耕生活的定居民族，且人口众多；第三，三处墓地的时代基本同时，都是从春秋至西汉时期，因此这三处墓地可能是同一时期同一族群的不同部落的墓地，也就是说，当时在劳浸、靡莫故地至少存在三个同族部落。但是，劳浸、靡莫故地的三处墓地中都没有发现大型墓葬，墓葬又十分密集，反映了其社会发展水平还处在社会成员之间尚未出现重大层级差别的氏族部落阶段。
(三)滇
在1957-1958年间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葬发掘中，第6号墓出土了一枚滇王金印，滇青铜文化的族属和面貌由此得以确定。这是西南地区唯一一个因出土文物可以与文献相印证，因而能准确地确定其族属的青铜文化。由于有了这个重大发现，石寨山墓葬及其出土器物群就成了寻找其他滇文化遗存的标准，由此而寻找到的滇文化墓葬的分布就可基本划定滇的分布区域，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根据滇文化墓葬的分布情况，可知滇的分布是以滇池湖滨平原为中心，北到富民，南至通海，东抵路南，西迄安宁，整个分布区并不是很大，这和《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滇王者，其众数万”，“滇小邑，最宠焉”等记载基本吻合。
根据所发掘的墓葬材料观察，滇国的社会分化已经达到相当大的程度，大型墓葬与中小型墓葬的差别十分巨大，特别是大型墓葬与小型墓葬之间的差别呈现出天壤之别。从铜鼓、贮贝器等青铜器人物造型上也反映出滇国的社会已经分化出若干层级，有统治者，有巫师、武士、农夫、奴仆。但从不同地点的大型墓葬无论在墓葬的形制大小、出土器物种类的多寡上，都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差异，以及每座墓葬除了随葬有大量随葬品外，几乎都拥有代表社会上层身份的铜鼓、贮贝器和杖首等青铜重器等，可以看出各墓墓主拥有基本相同的社会身份，即便是出土了“滇王金印”的石寨山6号墓，其出土器物也没有表现出墓主身份和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大型墓主的现象。据此分析，在滇国内至少存在着五个社会身份相等的集团，他们之间并没有上下统率的关系。也就是说，滇国至少是由五个势力相当的部落组成的族群。与夜郎侯与汉王朝的关系一样，其中石寨山 的一支被汉王朝授与了滇王金印，这只能反映这支部落与汉王朝的关系，而不能认为这支部落因此拥有统率其他部落的权力。所以，所谓“滇国”应是一个由若干个滇人部落形成的一个复杂酋邦，其社会演进程度高于西南夷地区的其他族群，表明滇人的社会已经快要跨进国家的大门了。
(四)邛都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邛都位于滇之北，即位于四川西南安宁河中游的西昌地区，其旁有邛海(古称邛池泽)，西昌北越小相岭到今越西，越西古称阑县，《华阳国志?蜀志》日：“阑，故邛人邑”，可证。
邛都故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主要是分布在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大石墓是一种颇具特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在安宁河两岸及安宁河一些较大的支流(孙水河、茨达河、西溪河、阿七沟)两岸。据多年较为全面的调查，安宁河流域现在尚不同程度地保存有大石墓230余座。
大石墓行二次丛葬，每墓入葬人数十余至数十不等，入葬人骨不分主次、贵贱和男女、老幼。随葬器物均为随身佩带之物，没有当时西南地区其他文化墓葬中出现的代表尊贵者身份的重器。这个现象反映出大石墓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的公共坟茔，在这些氏族中，氏族成员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平等的，即一个氏族的成员共同修造一座大石墓，作为每一位氏族成员共同的安息之所。虽然如此，从历史文献分析，邛人在两周之际初步进入青铜时代，并发展成为安宁河流域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安宁河流域诸族群的政治中心。《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后汉书?邛都夷传》说邛人“豪帅放纵，难得制抑”，说明邛都的政治权威和政治组织演化程度已经超乎其他“或土著、或移徙”的部落君长以上。但邛都仍保有部落组织，《华阳国志?蜀志》说：“邛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七部即七个部落，军事力量也以七部为编制系统，这些都是作为酋邦制的显著特征。这表明，邛都的社会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即若干血缘氏族――七个部落――酋邦。可见，邛都处于酋邦制发展阶段。
(五)徙
徙，音斯，又作斯、斯榆、斯都。《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徙的分布方位是“自宿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都最大”，《集解》云：“(徙)故城在今天全州东。”结合考古资料分析，与天全相邻的四川宝兴一带以及大渡河流域的石棉、汉源两县应是徙人的分布区。
徙地青铜文化的遗存主要发现在位于青衣江流域的四川宝兴县，重要的发现有宝兴汉塔山、宝兴陇东和宝兴县城关及城郊三处墓地。另外在属于大渡河流域的石棉县和汉源县也各有墓葬群发现。
徙地的墓葬在规模上基本相同，没有发现大型墓葬，说明这些族群的社会分化尚不明显，只是一些从事半农半牧生业的小部落。《华阳国志?蜀志》“越?郡邛都县”下记有“又有四部斯臾”，斯臾即斯榆。徙有四部，意味着它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或部落集团。
(六)?都
?或作笮、?，又称?都、?都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分布方位是“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都最大”。在?都故地发现的重要的青铜文化遗存，主要有位于四川盐源县的老龙头墓地及盐源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云南宁蒗县的大兴镇墓地和出土于云南永胜县金官龙潭的青铜器群等三处。
根据已发掘资料，可以观察到?都夷具有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具体表现为墓地中墓葬分布密集，族群成员拥有共同的归葬之处。虽然族群成员的社会身份已经出现明显的贵贱分化，但死后还是埋葬在同一个墓地中，并保持着统一的墓向，说明这个族群内部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而这种联系的纽带应是血缘关系。绍都的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型，不同类型的墓葬存在墓葬规模大小、随葬器物多寡的明显差异。根据四川盐源老龙头墓葬的情况，可以看出?都族群内已经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其政治组织至少可以分为五个层级，是一个复杂化程度较高的酋邦社会。
(七)冉?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冉?在?都东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冉?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一般认为，冉?故地在今四川西北部的岷江上游地区。
岷江上游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主要是石棺葬。从大量石棺葬的文化内涵分析，冉?处于酋邦的早期阶段，《后汉书?冉骇夷传》说其俗“贵妇人，党母族”，与考古发现的早期石棺葬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贫富分化、阶级分化的现象相吻合，说明其血缘纽带长期存在。不过，冉?内部的社会分化已经比较突出，如四川茂县牟托墓葬，除了随葬品丰富外，还出土了青铜礼器，墓主应是“君长”一类的人物。
(八)?
《史记?西南夷列传》是将缁与昆明并列起来叙述的，即所谓“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在这种游牧经济类型中，既然连君长(部落首领)都还没有产生，遑论酋邦，就更谈不上国家制度了。
目前在?故地所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存较少，主要有云南昌宁县坟岭岗墓地、昌宁县城近郊的达丙乡和右文乡和潞西市西山乡崩强村约棒新寨勐约坝遗址。在这些墓葬中广泛出土了各种青铜武器和饰品，坟岭岗出土的青铜挂饰与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挂饰有相似之处，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九)昆明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说：“其外(指滇与邛都)西自同师以东，北自?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此处所指为西汉时期昆明的分布情况。?榆的地望比较清楚，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榆县》注引《地道志》以及《水经??榆河注》等，?榆应在今云南大理之东。同师(又作桐师)应位于?榆与?唐(即今大理与保山)之间。由于昆明是一个随畜迁徙的游牧民族，所以其活动范围很大，“地方可数千里”，但其主要活动并比较稳定的分布区应该在以洱海为中心的区域。
在昆明故地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存除少数遗址外，大多为墓葬，主要分布在云南祥云、弥渡、宾川、剑川、姚安、鹤庆数县，在大理、云龙、永平等县也有若干青铜器出土点。昆明人的墓葬有大小型墓之分，反映了社会分层的出现。从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以及墓内出土大量青铜器的情况看，其社会已脱离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的“毋君长”阶段，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有酋邦的特征。
(十)白狼、?木、楼薄、唐?
《后汉书??都夷传》记载：“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木、唐?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贡奉，称为臣仆。辅(益州太守朱辅)上疏日：‘……今白狼王唐?等慕化归义……路由邛崃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歧道……。”’根据白狼、?木、楼薄、唐?等部落居于汶山郡以西，而且他们前往成都平原需要经过邛崃大山等情况分析，这些部落应该分布今甘孜州东南部。经过考古资料的对比，今四川西南部的木里县和滇西北的德 钦、中甸两县也应属于白狼、?木、楼薄、唐?文化分布区。这一带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四川巴塘县扎金顶墓群、雅江县呷拉墓群、甘孜县吉里龙墓群和?霍县的卡莎湖墓群，以及滇西北的德钦县和中甸县的几处墓群。
白狼、?木、楼薄、唐?故地青铜文化的遗存目前发现的主要是石棺葬和土坑墓，两种墓葬的结构虽然不同，但出土的器物却没有大的区别。最突出的是带有甘青文化特征的大双耳罐和单耳陶罐，铜器主要有山字格剑、曲柄剑、双圆饼首剑、短柄镜、弧背刀、镯和各式泡饰为主，墓葬中随葬家畜也是该地区的特点之一。这个区域位于西南最西的地方，山高谷深，交通不便，与蜀、滇等文化的接触较少，故其文化中蜀、滇文化的因素虽然少一些，但三星堆文化的一些重要文化因素，如杖首和三角援风格的铜戈还是在该地凸显出来。
在白狼、?木、楼薄、唐?故地发现的石棺葬和属于石棺葬文化的土坑墓，其文化面貌与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和雅砻江流域的盐源盆地青铜文化十分接近，大概其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也相类似，处在酋邦的发展阶段。
(十一)句町
据考证，句町故城在今云南广南，云南之富宁、广西的西林、隆林、田林等县亦当为句町辖境。句町乃濮系民族，《华阳国志?南中志》有明确记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根据沿濮水一线出土的的文物面貌基本相同的特点分析，沿濮水(礼社江、红河)的元江、红河、个旧一线，可能也是句町文化的影响区。
目前在句町故地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存，主要有位于红河州中部的云南元江县洼垤打篙陡墓地、元江罗垤白堵克墓地、个旧石榴坝墓地、红河县的小河底流域、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葬等。
根据《汉书?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西汉时句町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结合考古材料分析，句町墓葬密集分布，青铜文化的主要器物有对称圆弧刃和不对称圆弧刃钺、条形宽刃和窄刃斧、蛇头形首剑、长胡戈、矛、刀、匕首、V形銎口锄、刻刀、扣饰、铃、杖首、镦、凿、臂甲等各种兵器，意味着该族群已经发展到有“君长”的酋邦阶段。
(十二)漏卧
《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皆有漏卧县，应劭注《汉书?地理志?漏卧县》日：“故漏卧侯国。”汪士铎《汉志释地略》云：“漏卧，师宗东南。”金兆丰《三国疆域志》云：“漏卧介于夜郎与句町之间。”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考证：“因其(漏卧)地在句町以北，夜郎之南。”结合考古材料推测，漏卧应在今云南曲靖地区的南部师宗县和红河州北部的泸西县一带。
漏卧故地的青铜文化遗存目前发现两处，即云南泸西县的石洞村墓地和大逸圃墓地。从石洞村和大逸圃两处墓地墓群的规模，墓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观察，这个族群的社会分化不明显，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尚处于血缘氏族阶段。
(十三)其他“以什数君长”
除了见于文献的诸族群外，西南地区还分布和活动着数量更多的小族群，它们的首领被司马迁称为“以什数君长”。这些族群虽然较小，但和那些大的族群有着相同的生存方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如四川会理城河流域的粪箕湾墓葬群和大凉山昭觉河、美姑河流域的石板墓等。根据有限的考古发现，这些小族群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其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大的族群，但它们的力量还是足以在西南地区若干大族群之间保持着自己狭小的生存空间。
四、西南夷复杂酋邦之形态
根据现有酋邦和国家起源理论，以及近数十年来丰富的考古发现，古代西南夷社会向文明演进的诸多线条更加清晰。根据E?塞维斯的观点，酋邦的暴力活动是对外，而非对内，“王公之战”并不是国家意义上的战争。西南夷古代遗址，和墓葬中广泛出土青铜武器，显示出战争的频繁性、剧烈性。
C.克拉克洪(C.Kluckholm)认为物质文明要素包括了城市、文字、金属器和大型礼仪建筑中至少两个要素加上大型礼仪建筑同时出现在一个社会中，才能称之为“文明”。脚酋邦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早期国家阶段的复杂性。例如，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产生于复杂酋邦的对抗过程中，但刘莉根据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材料，发现中原夏商周国家并非产生于较为复杂的长江流域酋邦(如良渚)，而是产生于结构分散，复杂程度较低的河南龙山文化，这一特质则常被国际学界所忽略。因此，在进行是否进入文明的界定时，需要较为复杂的考量与界定。
单个物质文化要素的产生、存在乃至高度发展，并不意味着进入了文明阶段。良渚文化发达的大型礼仪中心、石家河文化巨大的城垣建筑，乃至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早期陶文，并不意味着这些遗址已经处于文明阶段。而玛雅文明虽然缺乏金属器物，却具备了大型礼仪中心、城市、文字和发达的天文数学，因此，玛雅则可被视为文明。反之，复活节岛上存在巨大规模的礼仪建筑，却缺少其它文明要素之存在，因此也不能视作文明。
在西南夷的考古发掘中，“夜郎旁小邑”的陶器上曾发现过刻画的符号，贵州威宁中水西南夷公共墓地器物上也有刻画符号之发现。而根据汪宁生先生研究，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一长方形铜片上的大量图案，属于“原始的图画文字”。也有学者认为晋宁石寨山M13的图画文字体现了滇王的“文治武功”。这些现象似乎意味着，古代西南夷可能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原始文字。但到目前为止，这些个别的观点似乎还未得到学术界的共识，因此尚不能得出古代西南夷社会已经产生了文字的肯定结论。
尽管如此，以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等滇国大型墓葬考古所反映的情况，整个社会依靠宗教祭祀的意识形态，获得了极大的整合，神权政治的精英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与暴力的垄断开始结合，并通过战争进一步巩固了宗教统治，青铜储贝器上所表现的献祭，正是战争与宗教密切整合的结果。同时，丰富的青铜武器，显示了资源、技术、劳动力已经有效组织为战争链条，为有组织系统的暴力活动服务。换言之，滇文化所显示的复杂发展水平，已经处于进入文明的前夜。根据塞维斯的理论，我们认为滇人的社会性质属于复杂酋邦，处于国家和文明的前夜。
通过对邛都考古材料及传世文献的综合研究，邛都夷尚处在文明起源时代的较早阶段，它的社会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即若干血缘氏族――七个部落――酋邦，其武装力量也是从七个血缘氏族组织的族群中产生，暴力活动的垄断性与战争、意识形态的复杂水平，均不能与滇文化相比。
?都族群内已经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型，不同类型的墓葬存在墓葬规模大小、随葬器物多寡的明显差异，根据老龙头墓葬的情况，当时的这支族群的社会至少可以分为五个阶层。发现有各种青铜武器，也有被用于宗教献祭而杀戮的死者。因此，这是一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不过，尽管?都的神权控制与暴力活动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复杂程度，但并不具备国家的水平，应该属于复杂酋邦。
有学者指出，夜郎社会的复杂化水平与滇较 为接近，其社会层化结构也较为类似。在夜郎故地的考古遗存中，不但有丰富的青铜武器、铜鼓、玉器，还有反映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套头葬”现象。此种现象，与垄断了意识形态控制的巫觋组织有密切之关联。而大量青铜钺、剑、戈、矛、刀等武器的发现，也显示了战争的频繁。虽然如此，但由于至今尚无大型墓葬被发现，所以夜郎酋邦的复杂化程度还没有达到滇那样的发展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西南夷酋邦的很多考古迹象显示了青铜文化的发达。这个现象很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即按照中原的文明起源现象，进而推测西南夷地区已经达到了中原三代时期的“青铜文明”阶段。实际上，西南夷的青铜文化是受到古蜀文明剧烈影响之后的结果，古蜀文明在独立于中原文明独自演进的过程中，本身发展出并具备了大型礼仪中心、发达的青铜文明、城市以及发达的宗教控制和暴力的垄断，是整个长江流域唯一由复杂酋邦演进为国家文明水平的社会体。因此，西南夷的青铜文化并不能被视为达到了同等条件下独立发展的技术高度。正如直到近代，凉山的彝族已经开始使用火器作战，但并不意味着这一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近代水平。
对于西南夷地区而言，以滇、邛都、?都等为代表的政治组织走在了金沙江流域各族社会演进的前列，处于酋邦向国家演进、史前向文明过渡的阶段。如果没有秦王朝尤其是汉王朝国家力量的进入，将汉文化包括铁器和政治制度在内的各种文明要素在西南夷地区作强劲扩展和传播，造成西南夷地区从史前青铜时代跨入铁器时代，并将其纳入秦汉国家体制的政治秩序之内，西南夷族群仍旧会按照自身的发展方向和逻辑，完成向国家社会的演进。换言之，西南夷的复杂酋邦已经站在了文明曙光的门槛面前。
五、小结
立足于中国古代社会自身的具体特征，结合近数十年来西南夷地区丰富的田野考古资料，西南夷古代社会的发展面貌呈现出比以前更为清晰的线条。从社会复杂化和物质文明、控制能力等综合角度而言，西南夷族群中有一些政治共同体已经独立演进到复杂酋邦的水平，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假如没有中原国家力量与文化的强烈进入，西南夷地区的许多族群同样可以独立演进到文明时代。换言之，酋邦理论既为我们解释西南夷古代社会的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和方法视野，而西南夷材料的具体研究，又能进一步丰富酋邦理论和早期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和方法。
参考文献
[1]段渝，论金沙江文化与文明起源[J].中华文化论坛，2002，(4).
[2]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3]童恩正，中国西南夷地区的古代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J].中华文化论坛，1994(1).
[4]Oberg，K:Types of social structure among the Lowland Tribes of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55，57(3).
[5]Service，E.R.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Norton，1975；Fried，M.The Notion of Tribe，MenloPark，Cummings，1975.
[6]Timothy Earle:Chiefdoms in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histofical perspective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87；“The Evolution of Chiefdom”.In:T.K.Earle(ed) Chiefdom:Power，Economy and Ide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1.
[7]Service，E.R.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NewYork，Norton，1975.
[8]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83.
[9]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童恩正，中国西南夷地区的古代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J].中华文化论坛，1994，(1).
[11]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一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王震中，国家形成的标志之管见：兼与“四级聚落等级的国家论”商榷[J].历史研究，2010，(6).
[13]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威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6，(8)；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威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贵州威宁县吴家大坪商周遗址[J].考古，2006，(8)；席克定、宋先世，贵州毕节瓦窑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7，40；程学忠，普安铜鼓山遗址首次试掘[A]，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C].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刘恩元、熊水富，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M]，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C].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威宁县文物管理所，贵州威宁县红营盘东周墓地[J].考古，2007，(2)；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6，(2)；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可乐二000年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2005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J].考古学报，1981，(2)；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威宁中水第二次发掘[J].文物资料丛刊，1987，(10).
[1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市麒麟区文物管理所，曲靖市潇湘平坡墓地发掘报告[A]，云南考古报告集[C](之二)，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
[15]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J].考古学报，1956，(1)；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J].考古，1959，(9)；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第四次发掘简报[J].考古，1963，(9)；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文管会、晋宁县文管所，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清理 发掘简报[J].文物，1998，(6)；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石寨山一第五次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云南省博物馆，江川李家山古墓葬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5，(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县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山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管所，安宁河流域大石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17]段渝，论金沙江文化与文明起源[J].中华文化论坛，2002，(4).
[18]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出土的西汉铜器[J].考古，1978，(2)；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县汉代石棺墓[J].考古，1982，(4)四川省文管会、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陇东东汉墓群[J].文物，1987，(10)；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管所、宝兴县文管所，四川宝兴汉塔山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99，(3).
[19]凉山州博物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葬和盐源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宁蒗大兴镇古墓葬[J].考古，1983，(3)；云南省博物馆保管部，云南永胜金官龙潭出土的青铜器[J].云南文物，19.
[20]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J].考古学报，1973，(2)；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管所、茂县博物馆，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A].成都考古发现(2000)[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J].文物，1994，(3).
[2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昌宁坟岭岗青铜时代墓地[J].文物，2005，(8)；云南省博物馆、昌宁县文化馆，近年来云南昌宁出土的青铜器[J].考古，1990，(3)；保山地区文管所，昌宁县大田坝青铜兵器出土情况调查[J].云南文物，1983，(6).
[23]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剑川县文物管理所，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J].考古，2009，(7)；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J].考古，1964，(12)；大理州文管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墓[J].文物，1986，(7)；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J].文物，1983，(5)；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祥云县检村石棺墓[J].考古，1982，(12).
[24]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25]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棺墓[J].考古，1981，(3)；甘孜州文化局、雅江县文化馆，四川雅江呷拉石棺葬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3，(4)；四川省文管会、甘孜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吉里龙古墓葬[J].考古，1986，(1)；四川省考古所、甘孜州文化局，四川墟霍卡莎湖石棺墓[J].考古学报，1991，(2)；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J].考古，1975(4).
[26]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27]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个旧市群众艺术馆，云南个旧石榴坝青铜时代墓葬[J].考古，1992，(2)；李跃宾，元江罗垤白堵克青铜墓地发掘简报[J].玉溪文博，1990，(3)；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边境地区(文山州和红河州)考古调查报告[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J].文物，1978，(9).
[28]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红河州文物管理所，泸西石洞村大逸圃墓地[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
[29]会理县文管所、凉山州博物馆、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四川会理县粪箕湾墓群发掘简报[J].考古，2004，(10).凉山彝族地区考古队，四川凉山昭觉石板墓发掘简报[A].考古学集刊[C]1集.
[30]serviee，E.R.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Norton，1975.
[31]C.Kluckholm，The Moral Order in the Expending Society，City Invincible:An Oriental Institute Symposium，1960.
[32]刘莉，龙山文化的酋邦与聚落形态[J].华夏考古，1998，(1).
[33]李衍垣，夜郎青铜时代的文物[A]，夜郎考[C]二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34]何凤桐，万光云，威宁中水“西南夷”陶器[J].贵州文史丛刊，1984，(3).
[35]汪宁生，试释晋宁石寨山出土铜片上的图画文字[A].民族考古学论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36]樊海涛，再论云南晋宁石寨山刻纹铜片上的图画文字[J].考古，2009，(1).
[37]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8]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1986，(7).
[39]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0]杨勇，试论可乐文化[J].考古，2010，(9).
[41]宋世坤，从赫章出土文物探索夜郎社会性质[A].夜郎考[C]三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42]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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