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路和湘子庙街 从城里去劳动路,要从西大街向西,出西城门,经过西关正街到了西稍门十字,才能看见劳动路自北朝南的牌子,十字路口以南叫劳动南路,北路位于北边。
四路汽车在南路口上有一个停靠站,但不叫劳动南路站,而叫西稍门站,此处上车下车的人大多去了劳动南路。607路由北向南穿过劳动路,开往高新区的电子城。还有许多没有路号的中巴,也从劳动路上经过。
上世纪80年代年初期,我到过劳动路,是去西关机场,那时还没有劳动南路,北路才粗具规模。南路很短,通向机场的东大门,周围是零星的菜地,有几家民航或空军的单位。
在此之前,劳动南路我是绝少来去的。印象中它只是一个与飞机有关的地方,不等走近,已经能听见巨大的引擎声。
在西安生活,我先后住过的地方有:小湘子庙街、北院门、大庆路。大学四年里住在翠花路的陕财院。工作之后,从兰州调回西安,原单位在西后地有宿舍,也在那里短暂地住过一段时间。住地的变换,多与生活有关,于我自己实属无奈。1993年底,我调进了劳动南路附近的一家单位,父母又住在大庆路,每天就在劳动路的街面走动,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
湘子庙街代表着我在这个城市生活的童年记忆。它是安静的,没有什么可以打扰它,像坛中封存的老酒。北院门处在浮动的状态,已经印象模糊。大庆路则是老家与新家的标界,就此我离开了父母,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劳动路是我现在的生活,我每天要到那里去上班,隔两天又经过它,到大庆路上去看父亲。
地方对于人在意识形成的初期是重要的。个人的记忆需要凭借它作为依托和参照。我自己心里的元素却是没有劳动路的。也许是年龄的缘故,在我开始踏上了劳动路之后,而它却很少能够形成我主观的加入。我在它的街面上。来了去了,去了来了。
西安城南和湘子庙街一带仍然影响着我。我的记忆似乎永久定格在了那里。这些年,我内心潜隐的想往便是对它的不断回溯。我在劳动路上每天重新开始,但却依赖于对湘子庙街的不断回溯。湘子庙街是始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给予了我在劳动路上行走的能力源。西安城就这么大,而我自己住过的地方毕竟更有限,真正能像种子种在我心里,成为我身体一个部分的地方,更是微乎其微,而我现在生活工作在劳动路上,也并不是对它缺乏情感关注。
我自己这些年在不断改变。成家之后的生活压力也随之增大,少了清静,多了许多无名的隐忧。从劳动路上经过,也都是来去匆忙。许多事情,于自己内心所想是本不可为的,但却每天都在眼前发生,而我还明确地知道其中的曲直,却依然顺从着,年复一年,听任着摆布,又无力改变。有时候走在劳动路上,我所经历的陌生的事情,变得更加陌生,只有童年住过的湘子庙街,还能让我感觉到平静。
自从我住在了劳动路附近,南段一带先后建起了两座过街天桥:西工大西门口的那座建的要晚,只因学校扩招,学生宿舍盖到了东桃园村,才有了必要,主要是为了方便学生上课。我每天要经过的民航天桥,比西工大的天桥要早建许多年,它在民航大厦与我们单位的大楼之间横过,我每天不得不从上面过,原先劳动南路的马路中间没有摆放铁栅栏前,我一般不走天桥,而是横穿马路到单位。现在的情况是:早上八点,从七楼下来,经过民航家属院的大花坛到东大门。向右五十米上天桥,下天桥后向右再五十米,再走四层楼梯。
去年冬天西安也遭遇了罕见的冰雪天气,下班之后,劳动路上的行人已经稀少,我在天桥上看见过一个中年男乞丐,低头跪在天桥当中,面前的瓷碗放着零星硬币和小面额的纸币。有时候乞丐是一位妇女和一个孩子。我弄不清楚他们是不是一家人,他们乞讨的时候同样都跪着,同样没有言语。后来清扫积雪的工人以为有人在天桥上堆积起了雪堆,结果发现是冻僵的乞丐。听同事说起这件事情,也没有再问是不是一个中年男乞丐或是一位妇女和一个小孩。
我在西安的生活就是由路开始的。早先是湘子庙街、北院门、翠花路、大庆路。有一段时间是莲花池街、莲湖路。还有书院门、南院门。现在是劳动路。自从高新开发区建成以后,劳动路的南端也被打通,相接着开发区里的主干道,这样绕过科技路,从唐延路上还可以通向西万公路。从西万公路可以进南山。
这些年,我的生活变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只剩下了两条路:湘子庙街和劳动路。我本以为曾经走过其中的一条或另一条,两只脚能够配合一致,步调统一。现在我时常还觉着,其中的一只脚其实一直朝前在走,另一只却在往后退,不断地朝着两个方向相反的尽头。
向后回头的路应该是湘子庙街了。还要朝前走的路一定是劳动路。两条路,一前一后,尽在眼前,原本又深不可测。这样想并不见得有趣,在我也绝无只属于个人的特殊用意。它们就是我现在身在其中的生活。
另一些人
我读大学时,买过一本小说叫《看不见的人》,一直没有时间读。后来,我的生活在西安和兰州之间辗转,不知道那本书丢在了哪里。
我调到原先的单位上班那天,母亲把我叫到当面,告诉我:“上帝时刻都看着你。他能看见你,你却看不见他。”我母亲上年纪后,身体一直不好,能走动的范围日渐缩小,内心的想法慢慢增多。她什么时候相信起耶稣,也没有告诉过我,没有见过她祷告,我们家也没有摆过圣像。我母亲不识字,更没有办法读《圣经》。但母亲有一次却对我说过:她能看见上帝。
对基督教我是无知的,只是零星在书本上看到片言只语。我们那座城市,“文革”之后与宗教相关的一切都荡然无存了,原先城中非常有名的庙宇也被夷为平地。
我对母亲的想法,心中生疑,却又不敢全然不信。她从不说过头话,凡事说到做到。她能看见我所看不见的人,能看见另一些人,也许是因为年岁大了,脑子里偶然会有昏惑的想法。
但我一直却有不祥的预感,觉得母亲反常的言语,似乎预示着某种不太好的征兆。我没有把内心的想法告诉家里人,我害怕我的担忧一旦说出,就会成为现实。我希望它们积压在我心底,最后变得无影无踪。
这中间我变得疑神疑鬼起来,生怕做错了什么,犯下忌讳,带来不好的结果。我原本是不相信鬼神的,后来我竟身不由己地跑到南城的道观去见一位道士,求他替我占卜。我还是把我的隐忧,悄悄说给我的一位精通周易的老师听,他们给我的都是宽慰,却难解我的隐忧。我的一位作家朋友,熟谙禅佛,我向他学习了看香谱的技艺,回到家净身洗面,关上门窗,把家人统统赶出去,燃香面壁,双手合十,敬对佛陀,终也无法从燃尽的香灰上看出什么。
而我愈发强烈地感觉到,有另一个人与我靠得很近,知道我在想什么,并且知道我的担忧。我有一阵子深居简出。除了上班,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只吃素食,也不看电视,目的是想避开我感觉到的另一个人,躲过我的担忧。
还有就是我原先单位的同事老卜,第一次见他,只觉得他像另一个人,具体是谁,又一直无法说清。
我在那个单位认识了老卜。我现在离开了原先的单位。如今提到老卜,我才会想到原来的单位。
我看不出我从前的单位与别的单位有什么不同。像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地方,有许多人在当中早出晚归。没有什么不好,也看不出什么地方好。只是私底下大家都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做事,嘴上又绝对不说。表面上堆满微笑,暗中伸腿绊跤,致别人于死地。大家只盯着有权人的脸色行事,至于那人是谁,并不重要。无论是谁,只要不掌控权力,皆可形同路人,皆可暗中绞杀,不带丝毫的怜惜。
老卜每天打水扫地,手头上总是忙着。我起初以为老卜是单位的杂工,后来没几天,办完调动手续,就跟老卜一间办公室工作,他做内勤:杂务、统计、总结报告、计划、接待协调等等,全他一个人干了,没有听他说过什么。
办公室工作是良心活,要是诚心做,会觉得时间不够用。但我看出了有的人特别明白,像算盘珠子,拨一下动一个位置,不拨就静候着、空耗着,喝茶、读报、斗心眼、说闲话,生怕自己亏着欠着。有的人猴精猴精的,也是一脸厚道老实的表情,但却有着自己的盘算,暗地里又懂得躲闪,表面像泥鳅一样圆滑,没有丝毫缺陷,做事情又靠谱,知道对点,脸面上常常笑容可掬,桌下面伸腿使绊子,机敏伶俐,游刃有余。老卜心实,一根筋,直轨上的车,不会拐弯,有话按心里想的照直说,又玩命地整天工作。原本办公室里几个人又说又笑,唧唧喳喳,看见老卜进来,大伙都装着忙自己的事情,不再吭声。
我对老卜有好感是因为同他一起到户县为单位采购防暑降温的西瓜。他是老同志,由他带着我和司机。老卜那天硬是不让我们在街上的餐馆吃午饭,他从家里带了干粮,我们就坐在瓜地的大树下凑合了一顿。我知道老卜是为了给公家省钱。
还有就是过春节为单位分福利菜,老卜一三轮车一三轮车从批发市场运菜回来,与老婆、儿子连夜动手,洗净剥好,一样一样归堆分类,装在一只大纸箱里,总共有十多种,又骑上三轮,带着儿子挨家挨户为同事送。记得一年除夕夜,我很晚才和妻子一道回我们的小家,看见门口的大树下站着两个雪人,一手拎着一只大纸箱,走近后见是老卜和他儿子,已经在冰天雪地里等了很久,身体被冻得僵直。他把菜搬进我的房子,头也不抬就转身走了。那天晚上,我被老卜所感动,此后跟他变得亲近起来。
人的潜意识深处残存着非常奇怪的东西: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比自己强。一群人中倘若有谁能力出众,在集体潜意识里便被视为是一种威胁,就有被逐出的可能。老卜不断受到不知从何而来的暗算,是可想而知的。他经受着许多不同的冤屈和冷眼热潮。我在那个单位对工作最深切的感受是:干也不成,不干也不成。一些人已经彻底失去了判断是非基本的标准,他们抱作一团暗藏在权力的四周,设陷阱、布机关、置暗哨、施冷箭。在群狼的效应里,羔羊的善良清洁是毫无意义的。有几次,老卜已经无力支撑得住了,他便悄悄问我:你知道我看起来像谁。我们彼此一笑,算是作答。
老卜终于一病不起,在家里休养已有月余。有一天,领导让我到老卜家里去送一封信,事后我才知道,信里装着让老卜提前内退的文件。没过多久,老卜就变得神志不清,有间歇性的失忆和疯癫的症状。我去他家看他,见他大热天里翻穿着军用雨衣,戴着墨镜和大盖帽,对着镜子行纳粹军礼。
我已经没有勇气和力气面对老卜已疯的现实,那段时间里,我的身体和心力已经疲惫绵软得像裹盖在身上的老被套絮。我清楚地看见自己像一截气道,在进气出气,却无力控制和调节自己。老卜的发疯,让我自己一时间没有了感觉和痛痒,一任地看着自己与自己隔着一层透明的薄膜,空空荡荡。
在一种无力自拔的愧疚里,我选择了逃离,不久就调离了原先的单位。但我不敢想老卜和从前的单位,极力忘掉不愿再见到的事情。我知道,我的心已经死了,无法再活过来。出于自私的考虑,我离开了老卜。
这两件不同的事情让我改变了对人的看法。我现在时常会觉着,我隐约能看见过去看不见的人和事。2000年,我的母亲去世,我独自站在她的坟头,将我有的与她多年前同样神奇的感受讲给她听,我却迟迟听不见母亲的回应。
前些日子,我在大街上远远看见老卜的儿子,大约已上了中学,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一罐煤气,惊恐吃力地赶着朝家里走。他木然老成的样子,过早地担负生活逼压又显得懂事的样子,让我的心感到有刀在撕绞的疼痛。老卜的儿子,看起来也像老卜一样自尊。这让我感到了振奋和希望。我突然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个与老卜十分相像的人。而我当时却无力走近老卜的儿子,告诉他那人究竟是谁,只是在内心里,默默地向他挥手祝福。这时候,我还确切无疑地感到:我也是绞杀他父亲的另一个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