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 1932年出生,1956年到中国作协,1986年调文化部。参编的报刊:《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评论选刊》《中国文化报》等。文艺评论集:《文坛徜徉录》《文学八年》《阎纲短评集》《神?鬼?人》《余在古园》等。散文随笔杂文集:《冷落了牡丹》《笑比哭好》《惊叫与诉说》《座右鸣》《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等,评论家自传:《五十年评坛人渐瘦》。
此辈,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奔走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在主子面前,他可能是奴才;在奴才面前,他当然是主子,在主与奴、名家与同类与弱者之间,他是变色龙。
宫自悦们的鬼心眼连同贪欲、好色与势利,一概被推向市场。在他们眼里,文坛连同名家非名家、合法非法、已婚未婚、活人死人、善人恶人、好心歹心都是商品,都可以巧取豪夺、买入卖出,一展坑蒙拐骗之方,大兴纵横捭阖之术,兼济姓名厚黑之学。要是说华威先生是官气十足的文化人的话,宫自悦们则是流气十足的文化商,他们买卖的商品既包括名家的遗稿,也包括别人的情爱和他自己的逢场作戏。
为了专心致志搞建设,邓小平叮嘱全党“不争论”,但不公开的争论时有发生,或曰“树欲静而风不止”,或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重提文艺的价值标准
时序进入90年代以后,我对衡文失常、精神不振、批评缺席的文坛现状坦陈个人意见,陆续发表了《答问》《关于文艺的方向、方针、批评标准问题》《对当前文艺的几点意见》《真话与真理》《并非“认真地理解”――评的编选工作》等文章。
1990年答《喜剧世界》问。
问:如何理解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问题?
答:受影响是事实,例如诋毁《讲话》是达摩克利斯剑。但受影响就是受影响,与自由化有所区别。至于(针对王蒙的)“‘货源不洁’论”,批评者认为它否定党的领导,查对原作上下文,怎么也对不上号。
问:有同志说“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政治服务”,对吗?
答:中央早就指出,文艺不能脱离政治,但不要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
问:目前文艺是否已经走向繁荣?
答:“繁荣”二字慎用。几位专家公开宣称“小小繁荣”“初步繁荣”“进一步繁荣”“持续地繁荣”,其实并不利于真正的繁荣。
问:什么是悲剧?什么是喜剧?
答:不论是坏人出丑还是好人滑稽,总的情调合乎道义和理性;或生存的欢乐,或自信的快活,都表现于审美的愉悦之中――就是喜剧。
或敌我不分,或善恶颠倒,或权奸得手,或无辜得咎,或命运不济,或性格相克,或悲极,或绝望,或厌世,或愤慨,或激怒,或扼腕,甚或一种失败的崇高,但都表现于净化灵魂的审美过程中――就是悲剧。
即便社会腐败,喜剧依然存在;即便政治清明,悲剧也不会消亡。
在“二为”的方向下,喜剧、悲剧都应当繁荣。
问:尽管我不尽赞同你以上的看法,但我尊重你表达言论的权利,这是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答:我有“放”批评的自由,你有“鸣”反批评的自由,真理愈辩愈明,真理最后赢得大众,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同年7月,我应邀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举办的研习会上作“有关文艺批评的价值取向问题”的讲话,后来整理成文,以《文艺的方向、方针与批评标准》为题,发表在《求是》杂志社第10期的《内部文稿》上。文章本着新时期党对文艺政策制定的新的原则精神,驳斥种种新冒尖的“左”的言论。我吃惊地发现,时势有变,谬论蜂起,连这样的言论也竟然公开地发表出来:“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质上就是为政治服务。”“在百家争鸣中,所‘鸣’者则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意识导向,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自由的争鸣和讨论;在百花齐放中,所‘放’者则首先必须是‘花’而不是草,更不能是稗草和莠草。”……难怪批评标准如此混乱!
我的文章发表后,《内部文稿》主编何望贤给我打招呼说:“《求是》一负责人说‘阎纲的文章是反左的信号,要开会座谈。’我们起而抵制!”我说:“连累老兄,实在过意不去!”他继续申辩说,此文发表在《求是》杂志《内部文稿》的“争鸣”专栏里,既然是“争鸣”,当然欢迎争论,编者开栏的本意就是让人参与争鸣,这是明摆着的事嘛!若有文章出来申明大义,把你批臭,我首先举起双手表示投降,但是,没有谁公开站出来。
贺敬之(时任文化部代部长)身边的人员见我,透露说部长对该文的不满情绪,以为你的这篇文章是批驳他的,我表示惊讶。没有啊!我明明知道贺敬之在“今后再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积极配合制定新的提法上所作的努力(新的提法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贺敬之有功啊,我怎么会批他?那人还说,领导上对《求是》杂志也有意见,认为《求是》不应该发表这样的文章。
我仔细检查自己的文章,特别注意到批驳《光明日报》上警告说“在百家争鸣中,所‘鸣’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意识导向,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自由的争鸣和讨论”时引用过的贺敬之的一段话:
1990年12月,贺敬之同志在《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几点看法》中说,“中央在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领导新时期文化工作的实践中,及时地调整和发展了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政策,比如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作为文化工作的总方针;重申‘双百’方针,明确指出在不违反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前提下,不仅文艺的不同形式、风格和学术观点可以自由竞赛和争鸣,而且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上也要百花齐放”。(见《求是》1991年第五期)
接着,我写道:
今天看来,我斗胆认为,“二百”前提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具体、最后的解决。用社会主义文艺的大方向代替社会主义文艺方针的前提,仍不能体现“二百”这一我国独树一帜的文艺方针的特征。社会存在各种复杂的矛盾,只有通过自由讨论、充分说理,才能驳倒谬误、发现真理。“二百”的动机和目的既然是为了艺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那么,“二百”方针除了以“二为”为方向外还须进一步明确它的前提的话,那么,最好在以上所述的动机、目的中去找、去概括,而不是用“二为”的大方向代替“二百”的前提。
要说我企图批驳贺敬之部长的话,可能就是以上所引有所冒犯,但不是批驳,而是希望把问题进一步深化开去。
次年4月16日,我应邀出席《人民日报》文艺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召开的“小说创作研讨会”,发言中重申上文的观点,18日整理成文,以《繁荣文艺的几点意见――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为题在《文论报》上公开发表,过后不久,《文论报》被勒令停刊整顿两个月。据闻,停刊的原因是该刊发表了两篇“有问题”的文章,拙作算是其中的一篇,主编杨振喜莫名其妙,我心里更不好受。
也就是说,1992年我发表的这两篇发难的文章,其结果,都给首发的报刊惹出麻烦。
《繁荣文艺的几点意见――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一文,1999年收入李复威主编的《90年代文学潮流大系?世纪之交文论》,列第二篇,改题为《繁荣90年代文艺之我见――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全党服从中央”的“语录事件”
1992年8月,我套用在《中国文化报》主笔时广开言路的讨论题“假若我是文化部长”,写了篇《假若我是个文化工作者》,指出当前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包括文艺家们在内)所面对的种种疑虑和模糊不清。
假若我是个文化工作者,我必须倾听各种声音,包括高人们的意见,特别是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文化官员林林总总左左右右的批示精神。到底听谁的?
一种声音认为,成绩不可低估;另一种声音认为,右而又右,1985年以来更是“群魔乱舞”。
一种声音认为,“一手抓扫黄、一手抓繁荣”,“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繁荣,一手抓整顿”;另一种声音认为,不仅要扫黄,而且要扫黑、扫白,甚至扫灰,决不手软,战斗未有穷期。
一种声音认为,受群众欢迎的作品毕竟太少;另一种声音认为,已经初步繁荣,舞台演出已经繁荣。
假若我是个文化工作者,我也一定会发现文化专业报纸上同一领导不同的声音。一位念念不忘占领舆论阵地的批评家,在1991年的《新年寄语》中号召读者反颠覆、反渗透、反“和平演变”,散文诗地呼吁:“请继续给我以支持!/请继续给我以帮助!/请继续给我以温馨!/请继续给我以力量!”在1992年庆新春的《赠语》中,却抒情诗般地取悦他的读者:“当你在黎明中苏醒,凭窗而立,晨风将春的气息拂上你的心头。请相信,这就是我的问候。/……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岔路口,都遇上一个好心人。”“我们”变成“我”,“请给我们”变成“请相信”“我”给“你”。谁是救世主、“好心人”?姓“社”还是姓“资”?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学习该二文后唯一的收获只能是:文艺的的确确繁荣了,尤其是散文诗和抒情诗。
《假若我是个文化工作者》一文发表后,这位反颠覆的、自命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高喊“向我开枪!”的英雄站了出来,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恕我无聊》说:“只要是党的决议……我就加以贯彻,过去如此,现在这样,将来也不会变到哪里去。”而且补充一句强硬的话说:“只要我还在现在这个‘阵地’上!”
我遭遇到讨伐,但心里很清楚,这不是一般的争论,必须依照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和通过自由讨论的方式才能以正视听,从而廓清其根本观念上的错误:歪批三国,误导舆论,飘忽不定而又颐指气使。情急之下,起而援笔,援笔立成,草就《一个自命“王成”的人――驳》。
《一个自命“王成”的人――驳》重点要驳斥的,是这位以“王成”自居,“一贯贯彻党的决议”,要“斗下去、斗到底”的斗士以及由他一手制造的、相当严重的“6?24语录事件”。
告别1989,进入1990,为保持稳定,中央明确指示一手抓‘扫黄’,一手抓繁荣,“繁荣文艺是各级文化部门的中心任务。”可是,“本报社长兼总编”却著文说,要保稳定,必须斗资产阶级自由化,“战斗未有穷期,决不半途而废”。终于,按捺不住,在他的具体策划下,制造了一场惊动全国的突发事件――“6?24语录事件”。
1990年6月24日第49期的《中国文化报》上,以特大号字的《中央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指示》为两版的通栏大题,刊登了文摘和语录,配发本报总编亲手撰写的大字标题的社论《全党服从中央》此举异乎寻常,当天清晨“新闻联播”播出后,朝野上下吓一大跳,纷纷打探:中央出什么事了?
与其说是“中央有关决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指示”,毋宁说是这位“社长兼总编”所代表的另一意识形态对“中央有关决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指示”的指示,命意在纠偏,指归在取代。
口口声声“全党服从中央”,编选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代中央立言,为什么事先不报告中央?
口口声声“全党服从中央”,为什么像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祝辞这样重要的文献不摘不录?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关于意识形态指示的基本精神是一贯的,为什么只挑选“1989年6月――1990年1月”这一年呢?
口口声声“全党服从中央”,声明所摘录的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为什么不摘录其他政治局常委,特别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常委的讲话?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李瑞环多次发表言论,其精神都是经政治局常委集体审定的,为什么只字未提?这不是制造混乱,损害中央集体形象吗?
口口声声“全党服从中央”,为什么不去完整地理解党的“一个中心(而不是两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而不是一个基本点)”?
口口声声大批某些人“对所谓‘新精神’感兴趣”,“总觉得天边似乎有一丝彩云是不是会来暴风骤雨,制造混乱,给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以可乘之机。”你这才是有意“制造混乱”!事后传达李瑞环的讲话说:中央决定方针政策,随时调整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否则中央为什么经常开会讲话?怎么能说中央没有新精神呢?
名为紧跟中央号召全党服从中央,实为打着中央的旗号动员全党模糊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影响极坏。所以,“6?24语录事件”之后的7月3日,中央明确作出决定:通报有关地区和部门,《中国文化报》的做法违背中央精神,违反党的纪律,是错误的,不要误解,不要误传。
中央还责由中宣部派人查清“6?24”一事的来龙去脉,提出处理意见。
我的文章回应《恕我无聊》,完全说理,对于“6?24”一事,中央明确表态并传达下来,无一事无出处,按说,也应在该报发表,但是,文化部分管《中国文化报》的副部长不同意,通过文化部办公厅主任通知我说:当然,并不是不能在别的报纸上发表。结果,全文发表在《海南开发报》上,编者改题为《自称姓马的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驳》,加上邵燕祥的一篇杂文《话说一个大笑话》,占了一整版。
事过不久,文化部公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名单,传说有我的名字,我奇怪,这位总编兼社长不是只报了他自己一个人吗?的确,只报了他自己一个人,但是文化部专家组评议时给了他个零票,我和原社长阴士先他没报,却全票通过。也不知什么原因,他最后还是评上了,不过只给了个二等待遇――50元/月。
第二年,“王成”退休,报社同事闻讯,热烈欢送。
1996年第六次文代会闭幕后,《文艺报》召开座谈会,会后,一位消息灵通人士私下里对我说:中央干预了中国文化报社的“6?24语录事件”……那小子背着部领导瞎搞,老贺并不知情,“老贺受骗了!”
这本“论文艺”不是那本“论文艺”
将近10年之后,《邓小平论文学艺术》出版。
一本书是1989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论文艺》,一本书是1998年1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的《邓小平论文学艺术》。
这本书不是那本书。
要是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继续和发展的话,那么,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续的发展,因此,编选出版《邓小平论文艺》如同编选出版《毛泽东论文艺》一样,十分必要。
所以,拿到《邓小平论文学艺术》后,我高兴,虽然来得晚了,毕竟还是来了。这本书编得尚可。
该书由“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理论体系”,将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分成6个部分,包括党的文艺方针、路线、政策、社会效益、艺术家的灵魂、党的领导与文艺等等,分法合理、得体,对于完整地、科学地理解和学习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兼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文艺理论多有帮助。
该书以“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不可能脱离政治”为指针,有说服力地阐明了邓小平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忠于原著,这是负责任的。这本书着眼于“文艺”,立足于社会主义,取材上不离题,编排上成体系,是一本名副其实的“论文艺”。
该书的附录【重要文献】,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江泽民的《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作为三代党的领导人关于文学艺术的纲领性的文献连缀成集,增强了党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从诞生到继承到发展的历史纵深感。
然而,十分奇怪,2000年10月26日通过的《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中依然列有“那本”《邓小平论文艺》!更加奇怪,2007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定《大学生必读书目100本》,书目中仍旧列有《邓小平论文艺》:“《邓小平论文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该书出版已经18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成型和发展,而且《邓小平论文学艺术》早已出版,教育部这样的行动,到底要把新时代的热血青年引向何方?
猴年说猫,还有华威先生
1992年,猴年,我的本命年。转眼60岁了!
步入老年,多么可怕!
家父在堂,86岁,在下不敢言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可参加可不参加的社会活动一概婉拒,自己几十年来形成的一套生活习惯该冲破的就得冲破。我自己吃饭简单,只要有面食和辣椒就成,但给父亲的饭食必须清淡多样;我自己不爱洗洗涮涮,但每天晚上10点钟必须把水温适度的烫脚水恭恭敬敬地放置在电视机对面父亲的脚下;我即便再忙、再累,也要在父亲烫完脚后立即将水端走倒掉,必须等电视机屏幕出现“再见”时将电源断掉。
父亲来后,我的生活全部打乱,又当孩子又当保姆,是60岁的儿子兼保姆,我乐意,我多方位多侧面地异化本我,所以,当父亲读书看报写作时,我感到自己远不到倚老卖老的时候。
8月14日,年届花甲,似水流年,不急不躁。日前,儿子和女儿要给我做寿,说“60大寿不可不过”。我不客气地训了他们一通:“我什么时候过过生日!……乏善可陈!”电话的对方颇感委屈和不解。翌日,儿女又来电话,质问道:“你说过,活到60大宴宾客,自己许下的愿竟然忘了?”
孩子们说的一点不假,有这么回事。1979年7月,在协和医院,我的胃部恶瘤手术。原计划全胃切除,将食道和小肠连接,每顿吃一两饭,进食后有痛感,饭后只能平卧。手术有危险。但是,情况比预料的要好。主治大夫的手术刀非常高明,神不知鬼不晓,竟然使我的3/5的胃得以保留,真不知怎样感谢他们才好。术后,卧于病榻,医生鼓励我鼓起驾驭生命的勇气,我说:“那就争取活到60岁。”医生说:“不成问题。”闻之大悦。我保证说:“活到60,1992年,我请客,大摆宴席,首先恭候诸位医师大人!”
正是这3/5的胃支撑这羸弱之躯挣扎奋斗了13年――整整一个“延安时期”,比“8年抗战”还长。固然,13年,只不过我的一个短暂的人生段,但生活内容驳杂,悲欣交集,生命力顽强,艰难却有意味,极富戏剧性。我烧香念佛也不敢想入非非,鬼门关前居然一个大转身,一来二去,忝在了健康老人之列。
生日那天,冷冷清清,照例的粗茶淡饭,正常的刷锅洗碗。天气仍然很热。
儿子送来一只白猫,说没有给老爸过生日,过意不去,这只猫权当生日礼品,没事时逗逗玩玩、解解闷儿。
我和老人都不喜欢猫,特别是猫的那副媚态软骨头,猫不如狗。
女儿又送来刘心武的新著《风过耳》,也说是给我解闷。我并不沉闷呀,一天的事情做不完,而且生性好静,你们忘了?但《风过耳》来得是时候,里面的故事热闹,备写文坛风流。宫自悦、匡二秋、简莹、欧阳芭莎这伙“新潮”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这伙人物我们见多了,人见人骂,人人又拿他没有办法。
不久,儿子又送来一只猫,刚出生不久,黑白相间,毛茸茸的一副憨态,精灵般的。
两条生命!每天,我得从17层楼上下来换土,顺带搜罗些鱼头鱼尾鱼杂碎做猫食,不胜其烦。屋子里尿臊味越来越大,给老人做饭还得给猫煮食;特别是两只猫求食时喵喵叫的那副嘴脸,实难忍受。尤其是一对男女的嬉戏以及其充满诱惑的尖叫使人烦躁不安,但屡禁不止。后来,它们对我的殷勤逐渐降温,而且越来越不畏呵斥,绝对无视我的存在。它们经常跳上我的书桌抓碎稿纸,经常窜上饭桌在父亲的莱盘里争荤。我烦透了这对“狗”男女,一见他俩就像遇见宫自悦和匡二秋。我准备读完《风过耳》后将二猫送人,免得不间断地产生不愉快的联想。
不几日,又一个讨厌的人物闯进我的生活,就是华威先生。为了编书的需要,我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不期而遇。要说做人,华威先生让人讨厌;作为艺术典型,华威先生让人叫绝。
华威先生整天忙于开会、赴宴,是职业的“会议阀”。他一天开几十个会,所以来去匆匆,总是迟到早退。谁不请他开会,谁就是“秘密行动”,要追查背景。他总是坐着一辆光亮的车在街头闪电般地疾驰。他永远挟着一根老粗老粗的黑手杖。他始终以热心抗战的面目和庄严的姿态出现在各种各样的集会场合。他是大后方官场的宠儿,又是国统区官气十足的文化人。他煞有介事地为抗战奔波,实际上是鬼混其中成了抗战的障碍。他浅薄、庸俗、无聊,令人喷饭,却装腔作势,附庸风雅。他到处伸手,然而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放下《华威先生》,再拿起《风过耳》,官自悦之流也不示弱。此辈,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奔走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在主子面前,他可能是奴才;在奴才面前,他当然是主子,在主与奴、名家与同类与弱者之间,他是变色龙。
是呀,他宫自悦五十大几的人了,为什么活像个‘小字辈’似的,活蹦乱跳于这个老、那个老之前?为什么每天不辞辛苦东奔西跑,到这个场合中那个场面上频频亮相曝光?又为什么一会儿任这套丛书的挂名主编,一会儿任那个社会活动的倡议者和发起人?为什么忽而同这个人结盟,从调情瞎逗到签订委托书,似乎好得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忽而舍此就彼,把原结盟者视作陌路乃至反目成仇,又与新友如胶似漆打得火热?
华威先生有后,后生可畏,他们都是“会议阀”,好摆官僚架子,自诩正人君子,都是文丑。但宫自悦们尤甚于追慕名位的华威先生,追名逐利,情系官场,一身的荤腥。宫自悦们的鬼心眼连同贪欲、好色与势利,一概被推向市场。在他们眼里,文坛连同名家非名家、合法非法、已婚未婚、活人死人、善人恶人、好心歹心都是商品,都可以巧取豪夺、买入卖出,一展坑蒙拐骗之方,大兴纵横捭阖之术,兼济姓名厚黑之学。要是说华威先生是官气十足的文化人的话,宫自悦们则是流气十足的文化商,他们买卖的商品既包括名家的遗稿,也包括别人的情爱和他自己的逢场作戏。
公白猫又同母花猫做异性的追逐,小姐大呼小叫冲着我求救,很快地,小姐又同公子齐声向我讨要,惊恐立时变成软语,憨态可掬,妩媚可掬,谄谀可掬,顷刻幻化为文场、官场、情场、赌场、商场上一些颇为熟识的面孔。
这两只猫,我是决计不能留了,急忙贴出告示,上写:
今有白猫(公)、黑白花猫(母)各一只。身体健康,活蹦乱跳,善解人意。愿无偿捐赠爱猫的主儿。有意者请到本楼1701室叩门。
1992年,《神?鬼?人》一书出版,由于序言里透露了我在时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说了些继续直面现实、坚持解放思想的话,又是我60岁的本命年,因而受到“60年人生丛书”编者的关注。我接受了他们的采访。
我刚刚推轮椅接父亲剃头回到家里,他们就来了。我赶忙搀扶老人进房卧床,然后将蔬菜浸泡在水里。我说:“我得学老莱子在87寿星的膝下当小孩子逗老人取乐,你们莫怪。”
来者对宋遂良为《神?鬼?人》所写的短序感兴趣,他们每念一段,让我作一番注释。宋序的全文:
阎纲一介书生,半生顿踣,平日待人温文少语,为文往往锋芒逼人。他以情为文,以气为文,属诗人型的批评家。勇敢的判断,敏锐的思辨,火热的感情和令人会心一笑的智慧,使他的文章独具魅力。
如此气质,在历史大转折时期,能不顺乎潮流,合乎人心,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敲响黄钟大吕?三中全会之后那几年,他精神抖擞,思想解放,不顾胃癌的危险,忍受精神的折磨,呕心沥血创办刊物,赶写文章,倾心于文风文体改革,扶起大量中青年作家,做了不少好事。
有段时间,旧论新说难辨,文坛相对沉寂,阎纲在《文艺的方向、方针、批评标准》和《繁荣文艺的几点意见》等文中,力陈党的路线,特别强调“左”的危害,再一次表现了面折廷争的批评家的勇气。
早几年,某年轻人嘲讽阎纲等操的是“锈迹斑斑的武器”,近年,年龄大点的又斥责阎纲不识时务。
阎纲似乎是个悲剧式的人物。
龚自珍有诗云:“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其阎纲之谓乎?
1986年10月,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群英荟萃,盛况空前。大会多次请为新时期文学立过大功的阎纲等上主席台就座,全场一片掌声,阎纲却逃遁了。后阎纲多次发表讲话,赢得持续的掌声。
历史是公道的。
呐喊的阎纲是不会彷徨的。
这本选集便是一个纪录。
他们问:“你高而瘦,没架子没脾气,甘于独处,爱开几句玩笑,但好像乐不起来,总觉得有个什么东西堵在心口上似的,对吧?”
我说:“肾上腺不大好,正查CT。”
“你的著作却贯穿着防‘左’的倾向,热情、敏锐、犀利,特别是近几年,大声喊了好几声。……这是为什么?”
“1990年至今,我没有上班。毕竟编过几年报纸,报人的脾气不改,关心时局,捕捉信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给我60之躯注入了新的生命。”
我没有多谈自己,只承认中国文学流过血,“义愤出诗人”,“诗可以兴、可以怨”,时势造人,性格决定命运,自己也是一部长篇小说,云云。
问我文学的前景如何,忙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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