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航 1969年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大专学历,1987年参加工作,现为《中国石油报》驻抚顺记者站记者。辽宁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石油书法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北大中文论坛散文原创版主。
人的一生其实是不断地失去自己所爱的人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最大的伤痛――这是张洁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写下的文字。在妈妈葬礼后的答谢宴上,我想对亲朋好友说的,也只是这一句:世上最疼爱我的人走了。这些天,一直沉浸在这样的感受里,难以自拔。北京的朋友发短信宽慰我:我们都爱你。好像受到了某种暗示,思绪便从妈妈生前点滴生活细节的追忆中,转到了对于另一件事情的玄想上――我父母之间的爱情。
父母之间的爱情,在孩子眼里,好像是家庭生活中最大的秘密。在东方人的家庭生活习惯上,成年人的情感生活,对于孩子们,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差不多达到了密不透风的程度。用古人形容书法布局的话来类比,也一点不为过,的确是达到了“疏处可以跑马,密处不可容针”的境界。可以跑马的,是夫妻间情感的持久热烈;不可容针的,是旁人的觊觎和外在流露。尤其是四十年代出生的上一代人,在情感表达上,愈加深沉而内敛。我们看到的,永远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琐事和磕磕绊绊的细节摩擦以及他们之间没完没了的彼此报怨。许多孩子在有自己的家庭之前,都不相信父母之间还有爱情。好像只有看过了外国电影,读过了爱情小说,才知道什么是爱情。那么,现在的孩子是否会坚信,在没有网络之前的所有人,都不懂爱情呢?
在许多人眼里,父亲是个难以接近的人,黝黑的脸上满是因毛囊炎生出的疙瘩和麻坑儿,加上一双剑眉,不怒而威;更因为性情刚烈、处事耿直而多出一团正气。其实,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很英俊的。我们家的影集里,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身穿一身黑料子中山装,梳着整齐的分头,身后是天安门,真正是雄姿英发。即便是许多身穿粗布工作服,与同龄工友们在一起的照片,父亲也是其中最帅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梳着一条粗黑的长辫子,那张侧身小照,笑得灿烂而古典,比他们同时代崇尚的李铁梅,用今天的审美来看,不知道要漂亮多少倍。那时候,父亲是厂里人事科的干事,母亲是办公室的打字员。父亲不止一次说起过年轻时借到石油部的事,他的珠算,在同行里很有名气。当时,还没有计算器,更别说电脑,数据统计全靠算盘。即便到了晚年,父亲的口算也是又快又准,年轻人也跟不上。我想他在天安门前的那张照片,就是在北京工作时拍的。后来,那里准备留他,他却推脱老母亲需要照料,硬是回来了。父亲的确是个孝子,爷爷三十几岁就过世了,是奶奶一手把他带大的。但我想,父亲更是为了爱情而作出那样选择的。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结婚,爱情是需要牺牲的。
母亲说起和父亲恋爱的情景,只谈到过一个细节,他们一起随机关去参加劳动,在从大卡车上下来时,平时很矜持的父亲,却一把把她抱了下来。那样的场景是不难想象的,山野间山花烂漫,几辆解放汽车从尘土飞扬的山路驶过来,停在山麓前,一群身穿蓝色工装的年轻人,从汽车后车厢扔下铁锹、铁镐、铁锤等劳动工具,嬉笑着,纷纷从后车厢跳下来,阳光把他们年轻的脸庞,映得异常红润。我想我的父母,在当年那群年轻人中,就像武侠剧里的郭靖和黄蓉,走到哪里,都会引来羡慕的目光。
事实上,我父母的几十年婚姻,在他们同龄人中,始终是令人羡慕的。他们也倍感珍惜。回想起来,父母在他们的时代,用今天的话讲,一直是时尚达人。同样是家徒四壁,他们却能白手起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一年一番新气象。父亲用钢丝拧弹簧,做出了整条街第一对沙发;他用刨、凿、锯、斧,打出了当时腿最多、最时尚的全套家具,当时在廊坊工作的舅舅,求他打的大衣柜,用汽车运过去,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左邻右舍纷纷效仿那种新样式,但就是弄不懂那个滚门是怎么设计出来的;他跑遍全市五金商店,用一张电路图,安装了整个楼第一台十四寸电子管电视机,每天晚上来家里看电视的邻居,把家里变得像个小剧场;他还把黑白结婚照,放大后,自己上色,挂到墙上,当年来家做客的朋友们,都以为是出自大相馆的手笔呢。在本职工作上,他们也始终是出色的,一直是单位领导,口碑好,受人尊敬,在《抚顺石油三厂厂志》和《人物志》上,记录着他们的工作业绩。父母之间的爱情,的确是深沉而持久的。我在其中感到了生命本身的命运力量。
他们生前最爱和我说的,是与我出生有关的话题。据妈妈讲,当时她的预产期比朱姨要早,与我一起长大的爱东,却提早降生了,而我似乎在等着什么,直至来到后来老伴儿工作的那家医院,才在阴历四月初八的那天中午,走到这个世界――我是站生的。为此,妈妈打了强心剂和用上了氧气。当天的那个大产房,有十几个刚出生的孩子,我是唯一的男孩。那时候爱东已经降生三天。二十多年后,他提早结婚,然后通过他的妻子――小毕,把她的同学介绍给我,成为了我的老伴儿。而我在母体里多逗留的那些时光,或许是迷恋母体的温暖和在羊水里游泳的欢畅,所以与他同时学游泳,要比他学得又好又快。再后来,他去了上海,在我也有机会去那里的时候,我征求妈妈的意见――那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看妈妈的不舍样子,我打消了离开抚顺的念头。现在看来,这样的决定同样包含了宿命的力量,要我在妈妈最后时刻陪到最后,去偿还在我出生时对妈妈的折磨。
身体看上去一直很硬朗的老人家,不曾想隐藏着这样大的病患,做儿女的真的觉得很愧疚。2009年从初一到十五,老人家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前期检查就去了三家医院,从初六开始住进了医大二院。住院的半个多月,不知是怎样过来的,姐姐和妹妹的情绪一直在波动,但在妈妈面前,都要尽量不留痕迹,安慰她做完手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从术前检查,妈妈就没吃什么东西,加上灌肠和只允许吃少量的流食,那条一尺多长的S型刀口,如同划在我们身上――再多的营养液,都显得微不足道。分两次托朋友搞来的那些白蛋白,医院先是不让用,怕有质量问题,后来签了保证书,才算同意。在睡梦中依稀还会出现那幢住院大楼,在午夜时分亮着昏黄的灯光――我常常在妈妈熟睡后,去电梯口的扇形走廊里抽烟。从那里望出去,沈阳的夜色很苍茫,星罗棋布的高层建筑上的灯光,像金属丝线焊接在一起,满满的,让我想到妈妈腹腔里的那些块垒。我从那里来到了世上,不到四十年,那里却危机四伏,所有的花朵都枯萎、凋谢了――我们生命的源头,竟是如此脆弱。
妈妈出院后,每天中午,我还像平时那样到她那里坐坐,姐姐和妹妹对妈妈的起居饮食照顾得很周到,妈妈的精神也很好,面色也红润了很多。真的希望这一切只是一个梦,一切还像往常一样。可半年后,不得不去市肿瘤医院陪妈妈化疗了。妈妈的病情反复,越来越厉害,有一次放出的腹腔积液,有七瓶之多。去省肿瘤等几家大医院咨询专家,化疗是最后的医治手段了。姐姐从沈阳搞来的那些中药,没有多少疗效,不得不告诉她真实的病情了。妈妈比我们想象的要刚强很多,除去知道真相的当晚睡得不很安稳,便坦然面对现实了。这样又过了一年,比医生说的只能坚持半年的最后期限,这一年,是妈妈的生命毅力和我们的努力,从死神手中争得的时间。到了最后两个月,老人家已经二十四小时离不开人了,喝点稀的,也要吐上很久,水都难以下咽,全靠输液维持体力,人瘦成一把骨头,很像父亲七年前夏天的样子。好在神智一直还很清楚,渐渐就熬不住了。妈妈过世的最后一刻,紧紧拉着我的手,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说: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叫妈妈。听到我的呼喊,就再也没有说一句话,不久就过世了。
母亲的离去,单纯是病魔的纠缠吗?母亲一直是很刚强的。父亲退休不久,就患上了绝症,母亲毫无怨言地陪在身边,照料一切,长达两年之久。作为儿子,自己当时也三十多岁了,却很不懂事,只为自己那些不着边际的想法所痴迷。好像有母亲在,什么事都有依靠,只是在父亲要去医院的时候才去照应,其他时候都是母亲在操劳父亲的起居。在SARS横行的那年夏天,父亲过世了。我写过《三十五岁的告别和两首诗》那篇祭文,好像一下子就懂事了,妈妈成了我最大的精神安慰,一有空就去看妈妈,中午吃过饭就去那里坐坐,还对许多朋友说,尽孝要趁早。当时也觉得妈妈从父亲的伤痛中恢复得很快,每天早上都去楼下舞剑,晚上去小广场跳健身舞。特别是在看到妈妈住的地方暖气不好,我和姐姐、妹妹,都动员她把老房子卖了,买套新房子。在办手续的时候,我们都放弃了继承权,让她老人家在第二年如期搬去了宽敞明亮的新居;生活环境越来越舒适后,我们又鼓励她尽量去散心,今年登长城、明年上峨嵋,每年走一个地方,只要她高兴就好――但似乎爱真的有天意,尘世的安逸,也无法阻挡隔世的牵挂。现在我还记得,我问父母为什么把我的婚期定在初冬的那一天,而不是阳春三月,或是金秋时节?父亲笑着看了一眼母亲,母亲会心一笑,并没有回答。后来,我才恍然大悟,那一天,是母亲的生日。
母亲病危的一天早上,她很清醒地告诉我:“你奶奶走的那天是六月十日,你爸爸走的那天是七月七日,我也快走了。”妈妈去世的那天,正是在六月十日,在父亲辞世七年以后。或许这七年来,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都会望着天上的月亮,默念白乐天的那两句诗:七月七日长生殿,此恨绵绵无绝期。母亲急切地要在端午之前,去见父亲,一了七年的思念,从此再没有七月七日的哀叹。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牵手在龙山之上,重温他们山花烂漫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