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北大。的确，曾经有太多思想光泽，让北大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符号。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令人内心激荡的北大传统，现在已经笼罩上沉厚的暗影，让这片天地原本充满自由与个性的空气越发稀薄。
这样的空洞与压抑，现在就聚焦于“北大将对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这件事上。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查晶表示，主要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作为一个专业术语，“会商”透露的“调整、统一、控制”意味不言自明。
“北大，已经不是以往的北大。”这是网友发出的沉痛叹息。其实，这些年有关北大传统沦陷、精神不断矮化的事情层出不断，也一次次激起有关北大精神坍塌的讨论。特别是一次次高居大学排行榜之首，让北大越发傲慢与偏见，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越来越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北大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也就根本不值得奇怪了。尽管北大此举引发巨大争议，多数学生并不认同，但也有北大学生如此表示支持――“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应该将他们送到疯人院去”。如果北大从上至下真的都走到不能接受批评意见的地步，毫不讳言地说，北大传统必将彻底坍塌。
关于北大传统，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傅斯年这些北大校长们曾经做过太多表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仅以蔡元培这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就把自由主义是北大传统说清透了。不过，我更喜欢的还是同为北大校长胡适对学生发出的那句激情吁请―――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这是北大校长蒋梦麟说过的话。他还描述过北大当年的情形，“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教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面对这样生动的场景，真的不知道现在北大那些要把偏激学生 “送到疯人院”的干部与学生，会不会一脸羞惭。
北大对“思想偏激”的学生进行会商，说到底，就是扼杀个性自由，戕害独立人格。在北大学工部那位副部长看来，“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就可以被界定为“思想偏激”。这一次，我真的被这种官场思维与数字逻辑震惊了，难道说“两毛”就属于偏激，到“五毛”就属于不偏激吗？呜呼，我实在无话可说。这里我只想向北大师生，特别是那些表示要把思想偏激的同学“送到疯人院”的学生推荐两部老电影―――《飞越疯人院》与《肖申克的救赎》。
宽泛地讲，这两部电影里都是在说逃离挣脱去追求自由人性的故事。不论是被飞越的疯人院，还是肖申克逃脱的监狱，都曾被赋予太多体制秩序的隐喻。《时代》周刊对《飞越疯人院》的评价“向体面阶级社会的陈规以及支持这些陈规的看不见的统治者发出的愤怒抗议”；而《肖申克的救赎》里被错判入狱的安迪没有去像狱友那样“适应”看似绝望的生活，他相信“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
北大会商学生，我们会商北大。如果现在北大还要会商，不妨就去会商一下自己如何“飞越疯人院”吧。就像电影《飞越疯人院》的主题歌唱的那样：“你是否需要力量抵抗这疯人院/和我一起飞越这疯人院……”学者刘军宁曾说：“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捍卫自由。”悲哀的是，曾经为别人争取自由的北大，现在竟然沦落到要别人为它争取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