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刚刚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宣示以改革促发展的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胆探索，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从《政府工作报告》全文看，“改革”一词出镜高达近70次之多。
这多少让人一下子“穿越”到20年前的“东风吹来满眼春”！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一系列新论断，以大智大勇继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国策后再次掀起改革开放的新高潮。20年后，中国改革到底要怎样走？
时代巨变，如今中国的改革遭遇更加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任务不是轻了，而是重了，甚至更难了。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原本遵循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容易啃的骨头都啃了，留下来的往往是硬骨头。
近些年，有些人对改革产生了怀疑，这可能源于改革以来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比如日渐拉大的贫富差距已成为最难回避的事实。此情此势，改革应如何推进？“等”和“靠”不行！20年前邓小平表达了改革要勇往直前的态度，现在胡锦涛总书记也在强调，改革开放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易经》有言，“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此话甚好。一个真正有历史感的人，无论是看问题，还是办事情，都可以从历史中寻解。其中，戊戌变法对当代改革最有启发意义。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内忧外患，举国忧愤，有识之士纷纷上书，表达图强之意，有史学家称为“乙未大上书”。乙未年的改革热情和改革呼声，不仅止于民间，甚至连统治阶层亦寄望于改革。但光有热情不行，变法维新具体到操作，着实需要思量。做不好身家性命堪忧不说，更是要误国殃民。不幸的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显然不够成熟，最后仅存百日而夭折。
光绪皇帝虽怀揣强国富民的浪漫理想，但在变法的103天中，颁发的谕旨竟达280余件，其中明确具体办法批准实行的175件，令人难以适从。而光绪皇帝任用的变法大员康有为亦极为激进。变法不久，一日在颐和园东宫门内朝房等待面圣时，康有为碰上了时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且是慈禧心腹的荣禄。荣禄问：“我知道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可一旦骤变乎？”康有为忿然作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从光绪到康有为，抛开特殊的人为因素，如此冒进和急于求成的做法，也注定百日维新的结局不待龟卜，自见分晓。中华大地再次错失通过改革图强的历史契机。
历史教训一再表明，改革一旦激进，不仅达不到改革目的，反而容易出现倒退。现在，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在如此重要关头，更要善行多思，在稳中推进。
改革，说到底，一方面要积极和主动，意志明确且坚定；另一方面要忍耐和妥协，手法婉约而渐进。
改革到底应该怎样推进？激进如李敖先生者，吃透人世沧桑，说过一句颇有哲学智慧的话：纵观历史，一个“拖”字定天下！西方经济学有个概念，叫“帕累托改进”，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行为改变，没有输家，而至少有一部分人能赢。如果一种行为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不管是否带来更大的整体利益，都不是帕累托改进。所谓“拖”，就是不做非帕累托改进的事，不做有害任一方的事，事情若是有害对方，宁可不做，悠着，如此，自然也就只做帕累托改进的事。当前中国的改革，既不能等，也不能急，要懂得拖，然后拖中待变、拖中求变、拖中促变、拖中寸进，最终实现帕累托改进。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改革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