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人类精神史上有两件事是关于人类灵魂的事业：一是宗教，一是诗歌。好多年以前，我在一篇题为《诗歌精神与我们的写作》的文章里有过这样一段话：“诗歌创作是关乎我们灵魂与精神的事业，因而我一直认为，包含了诗人的人格立场、诗歌品性、灵魂与精神向度的诗歌文本精神，应该成为我们最终衡量一首诗、一位诗人的标准和尺度。”
时间过去了十多年，我的创作几经起承转合，在文体和文本上发生了不少调整和变化，但对灵魂世界的关注，对内心感觉的沉迷，对一种高贵、善良、纯洁的精神状态的维护，一直是我试图抵达和完成的诗歌理想。于是无论感怀、畅想、慨叹、独语，我的诗歌里总是走动着一个让我仰望终生，却至今无法与之比肩的苍茫背影――那就是我所向往的对一种高迈伟大，尖锐沉智，智慧淋漓的高尚灵魂的膜拜与追求。我写阳光和黑夜，写开绽的桃花和冰雪的大地，写巨大的寂寞和短暂的幸福――在对立、矛盾和水火不容的现实中，我不断地逃避苦难和痛苦，却从来都无法摆脱神秘的宿命黑暗庞然阴影的追逐和笼罩。尼采说：“一切生命的本质就是苦恼.。”佛也说：“人生是苦。”我的灵魂，远没有达到尼采和佛的高度，但我清楚，是诗歌的指引，让我落满尘埃的灵魂，始终都拥有一种向天堂努力的意识和力量。既然要努力，就需要承担和放弃。我所承担的，是世俗的精神碎片在我的灵魂深处和精神高地留下的伤痛；我所放弃的，是世俗生活里垂首可及的幸福，还有廉价而实用的赞美与倾慕。与诗歌结缘的这二十多年，我成功过，真正地快乐过、真正地幸福过，但面对这个人格沦陷、良心泯灭、私欲缠身的世道，短暂的欢乐消失之后，我仍然要面对的，是漆黑的夜晚苍茫的恐怖和无尽的孤独。这种孤独让我能够体验一种深沉、深刻的生命，也让我借助诗歌的光芒，一天比一天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人类灵魂的隐秘。所以，痛苦与孤独，是我这些年来生活的主题，也是我进入诗歌创作状态时最亲密的伙伴。
一度时期，我曾经将写作视为生活。在贫穷而艰难的生活中，我和朋友们一起酗酒、流泪、在大雨磅礴的午后在大街上狂奔呼啸，一个人在浩大黑暗的深夜盲目地坐在秦岭北侧渭河上游一条穿城而过的小河边，苦苦冥想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现实。那段时间，我写下了长诗《海葬》，组诗《死亡之夜》。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我的内心就这样在现实和理想的遭际中历经沧桑。以至于到了后来，我不得不将曾经燃烧我生命和灵魂的诗歌暂时搁置了一段时间――在我看来，真正伟大的诗歌，不是用笔写就的。一个诗人只有像海子、昌耀那样，把自己的生命、生活、精神和灵魂都熔铸到创作里，才有可能写出触及人类灵魂真相的作品。回顾自己，我发现自己虽然志存高远，但面对生存的巨大压力，我既没有海子的才华，也没有昌耀的深邃，为了生活和生存，我甚至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几年时间，不敢正视诗歌那犀利透彻的光芒。
疏远诗歌的那段日子，我试图以阅读、散文创作和脚踏实地地投入俗世生活来减轻内心的寂寞与隐痛。然而，当一天的喧闹和纷乱过去之后，面对茫茫夜空，明灭的星辰，我的内心依然会被更为巨大的孤独和痛苦包围。这种日子过得久了，我忽然发现，失去了诗歌，我的灵魂就失去了飞翔的翅膀，我的内心就失去了驱散阴霾的黎明。尤其是在发现自己原本就不能真正地介入到一个俗人所津津乐道的那种生活之后，我才真正清楚了诗歌对于我，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而是支撑我生命的另一种呼吸。没有了诗歌，我的生命会变得模糊不清，我的生活会变得无所适从，我的精神会变得空洞而凌乱。
于是，在疏离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三四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过去。新世纪开始，我的诗歌创作从外形和精神上，似乎变得平和节制了许多，但时间积淀下来的那种对人类灵魂和精神向度的追迫并没有停息。因为在我看来，诗歌之所以成为人类精神史上与宗教一样高居在人类头顶的不落的太阳，正是因为她可以拯救沦落的灵魂，照亮落满灰尘和污垢的精神，并提示人们向往一种温馨、温情、真实、真诚和善良的生活。这些年来，面对诱惑、打击和绝望，我虽然内心布满创伤，但我依然能够坚持不懈地固守着做人的底线，我想这不是我的理智对我的挽留，而是诗歌精神的光芒太透彻、太尖利、太跟我形影不离了。即便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当我试图背离良知和道义的时候，我都会听到一个隐约的声音在灵魂深处不可置疑的劝导和警示――那是诗歌的声音，是上帝和佛的密语。更多的日子，她就居住在我灵魂的某一个角落，与我的生命一起一天一天地过着每一个日子，而一旦在我失去勇气和力量的时候，她就会神一样从灵魂的暗处站出来，拨正我的方向，警醒我迷糊、盲目的精神。
所以，对我来说，诗歌就是我的灵魂，而创作则是我激发、复活、审视自己灵魂的过程。对于我此生来说，我永远都不可能写出抵达人类灵魂深处的诗歌，但有诗歌相伴，我的灵魂就不会死亡、不会沉睡、不会被尘埃所淹没。因为我还记着希勒所说的那句话：“诗的精神是不朽的，它也不会从人性之中消失。除非人性本身消失，或者人作为人的能力消失，诗的精神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