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贫益式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是人的发展经济学领域最新提出的两个概念，旨在重铸第三世界国家新世纪以来的发展目标。消除贫困，促进穷人的全面发展和倡导全社会机会平等、成果共享分别是贫益式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本质要求。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可通过实施一揽子益贫式和包容性政策工具改变原有发展路径，彻底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和两极分化的发展格局。
[关键词]贫益式增长；包容性增长；发展中国家；政策要义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2-0031-04
消除极端贫困和不平等是新世纪联合国所实施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两大主要内容。而经济增长的源泉与经济增长的结果一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两大主题。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代表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越来越受到各界的质疑，后凯恩斯主义学派重新呼吁发挥政府对市场缺陷的弥补作用，这给一直崇尚“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涓滴经济学”的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新世纪以来，以联合国(UN)、世界银行(WB)、亚洲开发银行(ADB)为代表的一批国际组织开始致力于研究和制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性发展方案”，并先后提出了贫益式增长(Pro-poor Growth)和包容性增长(Inelusive Growth)的概念和理论框架，通过实施一揽子政策和发展规划，达到进一步消除贫困、实现收入分配合理化和社会公平的目标。目前，倡导机会平等、全社会共享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在第三世界国家达成普遍共识。
一、贫益式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内涵界定
(一)贫益式增长的内涵
贫益式增长(Pro-poor Growth)概念源于Chenery和Ahluwalia(1974)所建立的增长利益再分配模型。至20世纪90年代，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都在其研究报告中不同程度地使用了贫益式增长的概念，但其本质界定依然模糊，因此贫益式增长是在被动的没有定义的情况下被提及。之后，联合国(UN，2000)、世界银行(WB，2000)和OECD(2001)给出了贫益式增长的一个相对广泛的定义，即认为贫益式增长是这样一种增长：它产生了重要的贫困减缓，从而更有利于穷人，以便改善穷人对机会的利用。但这一概念依然没有阐释穷人贫困减缓和穷人机会改善的标准。新世纪以来，众多发展经济学家们在致力于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富差距的研究中，逐渐对贫益式增长的含义的界定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如表－1所示，不论是以White(2000)等人为代表的绝对贫益说，还是Ravallion(2003)等人倡导的相对贫益说，都强调穷人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但不同的是，绝对贫益说要求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同时具有双重贫益特征，比相对贫益理论具有更加严格的条件约束。同时，这两个理论由于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分配前和分配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而Felipe(2007)的理论过于强调免除资本对劳动要素的剥削从而丧失了在当今广泛的资本主义经济内实现的客观价值，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要求实现穷人的普遍就业且劳动力的工资增长速度大于资本报酬增长速度也很难实现。因此，对贫益式增长的理解，必须把握住其内涵特征。世界银行(WB，2006)和Kraay(2006)给出了实现贫益式增长的三个主要特征：(1)社会平均收入的高速增长；(2)穷人在社会平均收入增长中具有高敏感弹性；(3)在收入增长中达到减少相对贫困人群数量。三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简单概括起来，贫益式增长的前提是经济总量规模的高速扩张，贫益式增长的结果是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从狭义上来说，它强调的是收入流的穷人倾向；但从广义上来看，贫益式增长更重视社会机会获取的穷人倾向，使得穷人自身得到发展。总体上来看，Son(2007)对贫益式增长概念的阐释更加接近其本质内涵，即贫益式增长首先应该减少贫困，同时利益的流向应该与贫困人群为主。亚洲发展银行(2006)的研究认为：按平均每人每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计算，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全部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9.5亿下降到了2005年的6亿；若以平均每人每天2美元计算，贫困人口则由1990年的20.5亿减少到了2005年的17.4亿。其中中国对整个亚洲减贫的贡献尤为显著，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年均9.7％的经济增长速度直接减少贫困人口达5亿人。
(二)包容式增长的内涵
包容式增长(Inclusive Growth)最早是在世界银行(WB，2006)在对印度经济增长的评估报告中提出的。该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贫困很大程度上是分配结果不平等引起的，但分配结果的不平等又与社会机会的不平等有联系。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一个关键条件就是促进机会的平等，机会的平等比结果的平等更加重要，因而把包容性增长与实现机会平等相联系。世界银行的这份评估报告对包容性增长的原始界定仅仅停留在实现居民机会平等的方面，是在重新认识、区分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随后，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阐释，从不同层面补充发展了这一概念。如Son(2007)就从部门间收入的角度对包容性增长进行了研究，认为达到包容性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工人的人均收入间的差距不扩大。但这一条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很难实现，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来看都是如此。在传统二元结构广泛存在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何突破“刘易斯拐点”和“托达罗均衡”的双重约束、突破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二元组织对立，是实现这些国家包容性增长的普遍难题。因此，Son(2007)所界定的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条件必须建立在钱纳里的工业化中期和罗斯托经济起飞阶段条件的基础上，单纯从部门间收入定义包容性增长存在偏颇，对包容性增长的理解依旧需要以增长利益的公平分配层面入手。
表－2中各学者分别从包容性增长的本质、结果、作用层次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和界定。虽然研究视角有所差异，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倡导社会机会平等的一种增长，是全社会各阶层人们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一种增长，因此，界定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就是把握住社会机会公平和成果共享这两者的关系。我国学者杜志雄(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是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且这种状态至少要同时满足四个基本条件：(1)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2)倡导和保证机会平等；(3)对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贫困和弱势群体的包容；(4)确保所有民众都能共享增长成果。除此之外，包容性增长还应该具有开放性视野，因此，还应满足开放性参与国际分工，倡导和谐有序的世界经济秩序这一条件。上述四点构成了包容性增长内涵的 主要特征，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贫益式增长与包容性增长的政策要义
对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华盛顿共识的理念在其发展道路上已经难以为继，普遍贫困、两级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世界国家必须急切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贫益式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进程。
(一)贫益式增长的政策要义
益贫式增长的基本要求就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其次才是增长的益贫化分配。要实现益贫式增长，必须要求各国政府针对本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社会分化及不公正制定一揽子发展政策，以消除贫困和改善穷人的福利状况。世界银行(2006)在其世界发展报告中认为，衡量一国实现益贫式增长的一个标准就是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和贫困发生率的有效降低。而要实现最大程度上的贫困减缓和穷人福利状况的改善，需要政府从多种层面着手制定一系列合理化发展政策。Son和Kakwani(2008)在亚洲发展报告中指出，在一国实现贫益式增长的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特别是物价总水平的稳定性。利率水平和通胀率是当前众多发展中国家需要进行控制的首要方面。高利率政策和通胀率直接影响家庭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和实际收入水平，导致其普遍贫困。货币当局和中央政府在货币政策制定以及维持物价水平上的努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国的减贫效果。
第二，农业在三次产业和GDP中的发展比重及利益分配。发展中国家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约束，农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必然较高，这也意味着从事农业生产人口的数量比重偏高。一旦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速度被抑制，贫困人口必然大量增加。世界银行在2004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农业部门的增长速度和对GDP的贡献大小直接对这些国家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三，贸易自由化程度。一国贸易的开放和自由化程度是否具有减贫效果仍然还有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贸易自由化标准的界定和全球化的利弊问题上。但毋庸置疑的是，高度的贸易自由化的确对发展中国家的减贫起到了积极效果。
第四，制度因素。制度因素主要考虑一国制度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两个方面。有效并且持续性强的制度有利于改善社会各阶层不平等的利益分配，使其利益更多地流向贫困群体。这种制度具有贫益式特征。相反，弱化的制度安排和多次的制度调整都会削弱其贫益特征。
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推动贫益式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行中的政策安排还应注重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因素。这些人力资本因素也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减贫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因素之一。增强贫困人口自身的创收能力比政府的转移支付或税收补贴政策更加重要，对于穷人的教育和培训投资应当作为政府或公共部门大规模减贫政策中的一环，对于贫困群体的教育应当满足渐进原则，以实现其充分就业为目标，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是第一要务。同理，医疗和卫生的普及也是提升穷人人力资本存量的一个因素，发展中国家医疗条件自身的缺陷长期导致这些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处于较低水平。高人口生育率、低人口素质问题也使得发展中国家极易落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和贫困恶性循环。要突破人口增长的瓶颈，实现贫益式增长方式的转变，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就必须重视贫困人口的健康和教育问题。
(二)包容性增长的政策要义
包容性增长倡导社会机会的平等和发展成果的共享，从内涵上来说比贫益式增长更加广泛。亚洲发展银行(ADB，2009)的报告中提出：衡量包容性增长或指定包容性增长的相关政策必须从自我发展机会和社会发展机会两个层面进行考虑，以实现个人发展机会和社会发展机会同时平等。个人发展机会包括个人受教育机会、医疗保健机会等，社会发展机会则包括就业机会、政治参与机会等。政府想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必须针对上述两个层面制定一揽子实现机会均等的政策。世界银行2006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显示，实现社会公平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而目前的社会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人的能力、经济和政治竞争环境、司法土地和基础设施、市场和宏观经济以及全球开放领域这五个方面。政府可通过制定实施教育、社会保障、健康、税收、财政、货币、司法等一系列政策，扭转当前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并针对社会中特定的弱势群体建立一套相对稳定的社会支持网和风险管理系统。Son(2007)等人认为，除了上述的受教育机会、医疗保健机会、就业机会、政治参与机会之外，政府还应注意社会安全网体系和定期干预规则的建设，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最大的问题在于弱势群体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市场失灵的常态化，相对其他因素，建立广泛有效的社会安全网支持体系和政府定期的联合干预规则是十分有必要的。我国学者杜志雄(2010)总结出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包容性增长路径的常用政策类别，主要包括以下五类。
第一，累积型政策。以高投资(政府与私人两部分)和高储蓄率引导的高速增长政策，其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两个方面。
第二，创新型政策。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取知识和技术，促进知识和技术传播吸收、知识和技术创新，推进与经济弱势群体需求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创新、传播及吸收。
第三，分配型政策。重点关注价格机制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健全市场流通规律和制度。同时，注重劳动力市场建设，加强劳动力培训和教育，促进劳动力流动，鼓励资本开放和流动，推动金融资本要素市场化，推动初次分配的公平。
第四，稳定型政策。确保国家宏观经济的目标稳定，避免经济衰退、债务缠身和通货膨胀失控。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积极利用各种政策工具干预市场，起到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
第五，包容型政策。创造并扩大就业和经济机会，促进公平和机会均等，建立和谐的共享型社会。主要包括更加注重公平的再分配政策、制度安排的弹性化和人性化、广泛公共服务的充分供给以及群体间平等的社会保障。
关于包容性增长在我国的实践才刚刚开始，但在我国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在最近的两年之内，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已经三次被我国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提及，说明这一理念已经得到我国领导人的接受和认可。在我国继续推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包容式增长的有机结合，即将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发展的主线，具有很高的理论时代价值和实践诉求。而科学发展观的当代价值也正好涵盖了包容性增长的涵义。包容性增长理论与我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使其更加强调发展权利的同质均等性和公平与效率的内在一致性，是科学发展观要义中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另一种体现。在国内实现包容性发展，在国外实现和平发展，是我国领导人对包容性增长的更深层面的阐释。
三、结束语
贫益式增长与包容性增长在当今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倡导和谐有序的全球经济社会新秩序要以实现全人类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动更加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和社会更加公平的增长是这一目标实现的有效途径，发展主题的人本主义回归已经成为新时期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责任编辑：唐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