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童年不是个容易的题目：童年仿佛很近，然而幼稚的记忆是模糊的，片段的印象也没有时间的顺序，我很难找出一条逻辑清晰的线来叙述。儿时跟父亲相处的时间少，但个别的场景分明，大部分时间都环绕着母亲，但是因为太多，印象就朦胧成一团。
我的父母亲太不一样了：父亲扮演了一个放任自由的角色，但是对我的成长细节没什么理解，相对之下，母亲就成了集责任于一身的严格的教育者，但是充满温暖。母亲和我最大的歧异在于，我只在乎好玩，她却很在意什么是我将来需要的才能或者品格。譬如弹钢琴，在母亲面前假装练琴练了8年，其实根本没练，今天也全忘光了；这场拔河，我是赢了。譬如游泳，母亲说游泳很重要，但我总是用最慢的速度走向体育馆，好几次，我走到的时候，游泳课已经下课了。被母亲逮着时，她会连拉带扯地把我塞进汽车里，一路“押”到游泳池。但是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总是老鼠赢的几率高。
我承认自己是个顽皮的孩子。琴弹得不好，泳游得不精，我也没法倒过来“指控”她说：“当年我小，你应该强迫我啊。”因为我记得那么清楚，当年她就说：“好，现在我不强迫你了，但是你长大以后不要倒过来埋怨我没强迫你啊。”
尽管我们之间一直有这种成长的“拔河”，母亲却仍然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用她的语言说，“像一株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跟我接触的德国人总是说：“华安的思想和举止特别成熟。”我大概不得不感谢我的母亲，是她教会了我如何作深刻的批判、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现象如何敏锐静观。当然，并非事事美好。我超强的“敏锐静观”能力，往往不是用在该用的地方，譬如课堂里枯燥无味的讲课，而是在不该用的地方，譬如课堂外头唱歌的小鸟。接连四年的成绩单上，不同的导师却都写相同的评语：华安不够专心。
我记得五年级时，母亲收到学校一个通知：如果认为孩子有音乐天分，家长可以带孩子去面试，以便进音乐资优班。母亲以为这是所有孩子都得上的课，因此如约带了我，准时到达音乐教室门口。坐在钢琴课旁的老师，要我开口唱一首最简单的德国儿歌，我却当场吓呆了，一个字都唱不出来，咿咿呀呀不成音调，手指放上琴键，却一个音也弹不下去。音乐老师显然不耐烦了，跟母亲解释，这是有特殊“天分”的孩子才需要来，母亲却觉得，她收到的信明明说是每个人都得来的。
当然母亲理解错了。
那是第一次，我发现，德国是一个母亲不熟悉的“异国文化”，在这个“异国文化”――我的“本土文化”里，我比她还行。10岁，我就发现，在抽象思维和大视野、大问题上，她好像懂得很多，但是德国生活里的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华安懂得多。因为这种“分裂”，我就常常和她有不同意见，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因为有这样不进入“状况”的母亲而觉得羞愧。
今天，我却以母亲的“异国文化”为荣，以这样的母亲为荣。即使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常常有沟通的困难，我想告诉她，不要忘记这些过去的记忆，因为这些记忆，会跟着我们的人生，一生一世，只不过，它们不再像我们儿时那么明显。你可以说：“孩子你慢慢来。”可是有时候，快快地“放手”或许也是必要的。我知道，这很难，难极了，但是如果你记得我们儿时的甜蜜时光，如果你知道你在我们心中永远的位置，或许，它就会容易一点点。
――华安写于十九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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