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往事营营”，说到赵敏恒，年轻的新闻从业者或一般人士，也许完全隔膜，然而1949年前他却是名闻遐迩声誉极佳的新闻记者。“在美国，不需要中国人当记者” 赵敏恒1904年生于江苏南京。15岁时，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清华学堂，与吴国桢、罗隆基、梁实秋、章汉夫、孙立人等文武名流是同学。1923年，赵敏恒公费留学美国，考进密苏里新闻学院，后又进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深造，并获新闻学硕士学位。毕业后，赵敏恒去了纽约，慕合众社的富瑞之名登门拜访，岂料富瑞劈头一句竟是“你何时回中国?”显然，富瑞之意是他的用武之地该在中国。赵答“暂时还不能回中国”。富瑞竟勃然大怒：“你是中国人，中国更需要你!在美国干什么?你一天不回去，就不要来见我!”这番话极大地刺激了赵敏恒。此后，他又与联合通讯社总编古柏邂逅，古柏和富瑞一样，也要他回中国去。
可当时的赵敏恒在美国还不到两年，学艺不精，他只得先在世界通讯社当记者，坚持半工半读，待学到了办报的全部本领后方才回国。
回国后，赵敏恒历任美联社、路透社驻南京特派员，路透社中国分社社长，路透社远东司司长。赵敏恒极敬业，采访新闻到了合生忘死的程度。1939年5月3日，重庆遭到日寇大轰炸，人们都进了防空洞，赵家周围被日寇丢了40多颗炸弹，赵的夫人谢兰郁几乎被炸死。赵被困在防空洞内，他想发电报，但几个小时过去了，外界仍无法联系上。赵急了，走出洞来，看到街道上遍地瓦砾，一片狼藉，来到电报局，等了好久，就是不见人。于是，他又去找英国的军舰，结果四天后这封电报终于发出。
赵敏恒也因此而成为世界级的名牌记者。原《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采访部主任陆铿，在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班曾师从赵，他说：“教采访学的赵敏恒师是公认的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记者，为国际新闻界所推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我们遇到的英、美大牌记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一提到他就伸大拇指。”
“国际新闻界的明星”是如何诞生的
1989年，在上海，我采访从香港来的卜少夫先生，其中谈到了当年他与友人创办的《新闻天地》，其刊名就是赵敏恒建议的。赵还设计了刊物的内容：专发内幕新闻，只要不是独家或极少人知道的就不用。这一定位很受读者欢迎，刊物也因此能长久坚持下去，历56年，直到卜少夫亡故才停刊。
在赵敏恒数十年记者生涯中，如下几件由其最先报道并产生过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值得一提：
一是九?一八事变与李顿调查团报告的最先报道。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突然炮轰北大营，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赵敏恒主持下的英国路透社中国分社，凭其灵敏的新闻触觉与先进的通讯手段，早于国民政府6小时收到此消息并向总社报道。经此事件，远东形势骤然紧张，英美日苏等国的通讯社和报纸竞相延聘赵敏恒为兼职记者。赵亦同时向七家新闻机构发新闻，人称“国际新闻界的明星”。此后，国民政府一边采取不抵抗政策，一边向国际联盟申诉，国联于次年3月，派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的调查团来中国。调查了半年，却写出一份明显偏袒日方的调查报告，竟提出国际共管。这份报告在官方公布前是严格保密的。然而赵敏恒却率先作了报道，比别人早4小时发表报告摘要。奥秘在于调查团到南京时，蒋介石夫妇在励志社设宴招待，不准记者进入。可赵敏恒早就设法进了餐厅隔壁的弹子房偷听，并记下各人的演讲词。这才写出报告摘要，夺得先机。
二是藏本事件。1934年6月8日，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二等秘书藏本英明突然失踪。这本不关中国人的事。不讲理的日本使馆，却借此挑起事端，停在下关长江口的军舰炮口对准了南京市区。幸好，南京警厅的侦缉队第二天在明孝陵附近山中的一个庙里找到了藏本。事情本可就此偃旗息鼓，加上蒋介石政府也封锁新闻，不准再有续闻，然而赵敏叵感到事非寻常，便欲探明藏本出走真相。他伪装成基督教青年会的代表(藏本也是教徒)去慰问，藏本极感动，说出出走实情。原来，藏本已在华工作多年，因遭受排挤，深感人生乏味，因此出走，准备自杀。赵把这些全都捅了出来，真相暴露后，成为天大的笑料，日方非常狼狈，日本外务省情报局长天羽英二说：“赵敏叵不是中国的记者，而是中国最坏的宣传员!”当时正好路透社远东分社总经理考克斯在东京，指责天羽不应侮辱记者，两人几乎动武。路透社伦敦总社则发来贺电：庆贺赵敏厘报道成功!
三是最先报道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上午9时，赵敏恒忽然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和中央社打来的电话，问路透社有否在西安派驻记者，西安有否来过电报，还说现在到西安的交通中断了。这些突兀的问题引起赵敏恒的猜疑，他随即向交通部门证实，铁路只通到华阴。他想，蒋介石在西安，如单纯为了蒋的安全，似无全面中断铁路营运的必要，一定是西安城内出了问题。当时东北军驻西安，早就传闻东北军有不稳的消息。经多方了解后，赵敏恒推定西安发生了兵变。于是他立即发出消息，成为国内第一个报道西安事变的记者。
四是最先报道开罗会议召开。1943年10月，中美英苏四国在开罗开会，商讨对日战事，消息封锁甚密且严。赵敏恒本是去伦敦路透总社述职，途经开罗在街头偶遇黄仁霖、商震等国民党要员。商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黄是新生活运动委员会总干事，是蒋宋身边的红人，人称蒋宋的“拐棍”，两人同在开罗定非寻常。他又从塔斯社罗果夫处了解到斯大林与几个苏联要员均不在苏联。再进一步从路透社与美联社了解到丘吉尔和罗斯福也都不在国内，于是臆测中美英苏四国首脑在开罗开会。其时，开罗电报局已封锁，不能发出任何电报。他便跑到葡萄牙里斯本用密码向路透总社发了开罗会议正在进行的消息。这一报道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因为可能被追究为泄漏军事机密，好在因为事情本为真实，英方也就承认而没有追究。开罗会议报道成功后，赵敏恒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到英国时，受到英国新闻同业的盛大欢迎，设宴于曾招待别国国王、首相、贵宾的伦敦克莱里支饭店。此外，由于这一报道的成功，路透社给予赵敏恒“金烟盒”奖，烟盒上刻上了他的名字。有此殊荣者，路透社内仅有十余人，为此，赵敏恒被提升为远东司司长。
不畏强势捍卫新闻自由
赵敏恒是耿直刚介的报人，服膺于新闻真实与新闻自由的原则，即使触犯权贵甚或牵涉到饭碗也在所不计。
1932年“一?二八”后，英国驻中国大使兰浦森要调停中日战争，从北京到南京再去上海，行踪甚为神秘，赵敏恒得知消息后即予发表。兰浦森到上海，看到报纸，勃然大怒，约见赵，责问他未经准许怎能发表他的行踪，并要他交出新闻来源。赵义正辞严地回答：新闻如不正确，你能否认，其他方面均无权干预。我更无必要交出新闻来源，因要维护新闻自由原则。赵声称只对路透社负责，而对其无理干预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兰浦森要求路透社更正并将赵撤职开除，然而路透社拒绝了兰浦 森的要求。不久后，兰浦森调驻埃及大使，行前宴请赵，要他忘掉此事，两人由此冰释前嫌。
抗战期间在重庆，赵敏恒毫不偏私如实报道国共两党的作战情况，使得国民党的新闻官颇为不满，多次劝他少正面报道共产党。而赵敏恒却我行我素，报道如故。“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要封锁新闻，赵敏恒冲破封锁坚持向路透社发消息，还撰文抨击这一行径，使政府方面大为恼怒。
1944年，路透社为宣扬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统治非洲的政绩，有意识地组织了一批记者去非洲，赵敏恒也在被邀之列。去后，他看到非洲殖民地的残酷统治，便写了一些谴责文章，被学生陆铿看到后，拿去在《新民报》上连载，后来又以《伦敦去来》为书名结集出版。被惹怒的英国政府随即向路透社施压，要其停止出版。赵敏恒拒绝了，后又愤然辞职，弃每月5000英镑的高薪而不顾。
赵敏恒从路透社辞职后，本拟自办报纸，但国民党对他不放心，怕其如脱缰之马，无从管束，因此迟迟不予登记。中央社的萧同兹，礼请他加盟，可赵敏恒认为中央社是御用宣传工具，与他的新闻自由思想相抵触，便婉谢了。这时，成合我办的《世界日报》请他俯就，他们原本熟识，加上国民党宣传部的程天放来促成，他便去当了总编辑。上任后，赵敏恒利用发新闻电讯的专长，收集重大国际新闻，使《世界日报》面貌一新，大受读者欢迎。
消失的12本教学笔记
抗战胜利后，《新民报》要筹办上海版，委托赵敏恒经办。赵本已接受，但这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程沧波请他接掌《新闻报》。因该报与《申报》一样历史悠久，再加上赵敏恒和程沧波是至交，不好推辞，终于接受出任总编辑一职。赵敏恒提出多项改进措施，革新版面，多发专电，增加消息。原本守旧的副刊，约请田汉、安娥办《艺月》副刊，第一期就登了解放区的民歌《朱大嫂送鸡蛋》。国民党极为不满，读者却欢迎。副刊成了郭沫若、茅盾、洪深、邵荃麟等左派文人的文化阵地。后该报发行数增到35万份，为全国报纸之冠。
1949年，政权更易，国民党政府败走台湾，赵敏恒面临三种抉择。一是去海外。联合国新闻署、《香港日报》、新加坡《星岛日报》都用重金聘他，连襟邓家彦、好友蒋廷黼送来飞机票要他去美国，他一概婉言谢绝；二是去台湾。汤恩伯三次让人持函登门，称已购好飞机票，上海解放前一天，谷正纲还亲自打电话要和他一起去台湾；三是留在国内。赵敏恒原和田汉是好友，田汉、安娥夫妇劝他留下，他们向周总理反映要求安排赵，周总理本就了解赵敏恒在抗战时的表现，便决定安排赵去北京工作。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果夫也劝赵留在大陆，称中共还是急需新闻人才的，“像赵先生这样百里挑一之才尤为需要”。
赵敏恒权衡再三后，最终决定全家留在国内。
话虽如此，新政权对旧知识分子是不能完全放心的。最初的安排是让赵敏恒先去苏州革命大学洗脑改造，再授实职。然而就在此时，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陈望道以每月600元的高薪，聘请赵敏恒任教授。抗战期间在重庆时，复旦就曾请赵敏恒担任过兼职教授，深得人望：这次任教授，更为师生企盼与欢迎。
赵为此谢绝了周总理的安排，去复旦新闻系就职。以赵敏恒在新闻界的资历，担任教授，自然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赵敏恒的公子赵维承曾谈到父亲当时的教学情况：“从1949年开始到1955年间，他第一次摆脱繁忙的办报事务，静下心来写了12本厚厚的教学笔记，记得小时候半夜两三点钟，还看到他在写教学笔记……”由此足见赵敏恒备课之认真。然而，这12本教学笔记的最终命运却令人叹息，据赵维承说“1955年他出事后不久，新闻系的一位老师找到母亲，以新闻系的部分课程开出困难为由，向母亲借走了这12本教学笔记。从此这凝聚父亲从事新闻工作毕生经验的书，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懂!”
平地风波，倏然而至。正在开展中的肃反运动进入高潮，1955年5月25日，赵敏恒被逮捕，说他是外国间谍一“国际特嫌”。在外国人办的机构里工作的都是间谍，这就是那时下令抓人的逻辑。赵敏恒先是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但审过几次就搁置了下来。他家中的处境也不堪言说，先是被勒令搬出教师公寓，几次搬迁后，最终搬到复旦农场的工棚小屋。工棚四边的墙是用竹条编的，从里面可以清楚看到田野与天际的白云。不久，赵家的生活陷入绝境，只得变卖衣物，艰难度日。到最后，那个有着纪念意义的金烟盒也给卖了。
谢兰郁在外面到处申诉，最后也成了右派。
赵敏恒一关就是6年，1960年9月21日，被判刑7年。当时因距离刑满只剩年余，便被送至江西新余矿山劳改。临行前，妻子带着儿子去狱中探望，见后大为惊异，眼前的赵敏恒头发全白，身体瘦得不成人形。妻子问他：“是否要上诉?”他摇摇头：“不必了，没有用的!”他摸着儿子的头苦笑着。“孩子都这么大了!”然后忽回头说：“我们原以为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要好好学呀!”
刑期将满，家人正屈指算归期，哪知赵敏恒竟于1961年1月6日死在了劳改场，仅仅活了57岁。母子两人得讯后匆匆赶去矿山。只见一个薄皮棺材，问及死因，说是跌跤出血，因伤口感染破伤风，由此不治身亡。妻子要求向同他一起劳动的人问话，被悍然拒绝。还是儿子瞳事：“不要问了，再问我们也回不去了!”妻子不甘心丈夫死得这样不明不白，又花了大量精力去找骸骨，无奈“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一代报人从此消逝，然而，他曾为之服务的英国路透社，并没有把他忘记。“文革”期间，路透社社长来中国访问，提出要见赵敏恒。一番了解，才知赵已离开人世多年。“文革”结束后，路透社驻中国的首席代表白尔杰亲到赵敏恒家中，慰问致意后，赠予赵维承2000英镑。
1982年，赵敏恒案终于平反。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结论：“所谓‘特嫌’问题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并当庭宣布：“赵敏恒是一位爱国的新闻记者!”其实，赵敏恒不是特务、间谍一事早在1956年就已查清，只是当政治介入司法后，法律便失去了独立审判的能力，只好指鹿为马了。
赵敏恒既然骸骨无存，葬身地也就无从寻觅。直到1993年谢兰郁去世后，其子赵维承方在苏州太湖之滨的兴隆公墓购置一块墓地，以父亲生前常用的几件东西与母亲的骨灰一同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