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曾这样评价胡鞍钢：第一为中央说话，第二为贫民说话。为中央说话，是指胡鞍钢的研究总是站在决策层的高度，并屡屡被决策层采纳；为贫民说话，是指他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利益得失，并义无反顾地充当他们的代言人。
传奇经历
胡鞍钢的经历充满传奇：小学文化的下乡知青，中国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工科博士出身的国情专家，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所撰写的国情报告是中国高层的必读之物,多次应中国政府有关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并先后荣获国内外多项杰出奖项。
5岁时，胡鞍钢随父母来到北京。由于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能够读到当时还是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1966年6月刚刚小学毕业，还来不及参加初中统考，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9年9月，16岁的胡鞍钢同近十万名北京知识青年一起奔赴北大荒，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农工。
在北大荒的7年里，他亲眼目睹了农村生产力之薄弱、文化之落后，亲身体验了农民生存之艰难、生活之贫困。他当过炊事班班长，每日凌晨即起床做早饭，一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但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拼命读书，还偷偷地自学数理化，在报纸的边边角角处演算习题。
恢复高考后，1978年底他接到了唐山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本科、硕士毕业后，1985年进入中科院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在院士周立三教授领导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做课题。“国情研究”从此成了他20多年学术生涯的关键词。
1995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资助”，成为经济科学领域唯一获得此资助者。 1999年，胡鞍钢牵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同年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几年下来，该中心已成为北京高层决策的重要智库之一，并且是国内外颇有影响力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时至今日，胡鞍钢认为1989年初发表的中科院第一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才是他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代表作。作为报告的第一执笔人，他系统分析了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如人口、环境、资源、粮食，提出了这些矛盾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中国要搞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不能重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观点。报告提出：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的模式应当是“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即保证整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发展能力构成破坏和障碍，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篇报告被当时领导人所传阅，包括由邓小平的女婿张宏转交给邓小平看过。1991年，邓楠专门邀请胡鞍钢等人撰写了大型国情系列政论电视片《震撼的回声》。 2004年10月，当期出版的美国《世界商业评论》公布了《2004年中国十大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在这本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主编的杂志上，胡鞍钢榜上有名。
学术之路
独立、自由、坦诚，是胡鞍钢最为崇尚的几大知识分子特质。他在处理自己和周围的各种关系时，始终也是不偏不倚、不亢不卑。胡鞍钢认为，在中国，学者和决策层的关系通常是对峙或迎合，非此即彼，这很不正常。他认为学者和决策者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独立、友好、合作的关系。为此，他特别推崇哈佛的建设性批判精神。
曾经有一段时间，海外盛传胡鞍钢是朱?基的“智囊”。这种说法引起了朱?基本人的注意。于是便有了这样的插曲：1996年7月24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会议上，胡鞍钢介绍“分税制的评价与建议”之后，朱?基问道：“你最近去香港了吗？香港的报纸说你是我的智囊，你什么时候成为我的智囊的？”胡鞍钢答道：“这是海外的传言，我也是第一次跟您见面。”朱?基说：“第一次见面印象不错嘛。你看，你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注意听，你讲得很好嘛！”
胡鞍钢不介意别人对他的议论和猜测。他认为，与决策层的沟通和合作与保持学者的独立性并不矛盾，这种关系如果处理得好，往往能使学者自身的研究成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曾经有人这样问过胡鞍钢，如果政治家一时没有接受经济学家的建议怎么办？胡的答案是：第一要有耐心。他以他的《中国地区差异报告》为例：“我们是在1994年提出缩小地区差异的建议的，但真正写进中央的决议已经是1999年了。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研究成果是不会在等待中失去它应有的光彩的。”
第二要不断地申述。他认为，很多时候政治家不采用经济学家的建议可能是基于这样几方面的考虑，一是经济学家的建议经济上可行但政治上不可行，二是经济学家的建议现在看起来可行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可行。对此，经济学家一定要有平常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使你的研究持之以恒，更进一层。
胡鞍钢在中国国情分析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已经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并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研究特点。他所撰写的报告多次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多次应国家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其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大的社会效益。
在向国家提供国情咨询时，胡鞍钢也提过很多尖锐、敏感性的建议，这不但没影响自己的前途，而且他的建议采纳率反而越来越高。京城的经济学界派系很多，既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分，也有留洋派和本土派之争。胡鞍钢不介入这些圈子。在他看来，有些圈子的形成最初可能是因为大家的观点比较相近，但天长日久，学术的成分下降了，非学术的、感情的东西却逐渐多了起来。胡鞍钢反对学者间的互相吹捧，认为学术研究的成果要经得住社会和历史的评价。
1989年初，胡鞍钢的成名作《生存与发展》横空出世。在这部著作中，他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现象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坚持持久战。书中还提出富有远见的观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的传统的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寻求一种新的长期发展模式，探索一种中国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即中国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该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当年年底，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全部调阅了报告全文。
1993年5月，与王绍光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便以该报告为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报告内容大部分被采纳和实施。这一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地位。
胡鞍钢1991年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学者”。1995年初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5年经美国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1995年以来，连续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项奖励；2000年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选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特优项目。2001年获第九届（2000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关注民众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胡鞍钢一直没有泯灭最初的理想――关注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自从踏上国情研究的道路，胡鞍钢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过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普通民众。
1999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到西北考察，谈了关于西北大开发的设想。后来国家计委邀请一些专家讨论这个问题，胡鞍钢在会上作了第一个发言，说了几条意见：第一中央应当作出加快西部开发的公开的政治承诺，并且应当作为“十五”计划的核心政策之一；第二实行领导人、部长、司长西行制度，来具体指导。
其实早在1994年，胡鞍钢就曾在调研报告《贵州现象呼唤政策调整》里提出“领导人不仅要南巡，还要西行”的观点。2000年9月，胡鞍钢作为执笔人，代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提出一份《关于21世纪初期加快西部开发若干建议》的报告，提出西部开发要有新的思路，投资于人民，促进人类发展是西部开发最优先的、最重要的发展战略，或者说就是西部开发最核心的问题所在。下岗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通货紧缩问题等社会公共问题，都是胡鞍钢长期以来所关心的课题。经常有群众给胡鞍钢来信，令他震撼的是，有些信竟然是血书，看了以后他非常难受。“一个学者的心要和老百姓的心息息相通，要知道他们的疾苦。所以作为一个学者当你和人民息息相通的时候，你自己的学术定位就很清楚了，就是富民为本，替老百姓呼吁。”在国务院经济调研领导小组参加专题讨论的时候，他提出了富民为本的学术宗旨。
对于社会居高不下的下岗失业率，胡鞍钢有一个这样的观点：经历过下乡插队、返城就业的那一拨人，是结构调整的最大输家。一个人不能在一生中为我们国家的结构调整，包括重大失误付出代价，来单独承担成本。研究失业问题，你可以轻描淡写地去谈下岗多少多少人，后面意味着什么？多少人的痛苦，作为学者不代表社会的良知，谁来代表？作为学者就是要影响决策。那时他在很多内部会议上一直讲“就业优先论”，后来，在“十五”计划里就写入了创造就业的内容。
学术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劳动，又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在国情研究的路上，自言“半路出家”的胡鞍钢不允许自己停下脚步，他逼迫自己不断有更多的创造与奉献，既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为了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再度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