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3-2738（2012）01-0156-01 摘要：阴阳五行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人传播，班固认为：“阴阳家者流，盖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到了汉代尤其是东汉，谶纬之说一度非常流行，时常有人妄谈国家灾异，班固批评这些人“舍人事而任鬼神”。但作为流行一时的社会主要思想，对当时社会生活的诸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我们试图探求这种思想在汉代礼乐文化制度中留下的痕迹，希望能够窥探汉代文化的一角。
关键词：阴阳五行；音乐思想；谶纬；灾异
一
阴阳家学派是战国诸子中重要的一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注入阴阳家二十一家，但是这些书籍已经全部亡佚。我们从《易经》中的阴阳原则和《尚书?洪范》的五行描述中还是能大致了解阴阳家学派对人类世界和宇宙的认识。“五行”是指的五种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的相互作用，“阴阳”是万事万物的两种基本属性，世界宇宙的变化就是由于从属于阴阳两性的五种元素相生相克而产生的，可以说阴阳五行思想是古人的一种世界观。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对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有这样一段评价：“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在司马迁看来，阴阳家对世界的独到认识的确玄妙，但落到实处都脱离不了劝谏君王，有补于时。司马迁敏锐地看到了看似玄妙的阴阳五行思想在现实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或者说他看到了阴阳五行思想成为一种上层政治统治意识形态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很快成为了现实，汉初经学兴起，阴阳五行思想成为了今文经学家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汉武帝策对中脱颖而出的董仲舒完成了先秦儒学到两汉经学的转变，运用阴阳五行发言灾异祥瑞，不断建设政治意识形态与论证其汉代政权的合理性，而之后刘向刘歆也在持续地为此努力。经过大肆地推广，阴阳五行思想渐渐脱离了他最适用场合，成为某种神秘主义的代名词。但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在这篇文章里，是把阴阳五行思想当做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讨论，着眼于他的现实意义，而不想他的玄妙神秘做过多的纠缠。
二
《汉书?礼乐志》第一句道：“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礼乐是一个新国家政治结构建设最急迫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我们应该还记得汉高祖时期叔孙通制礼作乐，当百官山呼万岁时，刘邦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 礼乐是一对配套使用的软性教化工具，《礼记?乐记》中说道：“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在社会生活中区分了人们的等级和职责，使人们各行其道；而乐则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们和睦相处。礼乐这一套软性教化工具与强制性的“刑政”相对，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国家机器。对汉代这个新建立的王朝，在制礼作乐上显得十分紧迫。贾谊说“汉承秦败俗”，秦代重刑政而轻礼乐的治国教训令汉代人痛定思痛，而“乐经亡于秦”，经过战国末年和秦火的毁坏，乐经损失的情况十分严重，到汉代已经很少有人能像子贡问乐 一样去阐发古乐的微言大义，即使是河间王献采古乐，班固也只说乐书“稍稍增辑”。然而乐府的设立并没有振兴古乐，反而助长新声，班固在《汉书》中说道：“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在处于与传统礼乐制度断裂的汉代，似乎急需新元素的介入，从而弥补和调和新王朝的礼乐建设，阴阳五行正是这样走进了汉代人的视野。
先王制乐以节百事，帝王上层的生活须臾不能离开礼乐，阴阳五行思想通过具体的礼乐仪规渗透到了统治阶级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情况在《礼记月令》一章中得到体现。通常认为《礼记月令》篇是由《吕氏春秋》十二纪的首篇组合而成。陈奇猷《吕氏春秋集释》中认为“十二纪之首篇，系吕氏本之农书并杂以阴阳家之说增删而成[4]”，而每一纪的编排都配合阴阳两气之变化，春季中的主旨是言人当为其生而行事；夏季的四篇都是说乐的使用，乐者乐也，配合夏季万物生长之义；秋季言兵，秋主肃杀，万物萧条；而冬季配合冬藏之义，言丧葬。一年四季的活动，天文观测、农事、郊庙祭祀、装饰的主彩，服饰器具的形势，都配合此季的阴阳之气运行特点。《月令》认为一年中在夏季应该最多使用音乐，在阴阳五行的世界观下，乐的使用与先秦儒家的使用观念相比，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阴阳五行作为一种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宇宙图式观，超出了先秦儒家使用层面上的礼乐教化意义，赋予了音乐思想新的内涵。在语录体形式的《论语》中孔子讨论音乐的言论有19[5]处，这些只言片语大致涉及了礼乐的性质和功用，如“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但是受到了语录体的限制，在许多问题上还是留下了空白。先秦儒家对乐的认识和看法在《史记?乐书》与《礼记?乐记》中还是得到了继承和总结，可到了《汉书?礼乐志》，阴阳五行思想就悄然渗透进去了，班固不仅屡次提到阴阳灾异，甚至直接引用了董仲舒关于“阳为德，阴为刑”如不行礼乐，刑法过重将导致阴气过重影响万物生长灾异爆发的言论。
另外阴阳五行思想作为一种有指导意义的世界观，将乐器、音调、乐舞与术数进行对应和配比，这种系统的配比式的音乐理论在《后汉书》和《隋书》当中都有记载。汉代的京房“好钟律，知音声”[6]也是一位善谈阴阳灾异之士，他提出了六十律相生之法被记录在《乐纬?叶图?》，这种音律综合了八卦变化按照“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二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的原则将黄钟、太簇、姑洗等乐律和宫商角?羽五调比配阴阳衍生数字，其对应之精细，阴阳义理之幽微，足以见汉儒对此用心之深！
三
这种思想渗透所带来的实质后果就是形成了一种利用乐象灾异进行政治劝谏的机制。在《汉书》《后汉书》中都有五行志，专门记录各方灾异现象从而引发统治者的注意，引发政治事件，这种特殊的劝谏可以看做统治中一种能够下情达的互动政治制度。在五行志中与音乐有关的灾异现象，通常是民谣俚俗暗示灾异或者王者逾矩制乐而引发灾异，如汉乐府相和歌辞中有《董逃行》一歌，注者黄节先生就认为《后汉书?五行志》对此歌谣的记载其实是谶纬之言，汉武帝好求仙问道，董逃是传说中的古仙人，因为后来又董卓作乱所以这首歌谣流行开来。《吕氏春秋》中有《侈乐》一节，专门从阴阳五行的观点论述了乐器的仪规。《汉书艺文志》中还录入了《钟律灾异》和《钟律消息》之书，虽然也已经亡佚，但乐与灾异的关系我们似乎从书名上还可以窥见。我们现在想一想，这种音乐灾异机制与乐府有什么关系呢？是否可以这样说：音乐上所谓的祥瑞灾异落实到具体上需要乐府机构的专门采集。我们往往被汉乐府在歌诗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生动性所吸引，但从另一个角度想，内容生动的乐府诗歌正好可以作为那些擅言灾异之士的原材料，通过阐释和比附，发言微旨引起上层对某一现象的关注。其实这种引诗劝谏的方式早已存在，《诗经》就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被政客们别有用心地引用的角色。这客观上使诗歌民谣获得了政治意义从而进入统治阶级的视野。
参考文献：
[1]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117页，第十二章《阴阳家和中国早期的宇宙发生论》。
[2]参见班固《汉书?礼乐志》1030页。
[3]参见《吕氏春秋校释》第三页，注解一。
[4]参见《礼记?乐记》563页。
[5]这里统计的是音乐之乐的出现次数，而非欢乐的乐。
[6]参见《汉书》3160页，《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7]《通论异说》即最后一节注者云：“此节疑崩薨卷末语，错简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