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为自己做代言 现代社会信息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多样，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来源复杂，渠道繁多。应该说同以往相比，这是一个进步，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人们的无所适从。过去是由于信息的单一和匮乏而缺少选择的机会，今天则是因为信息过剩而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其中的一个困惑就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如房子、票子、物价、入学、养老、就业、医疗等油盐酱醋、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之间存在着很大反差。再加上一帮所谓专家学者在大众媒体上的推波助澜、渲染夸张，有时候会使得这种上下不一致的情形愈加被强化和放大了。
这种上下不一致，其危害于国于民都很大。它使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向负面偏移，导致交易费用增高，社会运行成本加大，妨碍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降低社会整合度。同时会影响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公信力，妨碍政府形象。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甚至消极地影响到社会信用和民众的诚信品质。
由于信息的失真，使民众对未来所做预期的准确性大大下降，人们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选择，往往带有非理性的色彩。这不仅增加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风险，而且加大了政府治理社会的难度，治理成本也因此大幅度上升。
引发这种上下认知不一致的原因很复杂，可以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标准不统一，信息不对称，价值取向不同等等。
政府部门有时出于本部门利益考虑，不愿意把真实情况公之于众，导致信息失真。或者政府部门着眼于宏观统计和整体考量，以致忽略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例如农作物收成的总体增长并不能排除个别地方产量下降的情况；同样的，平均数据也会掩盖处于平均线以下的极端状况的存在。所以，普通民众的认知对于总体的估价并不总是对的，而且由于眼界的限制，可能会仅凭一己直观感受做出判断、得出结论，这样就会存在偏颇。
当然，在某些公共事件中，官民双方出现对峙甚至冲突，必然是双方各持己见。倘若政府能调整思想，站在民众角度考虑处理，冲突也便容易化解了。
这里再提一下学者的认知，他们有时为了迎合某种外在的偏好或诉求，打着学术的旗号，却偏离学术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底线，具有一定的蛊惑性和欺骗性。
多方位弥补
怎样才能解决这种上下不一致的问题，或者说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缩小这类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我认为这需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首先，必须进一步增强政府有关部门的公信力，重建人们对于政府的信任。前些年闹腾的“周老虎”事件，一时间沸沸扬扬、莫衷一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越弄越复杂、越弄越扑朔迷离？不是人们没有能力澄清事实，而是就有那么一些人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而不愿意让真相现身！这个事件对于政府部门形象的损害无法估量。解决这个问题，单靠呼吁、靠有关人士良心发现、靠上级部门的敦促，其作用都十分有限。在一个法治的社会，必须在制度层面上着手改进，譬如设立或完善问责制、弹劾制、罢免制等等，对官员的约束由软变硬，实行强制约束，加大违规成本，使那些善于投机、打擦边球的机会主义者无机可乘。
其次，增设并加强官民互动、上下沟通的管道，尽可能地缩小彼此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反差。一方面要通过现代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进一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包括得出信息的背景、方法、根据、基础数据等等都有必要向公众全方位公开，这是被公众理解、取得公众信任的条件，也是对公众个人信息局限性的有效补充。另一方面，公众的感受和意愿通过有效的信息渠道反映给政府部门，也有助于政府全面深入地体察民情，广泛地了解社情民意。这对于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提高社会整合度，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着力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改善其理性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为摆脱直观感受的局限提供主体条件。这当然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但必须从现在做起。一个社会及其民众能否摆脱偏见和情绪的左右，是这个社会及其民众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所以，我们需要从长计议，把国民教育摆在战略高度来定位，以便不断地改进国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使人们能够既具备做出理智判断的能力，也具备做出理智判断的诉求。
最后，必须重新定位专家学者的社会角色，使知识回归客观中立。专业知识作为社会运作机制的衡准，若失掉了客观公正性，就不再具有修错能力。如此一来，社会运作就会因无法及时矫正自身的偏差而潜伏着危机。因此，一个健全的社会，必然要求专业知识回归到自身的客观性上来。由此也就向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而尖锐的问题：究竟是让知识屈从于利益，还是使利益受到知识的规范？本栏责编／王欢wh@lnddg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