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步论”的迷境中追问当代诗歌】 当代诗歌

时间:2019-02-17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谈“诗歌现状”很容易落人一种陷阱。就是总要概括一点什么。而其实任何一个人对所谓“诗歌现状”的了解程度都是非常可怜、有限的。比如前不久我参加了在北戴河举行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会上发言的有很多是长辈先生,他们对诗歌现状的评估就不太满意。这当然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不过我觉得也有个人经验中心的问题,毕竟年纪大了,会有“个人历史终结论”这样的认识盲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比如以三十年前的知识结构或者知识背景去谈现状。我们这一代人从阅读方面来说,阅读量略多一点,略靠近当下一些,但是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我是60年代出生的人,我的阅读关注度可能也就仅限于60年代之前出生的一批人。对“70后”、“80后”诗人的了解、理解程度都是有限的。所以当时在那样一个谈话场合之下,我就不得不给“诗歌现状”以某种辩护,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诗歌生态,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是最好的了。而今天这样的场合,在座的都是诗歌的内行,我想我即便不能全面有效地谈清当前诗歌的情况,但至少可以就如何来认知、评价这样一个状况做些思考。所以我想首先谈一谈关于“进步论”的迷境的问题。
  毫无疑问,今天的诗歌状况从诗歌成熟的程度,从文本的复杂性、深度等所有技术层面上来看,都肯定是超过了三十年前。中国当代诗歌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了变革的路径,最先出现了朦胧诗:其后是出现了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诗人为主体的“第三代”,和以第三代为主体发育起来的“90年代诗歌”;然后进入了新世纪十年这样一个爆炸式的、多元生长的格局,诗歌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多元而丰富,诗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写作的自由度,诗歌本身从来也没有拥有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生态――一个生机勃勃的诗歌丛林,遍布各种各样的树木和动植物……这样的一个描述就显然很容易落入“进步论”的逻辑:就是说,今天的诗歌看起来已经非常好了,各方面都进步了。某种程度上说也确实如此。我在写文章、编年度诗选时也总免不了要这样去描述。但这种描述的意义其实更值得我们去质疑和思考。我们应该考虑在历史的所谓表面进步当中,它在更深刻的层面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比如我首先想提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诗歌是否有效而勇敢地回应了现实?我的回答首先是肯定的,有很多诗人有效而勇敢地回应了现实。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它对时代的思考和回应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是不是击中了时代的要害或命门?我觉得和北岛舒婷们的回应水平相比,还是有距离的。虽然就“写作水平”而言,今天的一个稍训练有素一些的诗人可能也比80年代初的舒婷、北岛要“高”,但是就回应现实的有力和准确来说,我们很难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说我们已经超过了人家。再比如说,我们今天确实享有了写作的权利和自由,但诗人是否真正正确地使用了这种权利和自由?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处在变革的前夜,那个时候中国的诗人所拥有的写作自由是很可怜的,但那时候诗人们却不但争取、而且还正确地和最大限度地运用了自南。我们今天拥有了写作的自由,但我们会不会使用,甚至是否滥用了这种自由?我觉得在今天的诗歌界。滥用写作自由、写作权利的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比如“撒娇式的写作”,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种形态的撒娇,有中年的撒娇。有青年的撒娇,有个人化的撒娇,也有假装很公共性的撒娇……其实撒娇就是矫情,就是写作的不真实,就是写作的自恋状况。再比如说粗鄙,有时甚至是无限度的粗鄙。有目的的粗鄙有时候也是好的,比如你针对某种制度、强权、不公正,或者某种话语的霸权、写作的既成套路等等,粗鄙有时是一种有效的反讽和批评方式,但是如果是为了粗鄙而粗鄙,为了“显示粗鄙的权利”而粗鄙,那就不值得欢迎、赞赏了。新世纪以来,诗人获得了比较大的自由,但能够合理地使用这种自由的情况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我们现在拥有了网络,也有通过办民刊、同仁报纸获得民间的自由发表的权利,还可以在“博客”里贴上自己的诗等等。这些媒介最终和公开出版物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都是要通向一种公共性,让公众、别的人读到它。那么,既然存在公共性,写作者当然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你的诗歌确实会影响到别的人,会产生神会影响。如果你觉得你可以不承担这种责任,那可能是比较偏执和乖张的。
  接下来我还想问,诗人是否参与创造了我们当代的文化记忆、“公共经验”?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和公共经验,都不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由那个时代的优秀的写作者们共同创造的。不经优秀的写作者为一个时代创造出一种可以为时代大多数人所共同认可、共同担当的经验,这个经验可能就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荷马史诗、希腊悲剧去了解希腊,通过《离骚》去感知中国战国晚期的社会和人们的精神与心理状况,没有这些作品,我们便无从感知。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但是个体的文本,不仅只是属于作家个人的创作,更属于一个时代的公共记忆,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化经验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它最重要的载体。诗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创造这样一种载体。当后人来了解我们今天时,很可能会通过今天的诗歌文本来了解。回首80年代、90年代的诗歌,我们感到可以找到一些比较优秀的、能够作为那个时代的公共记忆和文化经验的文本、诗人。比如80年代末的海子,尽管他诗歌的公共性不像北岛那样直接,但是海子通过他的生命实践,他心灵世界的巨大敞开,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心灵通道,让我们能够感受到80年代中国青年一代精神世界的瑰丽景象,海子也就成为这一时代的灵魂影像和精神标本。90年代初,很多好的诗人也留下了具有文化意义与精神价值的作品,比如王家新在90年代初的一些诗歌:《一个劈木材过冬的人》《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等,都可以说是相当有效的时代诗歌文本,他对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责任的承担,构成了这个时期中国人的文化与公共记忆的特殊符号。具有历史的光芒和精神篝火式的意义。有些格言式的诗句,能够让你感觉到一个时代的转换。时代如何转换?它通常是被巨大的政治事件完成的,但又为巨大的叙事所完成,伟大的诗歌、叙事或者文化文本完成的是它的精神启示与价值转换的部分。也就是说,“时代”本身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分别是由政治家和诗人去完成的。我们不去评价时代的转换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或者存在什么问题,但我们会觉得,这样的诗歌文本对时代转换是非常重要的。过了很多年,后代研究文学史、思想史乃至精神史的人们,就会回过头来寻找这样的文本。
  另外。我还想追问,我们的诗人在破坏的同时创造了什么?虽然说破坏本身往往就是创造,但有时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哪些时候破坏本身是创造?比如在1992年到1993年,我读到伊沙的一些 今天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诗,如《车过黄河》《结结巴巴》《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事实上》《跟祖国抒抒情》等,这样一些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诗放在90年代初期,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非常鲜明、重要,对历史的庞然大物的瓦解。对历史隐秘部分的反讽式的记忆、表述都特别重大和有效。但是在最近的若干年里,这种源于历史的合理的反讽与颠覆情绪,逐渐被扩展和演变成了一种垃圾化和粗鄙化的运动。很多写作者的无聊和粗率的写作,为粗鄙而粗鄙的写法,实际变成了对写作权利与自由的滥用。当粗鄙、向下的运动缺少了文化上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时候,它就实在是变得非常无聊了,这种现象在今天还是比较普遍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追问。优秀的诗歌文本其实很多,我每年都要做一个诗歌选本,排除各种因素,我坚信其中三分之二的作品是经得起阅读的。也就是说,好的文本眼下并不缺乏,如果你是“文本中心主义者”的话,就会发现“好诗”随处可寻,但是这些“好诗”能不能成为“有效文本”,或者说成为“精神意义上的文本”?那就值得追问和辨析了。今天我们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几乎是一个“有文本无诗人”的时代。闭上眼睛想一想,我们的脑海中可以出现很多诗人的名字,但对这个时代而言,其中哪一个是有精神承担的?他的诗歌和生命人格是可以“互相见证”的?我觉得很难找。有时候作品写得很好的人可能就是一个混混,这好像难以避免,也很难改变。当我们看到一个很不错的文本,然后合上文本想见他这个人――如古人所说“呜呼,吾读其文想见其为人也”,觉得对他割舍不下、放心不下,对他羡慕不已、推崇不已、叹息不已,今天想遇到这样的情况是很难的了。实际情况是,今天的写作和生活、写作和生命人格实践的分裂越来越普遍和严重。诗人的精神承担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承担、人格问题,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综合的承担。我想一种承担是像前苏联的一些诗人那样,他们承受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苦难,承受的同时也使得他们的作品提升了境界。另一种承担就是像海子那样的,他不是承担具体的苦难,具体的政治压力,而是承担人类的精神价值,这样一种承担也最终提升并且成就了海子。我也比较推崇食指,虽然很多人觉得食指的文本已经不那么重要,但是每当我见到这个人,回想他一生他所承受的生活和命运的苦难,就特别感动。他身上智性的因素并不是特别的丰沛,但是他的人格力量则是特别强大的。有的诗人作品里面智性含量非常高,但是人格力量则足够稀薄。
  因此,我认为我们对诗歌文本、对诗人的理解,也不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文本中心”的角度――当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格中心”的角度,人格很高尚、作品太平庸,那也称不上一个诗人。我相信,要求诗人和他的文本应该具有某种相互见证性。从精神要求这个角度表达我们对时代诗歌和诗人的一种期望,至少是合理的。当然,我个人没有这样的资格去做这样的呼吁,因为你可以反问我,你人格几何?凭什么就期待别人去为了这个时代、为了人类做出牺牲。但是一个普通的读者确实有某种权利作这样的期待。同时一个研究诗歌史的人,从诗歌的历史出发去期待今天诗歌的一种精神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合理的。总之,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诗歌的精神力量有待提升,应当和我们这个时代大量的优秀诗歌文本相匹配。当人们提到这个时代的好的诗歌,头脑中也能马上出现相应的重要的、杰出诗人的名字,名字与作品完美融合,作品见证着他们的人格实践。当然。这里我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而并没有做出好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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