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钧海 河北藁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理事。现任新疆克拉玛依市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发表散文、小说等一百余万字,出版有散文集《发现翼龙》、小说集《当代石油作家丛书?赵钧海小说选》。近年有散文作品散见《美文》《岁月》等多种报刊。曾获全国、省部级奖多次。
短命队长
满十七岁,我高中毕业了。我们是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的第一批高中生。我对未来的生活与斗争充满了朦胧的期待,希冀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和考验自己。那时我十分崇拜英雄,是英雄的脚步引领着我的生命旅程。在我逼仄的视野里,英雄像婆罗克努山(天山支脉)一样巍峨,像苍鹰一样高翔在蓝天。我记得英雄的名字和事迹。欧阳海、王杰、金训华、杜洪亮和张德新――一个本校比我低一级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他潜心学习的笔记就记满九本,我很仰慕他。张德新不认识我,我认识他。他的事迹常常被工宣队列举。他是我身边的英雄。三十年后我居然与张德新同在上海财大研究生院短训了三个月,我挺失望,不仅没找到曾经的熠亮,那絮絮叨叨和油头滑脑也让我对英雄另眼审视。
初秋的天山北坡弥漫着一层轻薄如纱的霭气,青山迤逦,繁茂的枝叶上隐隐绰绰地爬满露珠。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日子。许多个世纪来,干渴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不停地用燥热侵袭着温润的天山,以至于天山北坡缓地极少会出现这种奇特景观。我记住了这个奇异的日子。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我们二十九个知青带着行李和洗漱用具挤上一辆解放牌卡车,向正北的沙漠进发了。陌生的戈壁、荒野、沙丘,虬髯一样古怪的梭梭、红柳,似一组可怖的鬼魅镜头冲击着我的心灵,使我战栗,渺小,孤独无助。天黑了,我们终于被卸到一个土坯大食堂门口。期待很久之后,有人拿着钥匙来分配房间。男生两个屋,七八个人上下铺。女生全部住一间土坯垒砌的大屋,中间有两根木桩支撑着,屋顶很低,被熏黑的芦苇把横叠着延伸了很远,有一些蜘蛛网类的东西挂在墙角和低凹处。因为个子高,我伸手就能摸到屋顶的苇把子。
这一天,我在日记中写下:今天我踏上了新的征途。我要把自己炼成永不生锈的能为无产阶级的理想――实现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的钢铁战士!今天是我走向人生的第一步,应该走好这一步。
那是一本漫溢着稚嫩气息的日记,它镌刻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显然我带有未涉世青年的天真和文革的浮夸。我学会了不少概念混沌的大话和空话。但我认为我正接近着理想。
那时候我正走火入魔地学习绘画,我为自己描绘着前程似锦的画家未来。我喜欢的画家是陈玉先、董辰生和范曾。他们常常在报刊上露面。《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常有陈玉先、董辰生的插图和速写,一种活页宣传连环画有范曾的“批林批孔”线描画。我临摹范曾的一组法家人物白描,如商鞅、王充和揭竿而起的柳下跖可以乱真。同学们说,这个家伙画得就是像。“家伙”在这里是褒义词。
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农场是新农场,叫农业二队,离我们一百多公里的另一个农场是老农场,叫农业一队。队长黄义质,副队长杨继智。一个是江苏人,一个是山东人。他们都是脸色黝黑,手掌老茧很厚,风尘仆仆,忙忙碌碌的基层干部。他们常常在暴晒的阳光下带领大家翻地,浇水,拉粪,搅拌房泥。黄义质矮小,杨继智高大。黄义质的门牙外凸,仿佛永远关不住嘴唇,门牙龇着。杨继智具体管我们知青,但他并不怎么负责,开会也不怎么说话,说话时喉音很重,与他精瘦的外表很不谐调。黄义质重点抓全面和管理种地的家属们。那些叽叽咋咋的家属娘们,都是职工老婆,但不是正式职工,就成立了家属农业队。农业二队的主力就是一百多位家属阿姨。
一天晚上,全部知青被集中在女生宿舍选举知青队长。女生宿舍大,而且是大通铺,还有一块现成的黑板。黄队长先组织学习了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精神,那个会议提出了整顿问题。黄说,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也是整顿。然后就说选举知青队长。黄强调,虽然有杨队长负责管理你们,但还必须有你们自己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要负责你们的日常生活。你们是一支有高文化的队伍(那时高中生很少,周边农场都是初中毕业生),你们一定能自己管理自己。我有些不解,想,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变成了自己与自己较劲呢?但我没有说。
黄队长让知青推举候选人。开始大家都很沉默,黄队长急了,说:你们都在一起几年了,很了解,怎么不发言。还犹豫着,有人率先提了我,于是附和的声音此起彼伏,当然也有推荐另外两人的。黄队长高兴了,龇着牙说,投票开始。选举的结果没有悬念,我高票当选。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就极力推辞。我是真心推辞,没有一点想当队长的意思。那时我心中只有绘画,我的目标是色彩斑斓的高远的画家之梦。我骨子里很蔑视那个知青队长。
黄队长笑眯眯地当众宣布结果。昏暗的白炽灯下,他的门牙异常突出和白皙。黄说,我们已经了解过了,赵同志在学校是班干部,长期担任团支部委员,学习委员,学习成绩好,人也本分,群众威信高,你们的选举与我们的研究非常一致,厂党委很快就下发任命文件,任命小赵同志为知青队长。说完,黄让我讲话,我推辞着,心脏突突快跳,不知该说什么。已经是推不掉了,我只得说,服从组织安排。
黄队长笑着说,我很欣赏一个中央领导说的“摸屁股”理论。希望小赵队长也大胆管理,大胆摸老虎屁股。中央领导说得好啊:六十岁的老虎屁股和二十岁的老虎屁股都要摸。我很蹊跷和惊讶,黄队长居然把中央领导的理论运用得如此精到。
说心里话,我不愿意当队长的另一个想法是,感觉压力太大。我们这帮同学大多娇生惯养,调皮捣蛋,由于家庭背景较好(全是干部子女),真正能干农田苦力活的为数不多。
当天夜里我分析了知青现状,就划分了两个班组,分别安排了班长、副班长。我像一个土著头领,开始了在草屋里筹划劳动进度的蹩脚计划。黄队长又单独给我说,小赵你要敢于摸老虎屁股,由我做你的后盾,你就放心。我心里很甜润。我把知青梳理了一遍,认为有三人是老虎――当然是纸老虎。他们睡懒觉,不愿出工,平时欺负老实同学(知青),比如总让个头矮小的高小强打饭、倒洗脚水等等。我下决心要摸一摸这些老虎的屁股,让他们好好接受改造。
可我还没有开始“摸屁股”呢,却被借调走了,黄队长很恼火,但他也没有办法。一天,刚吃完早饭,一个戴眼镜的干部在黄队长的陪同下,来到我们宿舍,让我到厂政工组报到。我求救般地看着黄队长,黄队长很无奈地说,厂机关让帮忙,就去吧,过两天就回来。
我充满信心的知青队长整顿计划只好搁浅了。
新任务是参加一个忆苦思甜展览的筹备。我惊讶于上级对我的摸底程度,也忐忑不安地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怀疑。但我暗下了决心,我要竭尽全力。
跟一位跛腿蒋主任乘坐老式吉普车,一路颠簸到了一个叫七?五的工地。那是这个厂的一个基层单位,因事迹突出,要在工地做忆苦思甜展览开现场会。蒋主任把我交给一个正伏在展板写魏碑毛笔字的人,介绍说,他是小程,工程的程,你就跟他。我怯惧地点头,看着小程。小程面部没有表情,比较严肃,约摸二十七八岁。他并不说话,只是交给我一堆广告色、排笔、毛笔、排刷和一个调色板,然后又给我一张有沾满花花绿绿广告色的宣传画,说:你把它画在展板上。说完又自顾自地写展板上的魏碑了,不再理我。他的字写得很不错,工整拙朴,奇肆险峰,是那种标准的展览魏碑。
我的头懵了,嗡嗡直响。那是两块高两米四、宽一米六的大展板,是一幅多大的宣传画啊?!我一个刚出校门的中学生,从未见过这种阵势,更别说画这么大的画了。我愣怔着好一会儿,觉得有一种窒息感令我惊秫。同在一室还有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他在用铅笔尺子打小方格,忙自己的,并不看我。
忽然,我心内升起了火苗。哼,他们肯定是想考验我,也肯定是在将我的军。火苗开始燃烧了,那是一个十七岁少年的酷烈火苗。
我走到小程身边说:小程,给我一枝铅笔吧,我需要打底稿。
蹊跷地是小程并没有抬头,似乎愣了一下,然后就仍然埋头写展版文字。
我不知所措了,尴尬地定在那里。
那位戴眼镜者走了过来,递给我一枝铅笔,悄悄说:你不好叫小程的,你应该叫程师傅,你以后就是他的徒弟。
我倏地脸红了,啊,原来这样,我太不懂事了。这时,我才明白学校与社会是不同的。别人可以叫小程,因为别人都比小程年纪大,你叫就不行。我无地自容了,脸发烧得厉害。那即将燃烧的酷烈火苗迅速被淋灭了,如泄了气的皮球。
我知道错了。
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展板前。我有些腕弱笔疲,意违势屈。拿着铅笔,我的手瑟瑟颤抖,很久都不能平复。没法,我只得琢磨怎么把那张小宣传画变到大展板上。许久许久我才稍稍定过神来。那是一张工农兵一同手指几个渺小变型人物的彩色宣传画,红黑色块居多,人物形象高大英武,气魄刚劲有力,而变形小人物则干瘪,卑琐,肮脏,污浊不堪。我喜欢这张画,但知道我的功力不够。我胆怯地看了看小程――程师傅。
程师傅大约用眼角余光看了看我,然后走过来说:你把这三个工农兵都改成穿工作服的工人,颜色要鲜艳一些。下面再写一行美术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有人要搞复辟,你不知道吗?
我认真地听着,不再敢三心二意。程师傅说一口四川普通话,就是四川话不浓,普通话也不标准的那种口音。谁要搞复辟?我很惊讶。我不懂,但我不敢问。我想,大约是工厂有人要复辟。 “复辟”就是让我们回到解放前,吃糠咽菜,我也不答应。我又想,工农兵代表广大正义人民,跳梁小丑代表企图复辟者。
咬咬牙,我开始在展板上打起了底稿。我两天两夜没合眼,在偌大的画室里,只有灼亮的白炽灯伴随着我,我显得孤独无援。有时那个戴眼镜的师傅(后来我才知道他姓李,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过来看我画,给我鼓励和信心。第三天,我完成了那幅硕大的宣传画。几乎所有人都说,不错,画得不错,这个小伙子不错,
但,只有程师傅没说话,他不评价。
我其实很想让他说话,哪怕只是一丁点儿评价。我知道,只有他一个人是懂画的“专家”。如今,我依旧能回忆起那幅画的幼稚样子,线条破败,色彩晦暗,人物形象丑陋不堪。
应该说,我的第一次攀登是有效的。没有评价的程师傅把那张画安排在了展览的最醒目处,然后又给我部署了新任务。我开始进入一种无师自通又自我摸索的新境界。我在迟疑、怯懦、审慎中不停地攀援着一个又一个绘画山峰。
二??八年十月,在离开这个我人生起步的单位二十三年之后,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庆典活动。当年的程师傅变魔法一样端着酒杯出现在我眼前,话语很多也很杂乱无章。他刚退休,已办完手续,为了这次厂庆,他被特别留用,负责宣传推介工作。我们举杯对喝,都有些醉眼蒙?。我看出他的眼眶积满了湿润的液体,仿佛一碰就要溢出来。他老了,顶秃了,皱褶密集地散落在脸上,像一个陌生的老人。他说,你是从我身边走出去的最有出息的人,当年我就看出来了,如今你衣锦还乡,很风光,我经常拿你教育年轻人。他还是那种古怪的四川普通话。
我有些受宠若惊,感动地说,当年没有你手把手的指点和提携,没有那些昼夜苦熬就没有今天呵。于是,我们不停地碰杯,碰得杯子砰砰乱叫。后来,程师傅还说了什么?我就想不起来了。总之,他变成了一个话多的人。
七?五工地的忆苦思甜展览结束后,我回到了知青队。
黄队长告诉我,你走的这段时间,知青队散漫,疲沓,懈怠,如没人管的马群放荡不羁。他们酗酒、抽烟与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还偷鸡摸狗,不好好干活。杨继智调到山东去了,只能靠你一人抓了,你要好好摸一摸这些老虎屁股,摸屁股是你的职责。有一个叫贺四眼的,最爱闹事,动不动就提要求,你要重点摸他的屁股。我听着,感觉很委屈,似乎有被侮辱的意味,好像厂部抽我是我的错。
盖房子开始了。我们去农田附近盖房子。我们与家属阿姨们每天坐拖拉机上工地。在一块较为平坦的场地上,要盖两幢能做宿舍及办公室的房子。家属阿姨们很能干,她们会和泥、打土坯,会使用坎土曼,会当泥瓦工,还会挑双桶上房泥。我对家属妇女们崇拜得五体投地。与她们一同干活谐趣无限。她们时常会与男工们开玩笑,也不避讳我们小知青。一次,一位男工玩笑开过头了,就被五六个家属弄倒后拽住胳膊腿抛起来玩“?屁股”游戏,礅够了,就撂到了泥巴糊里,搞得那男工很狼狈。
上房梁是盖房子中最耗体力的活。那房梁不是普通的圆木房梁,而是钢筋水泥浇筑的水泥檩条,每根檩条约有二百公斤重。两幢土坯房的墙砌完后,就是上檩条。我们被分割成两个小组,分别从房屋的两头干起。人站在墙体上,用绳子拴住檩条,一点一点地向上拽,几个人齐心协力,使出很大的力气才能将水泥檩条拖到墙顶,然后再一点一点移放到事先预留的檩条槽内。
我们知青都是第一次见盖房子,哪里见过这阵势,都有些惶恐不安,阵脚错乱。其中有三个男知青始终没敢上山墙,说是头晕想吐或双腿无力。
的确,这些知青平时在家娇生惯养,根本吃不了那种苦。第一天上檩条,我带一组六位知青使出了吃奶力气,呼哧呼哧地大汗淋漓,一上午才上了六根檩条。午饭时,大家都闷头吃,没有一个人说话。
不过我实现了我作为一名知青队长的承诺,我时时处处冲锋在前,承担了最累最危险也是最耗体力的活。虽然我是知青队年龄最小的,但我知道我必须人模狗样地像领军人物样全力以赴。
把檩条从地面一点一点拽到墙体上,是体力与胆量的较量,因墙体很窄,只能一边两人一组提拽檩条。而那二百公斤重的水泥檩条,死沉死沉的,只能一点一点往上拽。也因两人一头操作不便,劲使不到一块。刚开始时我们频繁出事故,甚至把水泥檩条掉到地面上,摔成了数截。黄义质气呼呼地大声训斥着,嗓子喊得像公鸡打鸣一般。如果连人带檩条都从墙上掉下来,那危险就更大啦。
其实,檩条从地面拽到墙上还不是最危险的活,因为上拽的过程一头有两人共四人操作,而从墙体上抬运到每个预先留下的檩条洞里,才是最危险的工作,因为只能一头一人操作。没有臂力,没有勇气,没有胆量,是没有人敢冒险的。
活终于摆到了那里,檩条静静地躺着,如一堆沉重而令人恐惧的炸弹。短暂的静谧中,隐匿着残忍,逃逸,哀怨,懦弱,也隐匿着穿越,英武,意志,骁勇。一瞬间,我狂吼一声跳了起来,说,来,谁来和我一起干,谁来,谁就是我大哥!(操,这是什么样的带队方法!其实我已经黔驴技穷了)贺四眼忽然站了出来。如一只猛虎,剽悍而狂放。他往手上吐了口吐沫,说:我来,我就不信,我斗不了它。我感动了,心存感激地望着他,为这只老虎的慷慨和仗义,也为这摄人魂魄的一幕。
于是我和贺四眼两人一头一个站在了山墙顶上,如两只展翅的雄鹰。我们勇敢地扛起了这个既繁重又危险的力气活。那是一件得有膂力又要小心翼翼搬运的力气活。二百公斤重的水泥檩条四人抬都很困难,现在仅两人在墙头操作,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我和四眼变成了两个人的竞技表演。
黄队长看得热泪盈眶。
我实现了自己勇于争先的诺言。我也实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勇于肩挑重担的责任。在和平的枪林弹雨的战斗中,我成长了,我的心底通透而明亮。
贺四眼成了我哥。他的老虎屁股被我拿下了。他大我两岁,成了我知青抑或以后岁月中无话不说的知己。新农场的半年,他对我支持最大。有时我为了压住另外两只老虎的嚣张气焰,时常会采取打击贺四眼的办法来抑制他们。我甚至专门用上勾拳去打击贺四眼的脸,因为我胳膊长,我总能占上风。我占上风的一切就被另外两只老虎看到了。我其实是做给那两只老虎看的。这果然很见效,另外两只老虎也开始敬畏我了。我用这种方法摸了三只老虎的屁股。多年过去,我依然会怀恋那充满幼稚、纯真,充满爱憎的集体生活。
上水泥檩条之后,我的威信大增。那威信是我用一个男子汉的力量和尊严证实与威慑出来的。那些老虎屁股我摸过了。我认为是纸老虎。在这之前我的威信是有的,但我明白,它仅仅来自我优良的学习成绩和绘画能力。但是站在那个山墙之巅,我看到了曾经小瞧我的“老虎”们愕然复杂的目光。我亢奋和自恋了很久。
二??八年九月,从台湾高雄参加完一个文艺交流活动,回大陆在深圳小住一日,我给在深圳打拼多年的贺四眼打了电话。他兴奋地请我去一个海边村寨吃海鲜。那海鲜大宴既鲜嫩又便宜,让我这个久居沙漠戈壁的土包子,着实开了一次“海荤”。上世纪九十年代贺四眼就心急如焚地去深圳闯荡了,如今有华贵的房子和风格另类的越野车。交谈中,我依稀还能分辨出当年的老虎气味。我说,你小子什么也没变。他说,老了,头发都没了。
干完上檩条、装苇把、上房泥、抹房顶等一系列工序,冬天就来了。乌拉尔山刮过的冷风呼呼地吹黄了不再泛绿的大地,沙土裹着细碎的石子拍打、吞噬着孤寂的知青点,让人情绪缭乱和浮躁。
我又一次被厂里调去搞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展览。我没有一点快乐,只有缭乱和沮丧。知青队刚刚有起色,却又要群龙无首了。它似乎也在扼杀我日益膨胀的当官欲望。主管知青队的黄队长忽然被换成一个姓冷的负责人,他天天组织知青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是一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临行前,贺四眼在宿舍里为我摆了酒肉。他弄来两瓶五五大曲。那是一种当时很有知名度的新疆烈性白酒。
我作了一首狂妄的歪诗,其中有一句至今令我后怕。那歪诗说:到那时,看两杰,脚踩汗山九空炸,响彻云天。所谓两杰是指我和贺四眼。汗山就是我们背后的成吉思汗山。
冷风不住的侵袭着我们,刺骨透寒。我们裹上了皮帽子和膻味浓烈的老羊皮袄。一天我正低头走路,忽然有人拽住了我的大衣,回头一看竟是黄义质队长。数日不见,他竟然消瘦了一圈。黄队长沮丧而伤感地说:你走后,知青队就一盘散沙了……有人批判我宣扬“摸老虎屁股”理论,说我是搞“翻案”搞“复辟”的邓某某的孝子贤孙。黄义质说着,还不由自主地看看四周,样子很猥琐,然后叹口气,走了。我发现他的门牙显得更龇也更凸了。
倒抽了一口凉气,懵懂中,我想,阶级斗争就是复杂,我真该在大风大浪里锻炼。那天夜里我在日记中写道:革命是非常不易的。我应该拿出一个革命者的气魄,不怕风吹雨打,勇敢地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锻炼……我要向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勇猛地冲去!
在那页纸的右下角,我还画了插图――一个昂头迎风奔跑的青年。那青年的头发被风吹得变了形。――那青年就是我。
时间不长,一个重大决定就来了。――新农场知青队解散,二十九名知青全部安插到一百公里外的老农场。那是一个有二百多名知青的大农场,那里才是广阔天地。我短命的“摸屁股”知青队长生涯到此结束。
至今,我仍然不知道我的档案袋里有没有任命我的文件。
圆月之夜,我被捉住了
我在老农场的再教育生活悠闲而自在。由于和厂政工组的特殊关系,我似乎变成了农场场部的工作人员。没有下过大田,没有种过菜,也没有夜里伴着蚊虫叮咬浇地(那时用漫灌的方法浇地),只是在收麦子、收冬白菜时,才与场部干部和知青们一起去夏收秋收。平时我很安逸,我的真实身份是:卖菜的。二百多人的知青队伍,只有我一人很特别,很吃香。那时我穿一件四口袋绿军装上衣,勤勤恳恳地在菜棚里晃动,没少让知青们羡慕和妒忌。
我灵魂深处有点沾沾自喜。
老农场离厂部较远,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地带,菜地、玉米地、麦子地与沙丘时常交错着,起伏着,干活干累了的人们,常常会往沙丘的细沙堆上一躺,放松筋骨,有一种幸福而宁馨的感觉。如若再往东往南走,就都是浩渺的沙漠了。
我的特殊待遇,许多年后总有知青们聚会提及,口吻依然是羡慕和妒忌。女知青说,就你一个人没有被太阳晒过。男知青说,你小子在老农场没吃过苦。我知道,没有把我分到各知青班的真实原因,是我没准什么时间会被上级调去搞临时性展览。
我没有流露出沾沾自喜的浅薄,但我的心里很傲慢,有点小人得志的样子。不过,那时我确实很刻苦,很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虽然我的工作显得超脱闲逸,但我不自满。没了新农场知青队长和团支部书记的职位,无官一身轻,我的绘画水平也飞跃了。在老农场的七个月当中,我的身影时常在农场与厂部之间交替变幻着,它使我的再教育生活像栖息在美丽小岛上一样,迥异而慵懒。
跟随一位叫曹培恒的农场领导――农业一队副队长卖菜,是我的工作。这个曹培恒是湖南人,口音难懂,脸膛黑红,约摸四十五六岁的样子,很能吃苦,也极其敬业。他一手拿一杆大秤,另一手拿一根粗木杠,让我拿称菜的大筐。在我知道该怎么做之后,我会主动拿过他手中的木杠,紧跟在他身后走。
清晨,我们行走在菜地和西瓜地的田埂上,两个黑色的剪影显得古怪而滑稽――曹队长在前,矮小敦实,我在后,细长干瘦,颇像某个童话里的一对人物。踏着曹队长的脚印走,我的腿会迈不开,伸展得不舒服,有点像样板戏中杨子荣的小碎步,让我着实着急。偶尔,我还会踩上曹队长的条绒布鞋,鞋子掉了,他就穿袜子走几步,袜子上有洞,土和沙子进去了,他也不计较,拿回鞋子边走边穿,也不回头看我。我不好意思了,就拉开一些距离。
卖菜点主要是自销,偶尔也会把产量高的菜、瓜和鸡蛋,卖给慕名而来的过路客。那时,我们农场的西瓜声名显赫,产量也高,来买的人就开解放牌汽车进来,一车一车往外拉。我于是就站在卡车顶上,用大杆秤过装满麻袋的西瓜,样子很风光。有时太忙我就估算一下重量,买者不信就与我计较,待过秤时,几乎都是我估算的对,客人于是就伸出拇指赞叹,目光露出服气的神情。
曹队长喜欢自己动手干,并不指挥我。他说,小赵,你有文化,你负责收钱记账,登记本你管。我诚惶诚恐。那时我年轻,希望自己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就是用体力战胜私心杂念的锻炼,而不是用账本。但我知道,与私心杂念斗争是长期的。
我学会了装车,卸车,分堆,过秤,打算盘,记账,收钱。熟练精确是我的标准。――看一眼菜堆便能估计出重量,提一捆韭菜就知道有几斤,装几个西红柿或秤几个鸡蛋,都知道有多重,基本不用再过秤。有挑剔的知青跟我急,一过秤,他就傻眼。我的眼力不再有人怀疑。
我卖菜很讲职业道德,也严格要求自己和别人。曹培恒说,偷吃一根黄瓜就是偷了两分钱,很可耻。我很同意曹队长的观点,十分敬佩他,再渴再累也未想过要吃公家东西,曹队长也不吃。曹队长家就住在农场,他从不往家里拿蔬菜,他家吃菜也是孩子来菜棚排队买。我过意不去,有时会偷偷挑好的给小毛和尾毛。小毛是他的大儿子,尾毛是他的小儿子。现在,我依然能记起尾毛虎头虎脑又脏兮兮的样子。
一次,刚卸下几筐西红柿,曹队长和我正往菜棚子搬运,来了两个女知青。她们俩与曹队长熟识地打招呼,然后就大方地让我给她们称体重。那时,我使用秤的技能已十分稔熟,小杆秤、大杆秤、小台秤、落地台秤样样得心应手。开口说话的女知青,眼睛黑亮,性格开朗,头上扎着两个小辫,脸上洋溢着甜甜的笑意,给人一种丰润纯美的感觉。我知道她,她是农场一位副队长的女儿,姓王,家在农场。另一位没说话的女知青,姓邱,比较腼腆,是一般不敢正视别人眼睛的那种羞涩女孩,家也在农场。她俩住知青宿舍,但在家吃饭,不吃食堂。她们是农场仅有的两位不吃食堂的知青。
我给她们分别称了体重。下农场之前,我上学的中学男女生之间挺封建,男女同学是不说话的。除非公务活动必须说时才说,而且简洁洗练,现在想来,十几岁的孩子,很不正常。本应顺应自然,可男女之间愈授受不亲,就愈显得神秘。但到了老农场之后,我发现农场的知青很融洽,男女知青一起下地,一同聊天,甚至也有互相嬉闹开玩笑的,就很羡慕这边的知青,有一种青春勃发的激情和冲动。不过,让我吃惊的是,那些我们一块从农二队来的知青,居然突飞猛进地与这边女知青迅猛地建立了亲密关系,胆大者公开说某某某是他的小妹。那时小妹不可以随便说的,只有关系不一般才可以这么叫。
活力四溅、靓丽朝气的黑眼睛女孩小王的体重是五十四公斤,而邱姓的女孩是五十二公斤。我如实地报着她们的重量,却没敢抬头。我觉得她们落落大方,有一种纯真明快的清新之气。我似乎想接近她们,尤其是王姓女孩,令人心跳,令人迷眩,有一股穿透性极强地诱惑力。我心脏突突快跳着。这快跳又让我感觉自己的灵魂很龌龊很肮脏。由于男女生之间不说话,我对女孩始终有一种朦胧而陌生的怯惧。那是一种渴望交往又忐忑不安的怯惧。
黑眼睛小王和腼腆小邱互相议论着自己的体重,说又重了,太让人烦了。我就笑,心想,才五十四公斤就烦躁了,将来再重怎么办?虽然这样想,但我却没有评说。我只是觉得心脏怦怦地快跳着,血液在脸颊上的潮涌。
这时,她们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要西红柿。
她们异口同声地说:给我们几个西红柿吃吧?!
我被突如其来的要求弄懵了,不知所措。我求助地看了看曹队长,却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不在了。
我于是结巴着说:不,不行的,有规定不让给。
黑眼睛小王忽然就红了脸,也没了笑容,旋即转身就走,明显是不高兴了,而腼腆小邱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嘴里还说着给两个西红柿,又犯不了错误之类的话。王女孩就一把将她拽走了。
我顿时后悔起来。不就是几个西红柿吗?望着她们青春的背影,我很沮丧,但我没有喊她们回来。
我呆立着,像被遗弃的孤鸟。
那是我一生中最坚持原则也最窝火的一次。多年后我分析自己当时的心态,觉得自己可能处于一刹那的淳朴正直与显摆交织所致。我存下了那个心结。那是我一生都将自责的心结。
西瓜熟透的时候,也是农场最甜美甜蜜的时候。老农场的西瓜沙甜,爽脆,口感极佳。那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绿洲奇特的气候条件和阳光日照哺育的结果。大家都垂涎三尺地盯着那些甜润的西瓜。
上高中时,从河北唐山转来一个同学,个头矮小,肤色黝黑,乡村气味很浓,姓施,于是同学们就叫他小虱。有双重的贬义。在新农场,小虱积极向我靠拢,要学习绘画,力图有所建树。自然我很欢迎,就倾心相教――我这个自不量力的半瓶子醋。我自小喜欢有志向的人,不愿意与好吃懒做或欺负人的同学打交道。小虱属于受欺压的那一类。
在新农场时,六个男知青一个宿舍。小虱与我同住,属于我这个知青队长的亲信之一。他有时会为忙碌中的我打饭(从食堂买回宿舍),有时也会乘我不注意倒洗脚水或叫我师傅。我很亢奋也很内疚。
到老农场后,我与小虱就不住一起了。我属于场部的自由人,被安排与后勤放羊的两个知青住一块。那时我经常能喝到两位羊倌带回来的羊奶,我喝羊奶时吱吱有声。二十年后,农场知青聚会,两位羊倌居然还能说出如何偷带羊奶的细节,他们说,为了带羊奶,糟了不少罪,有次刮大风,他们一边赶羊群,一边保护盛装羊奶的饭盒,从黄沙梁回到宿舍天已经黑透了。我听着,如听天书一般。我说,有这种事?我怎么不记得。他们异口同声,你那时只管喝,根本不问我们如何受罪。我万分内疚。
在老农场小虱依然经常到我宿舍来玩。但小虱不学画了,我看他没灵气,也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就不再要求他。
在西瓜摘二茬的一个初秋之夜,天气凉爽宜人,小虱来我宿舍,一顿神侃之后,提出一个棘手问题。小虱说,我们去你的菜棚子拿西瓜吧,口渴得要命。我说,不行,半夜三更去菜棚子拿瓜,属于偷窃行为。
小虱说,那怎么算偷,是主人,又有钥匙,拿两个西瓜不算偷,况且这么晚了谁看得见,走吧,师傅。小虱很久都没叫我师傅了,那次叫,让我有种麻酥酥的感觉。
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看小虱那样蜜语软磨,就心软了。想,拿一次瓜也算不了什么,小虱毕竟给我打过洗脚水呢!
情感战胜了制度。好在菜棚子离宿舍挺远,黑灯瞎火没什么游人,况且那年秋天来得早,夜晚有些微微寒意。
我们一高一矮向菜棚子走去。浑圆的月亮发着杏黄杏黄的柔光,从沙丘上悄悄地升了起来,如一个硕大的月饼。我说,月亮很美。小虱说,再过几天就是八月十五了。
夜深人静,阒无一人。菜棚子是两扇大铁门,开锁后,拉门发出很大的吱呀声。那一瞬间,我的心像被碾压一般,也发出了那种奇怪的尖叫。屏息静气,我听到了自己胸腔里咚咚的声。门开了一半,小虱就机敏地钻了进去,很快摸出一个大西瓜。
我强压着恐惧,也进去摸了一个大西瓜,那西瓜居然在我手上滑脱了两次,好像一个活物,抓起来,滑掉,再抓,再滑……就在我终于抓紧它,双手环抱着转身出来,正准备搁下时,出事了。
一道手电光柱,直射在我们身上,准确说是照在了我和小虱的脸上、手上,接着,就是一声严厉的吆喝如从天庭传来一般:干什么的?!
被突如其来的吼声震呆了,我失控地定格了,同时,头嗡的一下鸣叫起来。――我被“捉贼”了。
“捉贼”者是农场的另一个副队长,叫何生财,也是湖南人,有一口浓浊的湖南口音,平时少言寡语,不苟言笑,表情漠然,并有些阴郁。他讲话,知青们时常要琢磨半天才能揣摩出大意。其实何生财是分管工业的副队长,在我的视野里,他是被忽略的领导。
待我分辨出是何生财的声音后,双腿瘫软,不由自主地蹲了下去。
手电光的强烈照射,使我肮脏虚伪的灵魂被展示得体无完肤,我有一种 “光天化日之下”被裸体展示的羞耻与狼狈,感觉就像电影里多次被民兵当场抓获的国民党特务一般。
巨大的恐惧和耻辱湮没了我。
我和小虱卑琐地蹲在墙角里(那个墙角时常会有人解大手或小手,升腾着一股骚臭混合气味),如同两个罪犯。许多年之后,我脑海里依然会回闪那个耻辱的丢人细节。那一刻,十八岁的我萌生了一种前途渺茫、生命黯淡的感觉。
我悔恨万分。
何生财关灭了手电,叽叽喳喳地厉声说了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别人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攻击自己,那些危言耸听的话只有在批判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时听到过。那些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字字千钧,句句真理。它让我心惊肉跳又毛骨悚然。
何生财滔滔不绝地说――你们是老鼠,是隐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盗贼,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蛀虫,是屎壳郎……你(指我)是一个权力很大的知青,你带头偷窃,你装腔作势,你损人利己,你无法无天,你个臭狗屎……
我完了。
说了很久,何生财收住嘴,大概说累了。他开始命令我们把西瓜吃掉。――吃掉它!吃掉它!他用那种艰涩的湖南口音说。那是一种节奏与韵律都比较滑稽的音调。如若是平时,我会笑出声来,然而,那时我觉得它像一个魔鬼发出的命令,充斥着残酷、灼痛和沦陷。
我们狼吞虎咽地吞噬起来。――是那种被称为饕餮的吞噬。那是两个很大的西瓜,每个都有十公斤以上。我们怎么吃得完?!
夜深了,圆月由昏黄变得惨白,像一片冷艳的剪纸,平贴在凄冷的墨黑天空。一阵寒意袭来,我忽然浑身失控地抖动起来。我企图控制住自己的抖动,但是徒劳。我觉得极度寒冷,不仅双腿抖动,吃着西瓜的牙齿也上下磕碰着发出吱吱喳喳的声响。
发抖――我发抖了。这就是我曾经无数次听说过的、批判大会上人们常用的话――“让他们发抖去吧!”此时,在我吃西瓜的时候品尝到了。我品尝到了发抖的滋味。我颤抖着,哆嗦着,恐惧着,没法自控。
多年之后,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身体哆嗦的样子。那一刻我寒冷无比。那也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发抖。
不知是怎样将那个大西瓜一口一口吃完的,我只是觉得肚子奇胀,浑身瑟缩成一团,颤动和奇寒覆盖了我。其实,那个圆月之夜,气候温润,清爽,初秋的沙漠些微醉人,舒适惬意。可我却异常寒冷。
吃完瓜已经很晚了,何生财让我们把瓜皮收拾干净,然后,才命令让我们撒尿、回宿舍,等待处理。
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夜晚,也是一个让我终生受益的夜晚。从那个夜晚开始,我常常会思想一些古怪的问题:什么是权力?什么是纪律?什么是感情?什么是欺骗?这些问题当下看来很幼稚,但它对于十八岁的我却是一次摧枯拉朽的冲击,也是一次前途命运的挑战。
我失眠了,连续几夜忐忑不安,头脑胀痛,双手战栗。我期待着那个处理决定的到来。我没有食欲,寡言少语,也不再愿意与人交流。眼前还时常会浮现刺目的阳光下,自己被反剪了双手五花大绑的画面。
奇怪的是,几天过去了,并没有人过问此事。带领我的曹队长依然风风火火地喊我上菜地,依然放心地让我管菜棚子钥匙。我蹊跷着挥汗如雨地苦干,希冀用汗水冲刷着自己污浊不堪的灵魂和羞耻的过失。
多年后的一次会议上,我偶然与何生财碰面,他显得异常苍老,两鬓已布满白发。我想起了那个发抖的圆月之夜。我难以启齿地说起当年的过错。何生财想了一会儿,才猛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慈祥地说:哈哈,那天把我也冻得够呛,我真怕你们有个三长两短。他的湖南口音依然很重,样子变得生动而可爱。
七个月的卖菜生涯很快过去了,它像一颗流星闪烁了一下就消隐了,掩埋在了繁缛的世俗之中。多年后的今天它让我有所顿悟,有所思考。那是一个有纯洁、有背叛、有诱惑、有警醒的圆月之夜。我思念它。
那个曾经向我索要西红柿并被我拒绝了的黑眼睛女孩,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她和那个腼腆的小邱多年后还常常会提起那次尴尬的境遇,她们认为我的执行力很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