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乡下我的一个远房姑姑十年前借高利贷买了一辆货车，本指望靠这辆车挣钱养家糊口，可不到一个月，货车撞了人后驾驶员失踪，车在山东被扣，家庭因此破产。夫妻俩为了还高利贷，四处打零工，将挣来的每一分钱都用来还债，唯一的儿子瘦得像一只小鸡。十五岁初中没毕业就去了江苏做油漆工。后来。我将其夫妻俩介绍到省城打工，比我还小一岁的姑姑做两份保姆的工作。为了省钱还债，牙坏了不去补，而是拔掉，三十几岁就拔掉了四颗牙，直到十年后才还完最后一笔高利贷。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想，繁华的城市里那么多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人干着欺世盗名、坑蒙拐骗的勾当，而且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作假无愧。作恶无罪，既无道德压力，又无法律恐惧，这怎么得了。很多年前，我就想为此写一部小说。但究竟怎么写。一直没有找到切入点。
后来，我重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让我迅速地坐到了电脑前，陈道生以及三里街七十二号大院的人物几乎是在一个晚上就全部集合到了我的面前。“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个需要被“教化”和被“拯救”的底层小人物，恰恰担当起了对这个灯红酒绿的世界进行道德教化和灵魂拯救的使命。小说出版后，许多评论用了“人性的光辉从底层升起”、“底层道德坚守的精神神话”、“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困境”来评价这部长篇小说。但我最初的创作视点却是，一个小人物以生命做抵押，诠释什么叫做“感恩”、“良知”、“忏悔”与“救赎”，陈道生还的不是银行贷款和商业债务，而是三里街穷人们雪中送炭的恩情，最好的朋友刘思昌最后送来的也不是骗走的钱。而是对陈道生的忏悔。良心复活的聂赫留朵夫跟玛丝洛娃一起踏上了流放西伯利亚的漫漫征途，骗子刘思昌为什么不能跳楼赎罪呢?如果现实中没有人愿意这么做。我就让小说中的人物去做。坦率地说，这是我在深受了托尔斯泰影响后才这样设计的。陈道生以生命的代价捍卫了一个男人的信誉和尊严，刘思昌以内体的灭亡完成了灵魂的救赎。
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三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太快了，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快得让人手足无措。就物质生活而言，发达国家有的，我们都有了。我们的中餐比西餐更丰富。我们曲住房面积比东京和巴黎的还要宽敞，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快乐和：幸福。我们烦躁不安、处心积虑、缺少定性、放弃底线，精神质量的低下已使相当一部分人在豪华的物质空间里很难找到身心和谐的幸福感觉。这时候。陈道生站出来是很必要的，这个小人物以他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喋血前行的命运纠正和修改了我们失守的道路，在他悲惨的胜利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男人，或者说所有人活着的理由。
然而，小说毕竟不是理性设计的产物，也不是研究论证的结果，小说要靠人物塑造、情感体验、语言叙事来完成最基础的工程。这部作品来自于我最熟悉的底层生活，我把小说中的人物当作自己同一个屋檐下的亲人。所以小说中的情感是一种本位性的体验，而不是一个作家居高临下的想象。有了这样本位性的体验。小说中的人物与写作时的我就融为一体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不需要任何雕琢和修饰，写作因此变得流畅。当然我也不是一点力没出的，海德格尔说“小说的本质是语言”，所以我对小说的叙述语言事先是有想法的。我想用感觉化和超验性的“先锋”叙事语言不露痕迹地来讲述一个生活化、经验化的“老土”故事，这种阅读张力对一部长篇小说来说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难做到的。至于是不是做到了，那还有待于读者评判。
长篇小说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意、结构、故事、人物、情节、细节、语言、视角、节奏，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足以致命。诚实而认真地写作并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同，成了我们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此。衷心感谢《长篇小说选刊》让我与更多的读者结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