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陆在涉台“一国两制”宣传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着实功不可没，但在涉台“一国两制”宣传和研究方面也存在着许多不足。针对这些不足产生的原因，我们建议应从四个方面来加以改进和完善，包括加强对涉台“一国两制”的创新性研究；加强对涉台“一国两制”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对“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设计研究和改进“一国两制”的宣传方式并提高其效果。
关键词：“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宣传；“一国两制”研究；两岸统一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2-0053-03
“一国两制”最早是为实现两岸统一而提出来的构想，从它被提出迄今已有30多年了。期间我们运用它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在国家统一大业道路上向前迈进了重大一步。虽然目前两岸尚未统一，但祖国大陆方面一直表示也将运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为此，祖国大陆在涉台“一国两制”宣传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着实功不可没，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迄今多数台湾民众仍不接受“一国两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台湾执政当局不愿意跟大陆谈判统一是根本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与我们在“一国两制”宣传和研究中的某些做法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为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接受“一国两制”，并以此推动和实现两岸的最终统一，我们有必要对以往大陆涉台“一国两制”宣传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必要的检视和反思。
一、涉台“一国两制”宣传中存在的不足
祖国大陆在涉台“一国两制”宣传中存在的不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某种程度上将“一国两制”意识形态化。从学理角度来看，“一国两制”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造性构想，但由于我们不适当地夸大“一国两制”的政治宣传，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得“一国两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祖国大陆地区内部，“一国两制”被意识形态化，是适合大陆发展需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在两岸关系中，“一国两制”被意识形态化则未必是可取的做法。回顾在“冷战”时代和两岸“统独”对抗时代，“一国两制”在很大程度上因被不少台湾民众贴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而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或抵制。当下仍有部分台湾民众视“一国两制”为两岸“统独”对抗和大陆意识形态宣传的一部分，所以对其逆反和抵触心理特别强，故而出现了“逢‘一国两制’必反”的现象，根本没有心思去了解“一国两制”的真正内涵和具体内容。诚然，大陆意识形态化宣传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在客观上有时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走向了祖国大陆主观愿望的反面，我们对此应该有所反思。
第二，因过于强调宣传口径的一致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国两制”的创新性研究。以前祖国大陆官方存有一个观念，认为台湾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所以祖国大陆官方在涉台宣传方面，十分强调宣传口径的一致，担心某些学者的观点被台湾方面解读为含有官方“意图”。为防止有些学者“乱发话”，它们对于涉台稿件的审查比普通稿件的审查更为严格，倘若文章观点与官方观点不一致，即使作者出于善意而使文章有所创新，该文章也很难发表。这种做法虽然有其合理、积极的一面，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涉台“一国两制”研究的创新性，使得大部分研究成果属于低水平重复。众所周知，学者的使命就是前瞻性地研究一些政府尚未来得及思考或没有时间思考的东西，而不是一味地对现行政策做注脚或进行合理性论证，否则，那就偏离了学者应担负的使命和职责。在两岸统一模式方面，特别是在“一国两制”台湾模式方面，两岸学界应积极地进行相互交流和方案设计，了解彼此的诉求和底线，然后进一步改进设计，力争能够建构一个被两岸同胞所能共同接受的统一方案，这是一个两岸学界共同探讨未来统一模式的很好路径。可事实上，祖国大陆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适度放开，直到近几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几个场合反复强调两岸学界要相互交流之后，这一问题才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第三，没有明确强调“一国两制”与其具体实践模式的区别。在涉台“一国两制”宣传中还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将“一国两制”与其具体模式混同来起来宣传（至少没有明确地区分开来加以宣传），使人们误解了“一国两制”的真正内涵，认为“一国两制”就是目前香港、澳门的情形。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是一个原则、一个政策，是一个框架性的结构，而不是一个具体模式，我们通常所说的港澳模式不是“一国两制”本身，而是在实践中落实“一国两制”这一原则或政策的具体制度和内容，两者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事实上，“一国两制”港澳模式也有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也并非完全相同，香港与澳门在贯彻“一国两制”原则或政策的过程中也根据两地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的性质、原因、背景等均不相同，“一国两制”台湾模式也就不可能等同于港澳模式，究竟“一国两制”台湾模式有哪些内容？目前尚不得而知，须等待两岸通过未来的政治谈判来协商确定。反思大陆以往的涉台“一国两制”宣传，虽然也论及“一国两制”与其具体模式的不同，但很不充分、很不凸显，这也是台湾民众将“一国两制”等同于其港澳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涉台“一国两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目前，除了祖国大陆在“一国两制”宣传方面存在着上述不足之外，祖国大陆学界对“一国两制”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研究的学术性不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界没有处理好“一国两制”研究的政治性和学术性之间的关系。这反映在研究风格上存在着过于政治化的现象，过多地侧重了“一国两制”的正面宣传。从大陆学者研究的情况来看，大多研究成果侧重于对“一国两制”的高歌颂扬，竭力去挖掘“一国两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忽视了或牺牲了“一国两制”研究的学术性，至今有些研究仍停留在对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作科学性论证上面，意识形态色彩较浓，而缺乏研究的学术性，因而很难做到研究的超然性、中立性、创造性，这影响或限制了我们对“一国两制”构想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研究的前瞻性不足。学术研究必须要具有“超前性”，通过研究去对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的预测，针对预测的结论来制定解决问题的应对策略。反观30多年来大陆的涉台“一国两制”研究，我们在“一国两制”未来的、长远的、本质的问题上缺乏准确的把握。这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一国两制”在适用于两岸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相关问题的前瞻性研究，以致于不能提出避免问题出现的防御性措施。纵然有些研究是围绕着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重大问题展开的前瞻性研究，但由于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前瞻程度也不够高。
第三，研究的应用性不足。目前仍有相当多的学者对“一国两制”研究仍局限于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邓小平理论等学科或专业之中，这种“形而上”式研究或解读式研究，常常导致研究成果跟具体实践的联系不够紧密，使“一国两制”研究的应用性受到限制。其他学科和专业领域对“一国两制”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存在着经验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不足的现象。“一国两制”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构想，应用性是该构想的生命力之所在，现在的很多研究已脱离了这个基点。
第四，研究的创新性不足。“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和发展固然与邓小平理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一国两制”今后发展的方向性保证。但是，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着极端化的做法，集中表现在：有些研究只是对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简单重复，凡事均在邓小平的论述中寻找依据和答案，注解多于创见，简单地套用邓小平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而不是以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核心精神为指导，积极地通过实践去推动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也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一种表现。
三、涉台“一国两制”宣传和研究工作的改进建议
针对上述不足及其产生的原因，建议祖国大陆涉台“一国两制”宣传和研究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改进和完善。
第一，应加强对涉台“一国两制”的创新性研究。按照当初的解释，“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是尖锐对立的，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两种制度却和平竞争、和平共处，甚至有不断融合的迹象或趋势，如果当前仍在强调“一国两制”的“两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可调和和对立，则对推进目前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及两岸最终的和平统一显然是不利的。这需要我们及早赋予“一国两制”新的内涵与内容，以保护两岸民众，尤其是台湾民众的利益不受到损害和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为根本出发点，并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赋予“一国两制”新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之。因此，在涉台“一国两制”研究中，只有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以及勇于创新的学术品质，提倡大胆而富有创意的设计，才能使“一国两制”具有更强的时代感和生命力。
第二，要加强对涉台“一国两制”的基础理论研究。任何研究，如果没有深厚的基础理论研究来支撑，其应用研究和创新研究的成果肯定不会太丰富，发展也不会太持久。由于学界对“一国两制”研究的历史比较短，仅有30多年，所以基础研究相当薄弱。只有通过加强对“一国两制”基础理论的研究，才会有理论上的突破和制度上的创新，从而才能谈的上对“一国两制”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涉及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制度安排，说到底，这与政治学、宪法学上的国家结构形式理论、主权理论等理论范畴密切相关。所以，欲实现“一国两制”的创新性研究，不能仅仅就“一国两制”本身进行研究，必须对与“一国两制”相关的政治学、宪法学理论进行研究和创新。众所周知，主权理论、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形成时间比较早，这些理论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现实，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或反映当今的政治现象，所以，如果我们仍用这些理论来“裁量”现实，用它们来作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参考，那就犯了“削足适履”的错误。理论来自于现实，应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这才是理论发展的正确逻辑。对于“一国两制”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框架，不能仅仅根据传统的政治学理论来解读。
第三，应加强对“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设计研究。众所周知，台湾和港澳的情况不同，决定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不能照搬港澳的做法，必须有特殊的台湾模式。要建构“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一方面必须在现有港澳模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去深挖“一国两制”的可供资源，同时吸收和借鉴其它各种模式或构想中的一切积极合理因素；另一方面要认真分析港澳特区在实施“一国两制”的过程中所出现或遇到的问题，总结其经验，吸取其教训，以便在设计“一国两制”台湾模式时能够扬长避短。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完成这一任务，需要研究者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站在实现和维护两岸统一的立场上，以严谨的学术思维，对国家主权、国家结构形式等重大理论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努力建构一个更能诠释两岸现状，同时又能被两岸同胞所共同接受的统一模式框架。
第四，改进“一国两制”的宣传方式，并提高其效果。“一国两制”能否适用于两岸统一，其主要障碍不在于祖国大陆方面，而在于台湾方面，所以涉台“一国两制”宣传的重点和目的在于让台湾民众了解、认同并接受“一国两制”。那么，怎样才能让台湾民众了解、认同并接受“一国两制”？首先，在向台湾民众宣介“一国两制”时，不要将其意识形态化，使“一国两制”回归到其初始意义上来，避免使其成为两岸“统独”对抗的牺牲品，这要求我们必须改进原来宣传“一国两制”的方式，力求做到中性、客观，防止对“一国两制”进行过于夸大的美化宣传，否则容易使人感到虚假。其次，要借助于一定的中介力量。很显然，祖国大陆方面不可能（事实上也无法）自己跑到台湾岛内去进行“一国两制”宣传，只能对来大陆的台湾同胞进行了一些宣传，即使宣传，效果也未必理想。针对台湾民众目前对“一国两制”有抵制的情绪，我们应借助于世界各国和地区中一些中间媒介、（电子）书报杂志，尤其是台湾岛内的媒体力量来进行“一国两制”的宣传，做好台湾民众的工作。譬如，海外华侨、台湾岛内的“拥统”组织及其新闻媒体杂志等等，这是我们在海外和岛内宣传“一国两制”的重要依靠力量。通过它们，在岛内外组织两岸学者开展“一国两制”学术研讨会、辩论会等活动，通过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及民众面对面地辩论、讨论，以及回答台湾民众就“一国两制”所提出的问题和质疑，也可以从另一面起到扩大宣传“一国两制”的效果，从而让更多的台湾民众了解“一国两制”。
综上所述，两岸目前正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统一事宜尚未被提上议事日程，很自然，对于作为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的“一国两制”，目前也就很少有人去顾及、研究。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统一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应当未雨绸缪，及早地、前瞻性地解决一些两岸统一道路上的问题。两德在统一之前，西德总理科尔去前苏联访问，当有记者问他何时两德有可能实现统一时，科尔回答说大概需要30年，但此后仅仅过了1年零几个月，两德就出现了统一的契机，西德及时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促成了两德的统一。两岸之间是否会出现统一的历史契机？倘若出现了这样的契机，我们该如何抓住并不失时机地促成两岸统一？我们应当未雨绸缪，不能因为现在两岸处于和平发展时期，认为统一是未来的事情，目前可以暂不关注、研究“一国两制”台湾模式。我们应意识到，一个好的统一模式，倘若能够被两岸同胞所共同接受，可以对未来两岸统一形成相当大的感召力，从而有利于促进两岸及早地迈向统一。现在台湾不愿意跟大陆统一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也有目前缺乏一个让两岸共同接受的统一模式或方案。如果设计出来了这样一个模式或方案，赞成统一的民众一定会大幅度增加。所以，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研究、宣传不能淡化，不能拖沓，那种借口目前两岸处于和平发展阶段而淡化对未来统一及其模式的研究，是非常有害的。
责任编辑：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