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希 出版业者。现居北京。 引 言 张艺谋坐在我的对面，我们中间的桌上放着两摞照片：一部分是他在陕西省咸阳市国棉八厂织袜车间当工人时的摄影习作，一部分是他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上学时做的作业。背后是他这些年的电影海报，有《秋菊打官司》《十面埋伏》和《英雄》，最新的《金陵十三钗》倒还没看到。相比之下，做工人时的摄影习作制作得更为精良，照片贴在大16开白卡纸上，有些照片下面有他非常工整的笔迹，交代摄影背景、时间、技术数据。大学摄影作业除了少部分还能享受精心制作的待遇之外，其他都散装在标有“上海牌3号光面相纸”的盒子里，它少说也有30年的历史了。
和视频资料上看到的1988年在柏林电影节领取金熊奖的张艺谋不一样，那时候他穿一身灰西装，打鲜红领带，像去相亲的乡村青年，现在他着一身黑便装，不张扬，细看讲究。
“这本书不是传记”，他强调，“所谓传记总是树碑立传，都有个潜在的倾诉对象，要么要给世界留下一个定妆照，要么在心中耿耿于怀很多陈年旧事，这两种需求我都没有。几十年的事，好多大家都知道，你现在写一个老帮菜的成才之路，也没人爱看……人们也许会愿意看一个人累积的那点心得和教训，不过以影像为媒介说话的人，这些也未必是强项。”
我有点理解了，当年和他一起合作奥运开幕式的伙伴说他不断说话，与其说是说给别人，不如说是给自己。不断质疑，不断翻案，罗列出各种不可行，而且一会儿一个主意，工作室的人都说，他上厕所之前说的事儿，上一趟厕所回来，全推翻了。
“解释也许是人受委屈后本能的反应，委屈谁都有，不过委屈和幸运一样，都不可复制。我现在看很多明星在微博上字斟句酌地解释，都替他们费劲。这些东西就对自己有意义，还未必是正面的，大众其实并不关心。”我知道他不可能开微博，大概是潜水看来的。
张艺谋很犹豫，我很清楚。他不想做传，我也不想。他还没到做艺术总结和人生总结的时候，再说，这事儿他未必愿意做，我也未必能做。和他做其他项目一样，他在为这本书找魂儿，或者用他的话说，他在为这本书找范儿，你用个什么口气说，说什么东西。
从2002年《英雄》放映以来，除了奥运会开幕式之后享受了一点厚爱，他从来都是媒体的素材，动辄骂声一片。被骂自然是不痛快的，不管这本书写成什么样，我们设想了可能的三种骂法：一、出新电影了，这回没得卖了，把几十年前的摄影作品都掏出来了；二、自恋，连那么老的照片都值得拿出来说；三、哟，那会儿照得还不错，看看你现在，越过越抽抽。
这个设想过程是愉快的，张艺谋有消遣自己的趣味。他说的很多话落在纸上并不如亲耳听到那么有效果，他几乎是坐不住的，说两句就站起来比划，神情生动，动作幅度很大，一段陈述之后，突如其来的停顿和一句话阐释极具喜剧效果，引来一番爆笑，他自己也乐不可支。我不时想起陈丹青说他：平时滑稽好玩，干起活来脸上恶狠狠的。他说起电影拍摄的某个场景，立刻就能进入片场状态，恶狠狠的表情回到脸上，那是一种跟事儿较劲的表情，让人望而生畏。
“这些照片还是有点意思的，至少能看到一个人、一个时代不一样的细节。我上大学是个偶然，除此之外，当年的所思所想、激情渴望，都和同代人一样。但这些照片是个例外。”他说，“现在看起来可能不出彩，不过它是有难度和需要准备的……我们老喜欢看辉煌绽放，它背后一定有漫长和不为人知的准备，准备过程中你未必知道哪个方向会有亮光。”继而他开始怀疑这样做的价值：“准备是有价值的，也有苦中作乐的美感，你以为在消遣时光，其实你在为未来铺路。这么说会不会让人觉得太正？太有点想摆点儿资格谆谆教导的意思……要不就老实说吧，出版社想出本儿书，我想给自己留下一点印记，我们就凑在一起共同为繁荣祖国出版文化事业做点儿事儿。”他的表情一本不正经，全体笑倒。
我的角色，一个观察者，一个记录者，一个转述者。不论是当初的业余摄影爱好者，还是后来的北影78班摄影系大学生，以及后来的电影导演，张艺谋一直在通过影像和世界交流，每张照片都会引发他的一系列回忆，一小撮感慨。他不爱写字儿，尤其不爱写自己。我来写。实话实说，把形容词副词收起来。
那么，开始了。
一
“每个人都是影像记忆。从你记事那天起，发生的很多事，比如你跟别人大吵一架，时间长了，说的话都忘了，但吵架的场景、凶狠的眼神你能记忆至今。”张艺谋说。
1988年他在台湾的大伯回到西安和父亲见面，那时候他正在筹拍《代号美洲豹》。他今天的回忆也完全是画面式的。夏天，夜里，热，屋子很小，电扇声音很大，呜呜吹。大伯和父亲长得很像，只是父亲更瘦些。灯光幽暗，两个老人光着膀子用地道陕西话聊，说到瓦窑堡战役，说到当年那些战事，那些黄埔老同学的下落，声音低沉，空气黏浊。这就像他电影里的一个镜头。
他有点以己推人，其实并不见得所有人都如此。很多人连自己十年未见的亲人都未必记得住模样，但能记住几十年前说的话，有一些特别的气息，能让他想起来，嗯，十年前我在什么地方曾经闻到过一样的味道。
“我买了相机以后拍的第一张照片已经找不到了，我给你画一个吧。”张艺谋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画起来，他先画好框线，在里面画细节。
1974年，陕西省咸阳市国棉八厂前纺车间辅助工张艺谋买了一台相机，海鸥4型双镜头反光相机。他卖血买相机的故事已经人尽皆知，这对塑造一个带点儿悲情色彩的上进青年大有好处，不过事实也没有那么浪漫。
张艺谋的表哥宁珑是他的启蒙老师，表哥爱照相。陕西一家军工厂出很便宜的华山相机，135的，只有8块钱，在当时也不能算奢侈品。张艺谋跟着表哥放过照片，一放放一夜，觉得挺有意思。闲的时候借表哥的相机出去玩过几次，之后就上了瘾，打算自己买个相机。
1971年，张艺谋从插队知青成了国棉八厂工人，一开始的工资是36块，后来涨到40块零2毛。对于轻纺系统的二级工来说，这个工资已经到头了。每个月的生活费有十五六块钱，加上五块十块的互助金，再有点其他花销，每个月能攒下10块钱左右。那个年代工厂组织献血是很正常的，健康青工，人人有份，献完血每人有20块的补助，这些补助放到买相机的钱里。攒了三年多，加上点母亲的赞助，1974年，张艺谋花了186块6买了相机。又添了几块钱买了中黄滤色镜。
“我端着相机在渭河边儿转悠，心里想着摄影前辈薛子江的话，用眼睛发现美，嗬，心里感觉那个不一样，我不正在向大师看齐么？搞创作嘛。”
早晨的渭河边儿，刚下过雨，有个老乡拉着头牛在犁地。土是深色的，一道一道被翻开，质感非常好。侧逆光，角度比较低，犁开的地看起来是一条条弧线，地平线放得高，人和牛都很小。
画完后张艺谋吐出一口气：“看起来有点后来《黄土地》的意思吧。”他画框线不用尺，横平竖直，这大概也是这行的基本功。
第一张照片有了比较清晰的构图感，放出来以后自己把自己吓一跳：哟，拍得还不错。张艺谋做了个小镜框，挂在宿舍床头，工友们来串门，谁见谁夸。“你想想，1974年，看到的图都还是那些革命的东西，这张照片就显得特别不一样。”
从插队农村到工厂，已经是个巨大的飞跃。原本以他的家庭成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失踪的二伯被定为潜伏特务，大伯在台湾是国民党军人，进工厂本来是件不容易的事。那个年代，唯一的出路就是文体。好在张艺谋篮球打得不错，远距离投篮很准，加上擅长写美术字、刷大标语、画主席像，就是这点儿文体特长，让他迈过了出身问题的坎儿，被招到工厂。
“我好像从来都这样，想做个什么事，先不声张，悄悄做准备。”张艺谋说。刚进工厂打算学摄影，他开始偷偷攒钱，跟表哥借书，跟同学借，还有一些是同学从图书馆偷出来的，一段时间以后还得还回去。
借来的书不能久留，只有抄。“我相信一句话，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要学摄影了，我感觉需要做些理论学习。”老摄影家薛子江的《风景摄影构图》，那是无可置疑的经典。书上说，要搞摄影，最好是自己洗自己放，所以张艺谋也看了很多暗室操作的书，老实说，看不大懂。不管，能借来的都整本儿抄一遍。“我抄了几十万字。那会儿的书不像现在，动不动大厚本儿，很多都是小册子。” 字迹极工整，一个年轻人的敬畏尽在其中。“抄了三年，我似乎懂了一些。”
张艺谋爱画画，虽然没受过什么正规的美术训练，但是大字报、大专栏、黑板报，蜡笔写的美术字都会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学这些特别快，是因为恐惧。张艺谋上小学时还是个好学生，大队长中队长的当着。上初中以后发现天好像翻过来了。原来调皮捣蛋的学生成了造反派，自己出身不好，红卫兵也当不上，成天生活于恐惧中。“我人缘儿好，倒没怎么被打。”张艺谋说。
他开始有意识地练字，学写各种字体，别人写的大字报，他来抄，毛主席像画得像极了，他的拿手绝活是拿放大尺画巨幅主席像，拿拖把蘸着颜料写超大标语：打倒某某某。颜料有时流下来，血淋淋，悍然可惧。有了这些本事，就会被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征用，一个感觉是充实，一个感觉是被承认，边缘人物，终于像颗螺丝钉了。
插队时他自己带了工具、颜料和油漆，在下乡的陕西乾县杨汉乡北倪村，也没人要求，当然更没经得别人的同意，花了几天，把村里所有的门全画上主席像。“现在想来，那时候确实有政治激情，尤其要通过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忠诚，加上自己的出身不好，黑五类，我就要把主席像画得比别人更大，更鲜艳，红彤彤。”全村焕然一新，大家都出来看，张艺谋缩在后面，听老乡们的赞叹和评论，心里有点小得意。也许从那时候起，就能看出他现在为什么这么拍电影：形式上追求张扬、震撼从那会儿就有了端倪。
“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张艺谋说。工具化这个词他反复说了几遍。工具化，你就会对别人有用，人有了用，有些东西就不会找到你身上，你就会有空隙生存。“工具不是个坏词儿，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张艺谋突然声音一沉，脸上浮现一丝笑意，“恐怕我今天也有这个嫌疑。”
二
抄了三年书后，张艺谋拿起相机开始拍照，之前写标语、画画的各种美术基础的自我训练，没有浪费，对摄影构图意识有不少影响。跟着表哥宁珑学摄影的人不少，表哥跟张艺谋说，他一起手拍照的构图、光线、线条看起来就比较成熟，也比别人学得快。
下了夜班的张艺谋第一次端相机的感觉不错。在第一张照片之后，对着耕地的老农又来了好几张，拍了点河岸风景，拍了一棵树，拍到六七张，手哆嗦了。“那时候一卷上海21°胶卷1块8，出12张照片，不算药水相纸的钱，一张照片就一毛多。我就一穷工人，哪儿敢放开拍。”张艺谋说。
剩下那点儿照片等了四五天以后拍完了，冲出来，也只有拍的第一张有个样子，他放了个七八寸大挂宿舍里。工友问他：“哎哟，这不错呀，你拍的？”张艺谋说，“那时候自我感觉不错，好像有点才华横溢的意思。”
直到今天，老百姓玩相机也是个奢侈的事。北京话说：穷玩车，富玩表，傻逼玩相机。摄影是个往里砸钱的爱好，深不见底。拍《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会儿，周润发就玩胶片的黑白摄影，大干版的，这属于发烧友级别，更烧钱。70年代拍照是件大事，借个相机，换上衣裳，拖家带口奔公园拍一天，“跟今天去欧洲旅行一趟差不多”。
一个刚开始学摄影的穷人，基本上只有两条路径：一个是尽量提高技术，增加好照片数量；一个是想办法开源，多找点儿相纸药水之类的材料。
薛子江的书给了张艺谋很大影响，“要最大限度利用120底片”，也就是说构图要精准，最好你取景框的边缘线就是你画框线，就是你最后成像的边界。“那，人家摄影前辈的话就是圣旨。”大冷天儿，一青工抱着相机在渭河边儿、华山顶上踅摸，哆哆嗦嗦，转过来转过去，等光线，等云雾，等构图，脑子里不停地想，怎么才是最大限度利用底片，一点东西不能浪费，套准了，啪，来一下，就一下，不能多拍。虽然说人在投入一个事的状态是美的，但是回头想想上世纪70年代，旁边路过的瞅着这么一位转圈溜达的，会觉得这是一神经病。
拍风景照，尤其是需要接片子的大角度照片，是考究构图精准的硬活儿。那会儿买不起三脚架，全凭目测。有不少人在底片上抠出一块儿来做二次构图，但是如果抠图再放大，精密度不够，容易有麻点儿。《晨曲》这张习作就是两张拼成的，可以看到第一张照片的构图非常准确，只是上下裁了一点，第二张照片左边裁了一些，拼在一起，融合度很高，丢掉的东西不多。还有不少花卉照片，今天看起来多少有点呆板，有点土，看底片，其实是全底片放大，没丢一点儿东西。“这几张照片能看出来，构图精准，并不依赖二次构图。”张艺谋说。
电影摄影没有剪裁这回事，不可能在胶片上修修补补，要最大限度看到构图的精准，“电影是运动的，有起幅，有落幅，有停顿，镜头跟着演员，演员说两句话，要走动，运动中的镜头也要精准。现场我经常要求摄影师，怎么左边摇一点，多一点就不对”。
当时的训练完全是因为穷，因为拍了很多卷，最后未必能得到一张，就特别听书上的话，照着练。“我抠，是被逼的。咱也不是画报社的，多少胶卷随便用。”后来会发现，这种出于窘迫而自我训练出来的构图能力，人会一直受用。
“《黄土地》这样一部第五代的开山之作，我只用了27000尺胶片。这是什么概念？今天拍一段戏，银幕上呈现也就3分钟，可以用掉30000尺胶片，而《黄土地》片长90分钟。那时候胶片给得就少，胶片比是1：3或者1：3.5。就这么少，我还省，可能是抠惯了，也有构图能力做的基础。现在无所谓了，数字化了，一段戏，周冬雨和窦骁的，拍100遍。”当时颗粒归仓，现在广种薄收。
材料上开源的办法就是克扣公粮。张艺谋拍照片在厂里渐渐出了名，经常会被工会借去参加活动。张艺谋写报告要多少胶卷，多少相纸，多少药水，最后剩下点儿，克扣下来自己藏着。他指着桌上标着“上海牌3号光面相纸”的盒子：“这没准儿就是当年揩油留下的，我没钱买一盒子相纸。”
1974年开始拍照，真正还算过得去的照片并不多。练了两年，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照片都是1976年以后的，加上之前3年抄书读书的准备，张艺谋积累了5年才拍出了“这个德性的照片”。“我经历失败太多了，拍照没有收益，尽管那么小心，好几卷胶卷，能得一两张很不错了，其余都是废品――但都是心血，没有分别。所以我大概很早就有了这个创作心态，失败是常事，完美不可得。老失败，也就不怕失败了”――薄脸皮干事容易趴下，厚是练出来的，知道不易，知道努力，干砸了，只能说“看下一个，下一个也许好点儿。”
当年那些贴在白卡纸上的照片，有一部分在正片下面放了底片，裁切线画得很清楚。我以为这是当时摄影者的习惯，张艺谋摇头，严肃得很有喜剧效果：“不是，我这主要还是为了自我欣赏。”
张艺谋凡是提及“得意”的近义词，基本上时间都在30年以前，且前面一般会加上限定性修饰，越近，他的用词越少。
“当然，这些裁切线给内行人看，这能看出拍摄者的基本功。”当年在小西天北京电影学院报名处，张艺谋把这几张照片恭敬递进小窗口，一打开：“我发现老师的眼神马上不一样了。”老师问：“这是你拍的呀？”马上有几个老师围过来，对着照片指指点点，来回翻。1978年，一个年轻的考生打开他这样的作业，老师们还是震惊的。“我记得很清楚，一个老师说，比我们老师都拍得好。”这会儿，得意这词儿嘴里没有，基本在脸上。
三
和张艺谋同期进厂的有800名青工，但他武能刷标语，文能刻钢板，灵巧的黑板报也不在话下，加上还有照相的技术，逐渐和其他三位也同样有文体特长的男工脱颖而出，并称为国棉八厂四大才子。这四个人在四五千人的厂里知名度很高。那时候的张艺谋，应该是城镇青年的优秀代表，纺织女工的梦中情人吧。
其他三大才子各有所长。滑尔刚，美男子，魁梧高大，歌唱得好，擅长羽毛球。吉安庆和张艺谋有点像，除了不会照相，能画画，能写字儿。吉安庆从个别角度看起来像阿尔巴尼亚人――那会儿国人也没见过几个活的外国人，见得最多的白人就是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男主角。吉安庆画的是正经油画、水粉，偏艺术气质，张艺谋擅长画人民铁拳打倒四人帮，画大专栏，偏工具气质。要在今天看，吉安庆的人气应该高于张艺谋，不过那时候，工具的价值也许更大一些。刘梦榛也擅长篮球，父亲是西北医学院皮肤科的教授，有这点渊源，刘梦榛也能看点儿病，在医务所工作。这三大才子后来都成了张艺谋考电影学院时做人像摄影作品的模特，美男子滑尔刚牺牲色相扮演了被俘的英雄，吉安庆贡献了一只胳膊充当坏人的代表，还捐出了那时候特别流行的海魂衫做道具――纯洁的工业童话时代，工作和生活交际圈基本一致，工友之间的情谊，亲如兄弟，不分彼此。
张艺谋在较早的一次提起自己的过去曾经说过，自己是“国棉八厂四大才子之首”，后来再次提到这段，停下挥舞的胳膊，改变了主意：“你可别说我是四大才子之首，要不人家三大才子该不高兴了。”
上世纪70年代的工厂，气氛和今天迥然不同，没有利润要求，没有竞争，一切按计划生产。工厂把人的吃喝拉撒睡全管遍了，还张罗各种文体活动，是政治要求，也能愉悦身心，保媒拉纤。张艺谋是车间的宣传员，这让他有更多的机会溜出生产第一线。只要在车间里瞟见厂宣传科的人，张艺谋就暗喜。运气好，碰到咸阳市工厂组织的篮球赛，能训练三个月，发鞋、发衣服、发补贴。遇见系统内办大型展览的，那就是张艺谋的嘉年华。
大型展览的好处在于，张艺谋可以借此和系统内的美术专业人士厮混。有个叫杨庚绪的美院高材生，是办展览的主力。张艺谋心中有首歌，歌词大意是：跟着老杨办展览，那是傍大款。轻纺系统有大量的美术人才，他们集中在织布、纺纱、印染工艺室做图案设计，多是美院和工艺美院的大学生、美院附中毕业的高中生和中专生。“1966年以前的美院和附中毕业生水平非常高，”张艺谋说，“我也是跟着他们才长了见识。七四年、七五年之后，我才真正开始接触油画、国画、水粉，以前只见到红卫兵大专栏，跟着美术专业人士偷偷看些名画，受了点儿熏染。”就算是业余的里头也藏龙卧虎，厂里有一个叫吴德功的，他摹过列维坦名画《深渊旁》，画得非常好，极有才华，张艺谋看了很震动。
氛围是重要的，张艺谋学画画是从努力争当工具开始的，跟着别人看了真正的美术作品，知道自己那两把刷子差太远。几年下来，在这些人的提点下，张艺谋的美学知识有了点基础。“一个工人，什么都是业余的，没有一个氛围的熏陶，你不能建立一个价值评价体系，这个画好不好，好在哪儿，你根本不懂。”
这段经历对张艺谋影响很深：“直到今天，我这半瓶子，其实都不算半瓶子，就一瓶底儿粗浅的美学知识，仍旧发挥着功用。我自己的体会是，拍电影的时候，你其实也不需要对美学了解那么透，你知道了粗浅的基础性的东西，就可以举一反三。比如对于国画、水粉、水彩、油画、素描，对点线面这些美学常识，我就那么几年粗浅的了解，在你的判断体系和价值取向都有的前提下，在你对呈现的介质有深入理解的前提下，你就有了支点，在深度和广度上，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效果。当然，如果你要拍一个画家的电影，还是不够的，需要做更深入的功课。坦白说，后来上北京电影学院，从专业上来讲，大学学的东西没有我在工厂跟那些人学的东西多。大学里课程真正关于摄影构图、摄影用光、中外美术分析基础课也就是点到为止，反倒是在工厂这些完全不知道未来用得上的学习，如饥似渴的学习，勤奋的反复磨练，更为扎实。”
张艺谋有些模仿国画意境的摄影，就来自那个时期的影响。《中华神奕春来时》拍摄于1978年4月，上电影学院之前。取名生硬，带点儿不太通透的文采。上面的毛笔字是照片洗好以后写的，章是拿小狼毫用水粉画的。“这名儿够假模假式的，装文青。”张艺谋现在看也别扭。
字儿张艺谋也练过，“那时候自己借一些字帖来练。还弄过素描，整过水粉，试过油画，行草篆隶，啥都练过，啥都没练成。我现在还记得大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怎么写”。他拿张纸划拉起来，写到“毛”字，“忘了。”他说。丢开笔。“我现在悬肘写字没问题，架子在，造型好，就是字儿差。有时候去些地方，冷不丁人家案子铺开，要让你留个‘墨宝’，我就哆嗦了。我这字儿，写可以写，上不了台面儿。”
跟着美术人才混，张艺谋也有让人高看的地方。一是他爱学的那份诚恳，一是他摄影的专长――至少他们不会。有一次张艺谋去工艺室，桌上摆了一盆文竹。他觉得有意思，跟人打个招呼带回去了。在家弄了个一百瓦灯泡做逆光，后面拿白纸一垫，拍了剪影，错位放大，再有一个阴影出来，这就是《青竹》。照片放出来，写上毛笔字，画好章，还文竹的时候一起给人看。虽然之前不少人都看过张艺谋的照片，也很赞赏，这次不同，一盆不起眼的文竹，在他的捣鼓下成了一幅具有中国画意蕴的摄影作品，变魔术一样。“好多人因为这个原因高看我，虽然我是业余的，他们更专业，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小子还行。”田钧是印染厂工艺室的，进厂前，他是西安美院附中的学生。他对这幅《青竹》大加赞赏。如果没有他给张艺谋的建议，张艺谋连电影学院都没听说过，更谈不上进入这所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大学。张艺谋说：“我这命里尽有贵人相助，就我自己，弄不成。”
四
1977年10月，中国废除高等学校招生的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课考试，择优录取。当年就举行了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考生年龄放得很宽，父子同时考上大学绝非孤例。张艺谋说，那年他知道有高考，就是完全没醒过味儿来。
“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整个高中都没上过，和老高二老高三那群人不一样，他们有概念，我没有，我觉得上大学跟我没关系。”张艺谋说。他依然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厂里派去做的展览、活动之外，所有的剩余时间都在摄影和冲洗照片，忙着自学成才。
就算张艺谋1977年就觉察他可以上大学，他也上不了北京电影学院，北电那时候还叫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学校，1978年才恢复建制。“1978年继续面向社会招生，我醒过来了。好像可以上大学了？好像家庭出身问题不是障碍了？我开始蠢蠢欲动。”
张艺谋当时就想上大学，管他什么大学，上了再说。当时社会上传言，1978年是最后一年面向社会招生，以后都招应届生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张艺谋有了紧迫感，“再也顾不上自学成才了”。
工厂里像张艺谋这么想的不止一个，“织布车间有个青工，木匠活做得好，会打家具。有一天捧着一摞家具图纸来找我咨询：‘艺谋，你帮我把这些拍下来。听说有个中国工艺美院，他们有个什么木匠系，你看我去考成不成？’我啥都不知道，只是隐隐觉得，人家工艺美院应该没有木匠这么个系，人家培养的应该是美术人才，不是工匠。但也不好意思打击人。那时候就是这样，有点想法的全动起来，病急乱投医，只要能上大学，什么都行。”
张艺谋反省了一下，自己只有初中二年级水平，文化课肯定不行，只能通过自己的文体特长想办法。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上体育学院，虽然篮球、排球、乒乓球、足球都会玩，也就是一业余水平，加上身体条件上也没什么优势，估计没戏。第二个想法就是考美院。美院要考素描，张艺谋之前看人家画过，自己也简单练过，不过没有专业指导。赶紧借俩石膏球在宿舍画素描，没受过这训练，球都画不圆。画了十天八天，放弃了。特长看来发挥不了，张艺谋开始琢磨考西北农学院，据说畜牧专业分比较低，容易上。正乱哄哄，田钧给张艺谋出了个主意。“田钧就是我的指路明灯。”张艺谋说。
田钧向张艺谋建议，他拍照拍得非常好，可以考北京电影学院。“我，一个工人，在咸阳那么个地方，跟人家北京上海的人不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信息来源，完全没听说过还有电影学院这么个地方。田钧还建议我考摄影系，我更没听说过有摄影系。”张艺谋说。田钧从美院附中毕业后，原本已经拿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录取通知书，只是后来“文革”来了，作废了。他还告诉张艺谋，摄影系好考，文化课之外，也就是几个考官拿几幅作品让你分析一下。张艺谋说：“我进了学校才知道，我们摄影系是照着前苏联电影大学的培养方式来的，摄影师一定要绘画水平高，所以美院附中的学生一考一个准儿。”有时候不知道底细的莽撞，反而能有一腔悍勇，知道底细，反倒怯了。信息掌握越丰富，人便越没有把握，传奇没准就此断送。
张艺谋天天守着看《人民日报》，看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一看年龄限制，心悬起来。虽然是面向社会招生，电影学院每个系都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导演系可以放到26岁，摄影系的只到22岁。“按照证件上的生日，我超龄5岁，这个生日是转户口的时候搞错的。我母亲告诉我，我真正的生日是1950年4月2号。比户口上的年龄还大半岁。虽然都超龄，好歹还占了半年的便宜。”
说起岁数，张艺谋有点较真：“我进北电的时候从户口上看我是最大的，同班同学比我弟弟都小，自己很尴尬。不过我至今依然坚定地认为，至少导演系有那么一两个人是改过岁数的，我认为他们有的人可能跟我差不多，甚至是1949年的，比我还大一岁！”
张艺谋趁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拿着自己的摄影作品去北电的老校址小西天报名。老师们对摄影作品的评价很好，但是超龄太多，这是个硬杠杠，连名都没报上。
指路明灯田钧第二次给张艺谋关键指点。他建议张艺谋给文化部长写封信。当时的文化部长是黄镇，毕业于美术专科学校，画家，田钧看过黄镇的速写。“他懂画”，田钧分析：“北京电影学院直属文化部，他是领导，也是内行，你不妨给他写封信，把你的作品寄去，照片很直观，他一看就知道好坏，没准一爱才，就把你给要了。”
事实证明，虽然过程有波折，田钧的预测完全实现。百废待兴的时代，一个在印染厂画花布图案的工人，去揣摩一个部长的想法，并没那么遥不可及。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一个工人给部长写信提出要求，但这对当时的张艺谋问题不大。这是他最后一丝希望，既然他连文化部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找部长帮忙解决上学问题也荒唐不到哪儿去。
张艺谋立刻找到了在咸阳中医学院摄影室工作的刘大模，说要放片子，请他帮忙。刘大模很痛快，下了班之后把钥匙交给张艺谋，相纸药水随便用。张艺谋在工厂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制作给黄镇部长的影集。摄影室的暗房正好在装修，临时在厕所弄了个暗房。刘大模下班之后，张艺谋拿好材料，潜入厕所。“底下是蹲坑，很臭，熏眼睛。我在坑上面垫块板，放上桌子，开干。” 不管怎么说，厕所里放的照片，至少有味儿。
连着熬了一个星期的通宵，张艺谋把自认能代表自己水平的照片放了好几套，精心制作相册，把照片贴上，附上说明。这些话的内容，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用词拗口，情绪奔放，但遥想那时候张艺谋的心态，大约这种奔放也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吧。
但对这笔字儿，张艺谋至今还是满意的，不是有多么高的书法价值，那种认真的状态，精确的文字框线布局，让他触动。也许那个深更半夜在厕所里忙活的张艺谋，趴在桌上给黄镇部长写信的张艺谋，在这些字里更为生动。
“这是文革时候刻钢板练出来的，当时也照着字帖练扁魏体，练走样了，只有字还是扁的。我写字不打格子，用铅笔在底下轻轻画上点，直接在上面写。最后画外框线。”张艺谋说。
那会儿张艺谋没有鸭嘴笔，也不能直接用尺子比着画，容易让墨水洇开。他把两把尺子摞起来，下面的尺子稍往后挪一点，给上面的尺子造出腾空的距离，再比着上面的尺子画出线条。最大的难度是一个错别字都不能有，写错一笔，废掉重做。
精确的目测能力是张艺谋刻钢板和摄影苦练的成果，不用框线能写得整齐。至今他在一块大黑板上从左写到右，依然可以保证字在一条直线上。今天工作人员调投影仪，所有人都觉得已经很正了，张艺谋瞄一眼，说怎么往左怎么往右调一点，调完之后一定是对的。他这把功夫，至今没撂下。
这时候有人提醒，电影是动的，拍的是人，你光是弄风景和花花草草的照片不行吧。张艺谋深觉有理，其他三大才子被发动起来，张艺谋临时想了个情节，表现我共产党员被捕后威武不屈，软硬不吃。滑尔刚成了张艺谋影像史上的第一代男主角。
现在看这些情境设置，傻傻的，没什么创意，也感觉不到什么冲击。不过当时张艺谋看过的电影，也就是《地道战》《地雷战》，想破天也就到这儿了。
影集做了若干套，张艺谋选出了卷面最为整洁的，作为给黄镇部长的叩门之作，今天在这本书里看到的，主要是当年挑剩下的，有的照片，张艺谋这里已经没有了。全家早就动员起来，广开思路，设想能有什么渠道可以把影集送到部长手中。
所有的可能性归结起来，两条线索。“一条是母亲这边。我母亲是皮肤科大夫，有同学在北京的大医院工作，经常给高级干部看病，也许能递到黄镇手中。一条是我前妻肖华的关系。肖华的姐夫王涤寰在北京，跟书画圈里的人比较熟，据说一个叫白雪石的画家认识漫画家华君武，可以通过这条线找到黄镇。”于是影集加上一封信，一式两份，同时寄到北京。
指路明灯田钧对张艺谋要写给部长的信也提了建议，一要字大，看起来容易，二要简短，诉求清晰，领导一般都没那么多时间。这封信也就一页半。里面介绍了自己是谁，接下来控诉“四人帮”耽误了青春，说明自己爱好摄影，想上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超龄了，想请部长帮助自己实现上学的愿望。
张艺谋母亲那条线石沉大海，肖华那条线真把影集和信送到了华君武手里，华君武写了一封信，连带张艺谋的作品和信一起送到黄镇手里。
五
1978年7月20日，华君武的信送到了黄镇手中，华君武对张艺谋的摄影作品评价是“感到实在好”，也说了张艺谋的困难和意愿，请黄镇看看他的作品。
黄镇当天就在华君武的信上回复，说张艺谋的作品“很有水平”，认为应该加紧培养。告知电影学院领导小组，立即通知张艺谋入学深造，可以以进修生或者其他适当名义解决这个特殊问题。
黄镇的态度一开始就比较明确，既然是个有水平的，就赶紧收进学校，名目部分，学校可以想办法。大概他也没有想到，7月26日，北京电影学院领导小组回复黄镇，话说得很客气，解释了诸多现实存在的困难和该生未来发展的年龄障碍，总而言之一句话，北京电影学院不适合接收张艺谋。
张艺谋直到进学校都不知道有过这样的波折，是从写他的大字报中才知道个大概。今天说起来，张艺谋觉得，回复这封信的电影学院领导确实非常为难。他们根本不知道张艺谋是谁，还得一级一级往下问。问到摄影系，系里招生的老师知道这个人，又把情况一级级反馈上去。刚解放手脚工作的知识分子对这种不符合规则的事不满，摄影系在招收张艺谋的问题上有很大反弹。而对黄镇而言，这本又是非常简单的逻辑，一个人有才华就应该培养，入学条件是人定的，但应该为有才能有意愿的人让路。
北电的回复让毫无准备的黄镇很不高兴，当时有传言说，黄镇气得拍了桌子，说了九个字：“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原本基于爱才之意，后面倒激成了大字报中所说的“长官意志”。现在看，黄镇和北电领导都挺有个性，也都值得尊重。
张艺谋等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封信，内容很简单，让他去北电学习。张艺谋被破格录取，在陕西成了名人。他去派出所办户口和粮油关系转移，民警提醒他，北电的这封信和别人的录取通知书不一样，张艺谋也觉得奇怪，没深想。民警没处理过这类事儿，也许慑于张艺谋在当地如日中天的传奇威名，也给办了。
人有时候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不管不顾，甩出乱拳，也能柳暗花明。张艺谋说：“我没政审没考试没体检进了北电，要来真的，只有体检我不怕，政审和考试我一关也过不了。”
张艺谋兴冲冲去北电报名，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签到的名单中，他是最后一个，别人的名字都是打印的，只有他的名字是手写的。
从咸阳到北京，张艺谋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土，自己的老。他比应届同学大十岁，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老谋子”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跟老奸巨猾没关系。”张艺谋说。
北京的各种大，各种新，各种骄傲，劈头盖脸砸过来。他有点晕。
他站在马路对面看北京饭店的自动门，人一靠近，开了，人进去，关了。神奇。他站了一个多钟头。
相比进学校之后第一次看内部电影，这点刺激算小意思。那时候看内部电影是北京高级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作家阿城在文章里说“北京好像随时都在放‘内部电影’，防不胜防，突然就有消息，哪个哪个地方几点几点放什么电影，有一张票、门口儿见。慌慌张张骑车，风驰电掣，门口人头攒动，贼一样地寻人，接到票后窃喜，挤进门去。灯光暗下来，于是把左腿叠过右腿，或者把右腿放到左腿上，很高兴地想，原来小的在乡下种地，北京人猫在‘内部’看电影呀。 ”
电影学院的学生最奢侈的地方，是用不着像阿城说的这样到处找内部电影，他们的名目是“观摩”。据张会军的《北京电影学院78班回忆录》中的记载，四年间，他们总共观摩了514部电影。张艺谋回忆，开学典礼结束之后，放了两场内部电影招待大家，他记得第一部是好莱坞的经典影片，大概是《魂断蓝桥》，第二部是法国电影《方托马斯》。张艺谋的记忆有误，资料显示，《魂断蓝桥》是1979年10月放的，开学典礼那天放的第一部是朝鲜电影《扎根大地》。
《扎根大地》显然完全没有在张艺谋的脑子里扎下根，他恍惚记成好莱坞大约是感受漂移的缘故。《方托马斯》是一部间谍电影，法国的007。这也是张艺谋看的第一部商业电影。“我瞪着银幕，看傻了。上天入地、神出鬼没、香车美女，还有比基尼，完全没见过，跟我们《地道战》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张艺谋学起自己当年的表情相当传神。电影里有接吻，还脱衣服，当然，关键的地方都掐了，不过还是出现了一些暗示的镜头，比如一只手搭在腰上，你就知道下面开始宽衣解带了，张艺谋站起来，扭身比划了一下侧腰的位置。“当年二十多岁，看得血脉贲张。”
这部电影的影响余味悠长，张艺谋刚雄赳赳地当上大学生，看到的两部片子中，一部白看了，一部刺激大了，这可能早也埋伏下了他以后要拍商业电影的冲动。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会把艺术电影拍下去的想法，实在忽略了荷尔蒙带来的首次影像冲击对一个年轻电影学院学生的影响。
更大的刺激来自于宿舍的讨论。张艺谋带着一脑袋糨糊回到宿舍，六个人的宿舍中，三个北京的，三个外地的。北京同学说起这部电影，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他们看过的内部电影比这刺激的多了去了。他们说起二机部礼堂、地质礼堂里放映的各种从没听说过的电影，自然淡定，说起拗口的外国导演的名字，如数家珍。张艺谋坐在床边，不说话，表面镇定，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完了，课落下太多了，不知道还跟不跟得上。
张艺谋的自卑不难想象。他的同学里不少出身电影世家，赵丹、于蓝、田芳、华君武、艾青的儿子，白杨的女儿。导演系的陈凯歌和田壮壮，父辈也是声名赫赫的电影人。这俩是当时的两个学生头，他们明摆着将来是要大展宏图的。“我们这些人当时都有点拍他们马屁，”张艺谋说，“同学有共识，82届要出人的话，这俩人先出来。像李少红、彭小莲、胡玫，这几个也是能看出来的，是才女，谈吐不俗，气度不凡，将来有出息。”
北京同学眼界开阔，阅读量大，思维活跃，出口成章，陈凯歌的文字表现出的渊博修养和过人才华，对于一个刚写过“这多年来重见天日的百花呵，不正是思想解放的有力见证，不正是遍地春色的最好说明”的青年工人而言，是另一个世界的话语。相比同学，尤其是北京同学所受的熏陶，一个外地工人，没看过什么禁书，没有任何艺术家庭背景的老百姓，加上那样一个家庭出身，张艺谋不知道要怎么才能搭得上人家的话。自己年龄这么大，这么落伍，来到这里这么不容易，需要奋起直追。
从那以后观摩的每一场电影，张艺谋都揣着一叠母亲给的医学资料卡片，拿着笔，上面放电影，看到好的构图，在黑暗中迅速给画下来，还有一些粗浅的光线、影调，什么都记。一场电影看下来，记下几十个卡片，回去整理。张艺谋说：“想想也够笨的，电影在运动，记什么构图？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太落伍了，见识太少，能抓住点什么是什么。就算是奋起直追的一个措施。”这种看电影的方式一直到张艺谋大学毕业，四年间的几百部电影，都是这么看下来的。
灵光一现，大概谁都有过，肆意汪洋，也有机会出现。张艺谋从喜欢做摄影到上大学，就没有什么高明的主意，下的全是笨功夫。抄书、照书练、记卡片，不过每一种看起来不聪明的努力，他都能变成一个习惯。“我起点太低，没办法。”张艺谋说。
标签：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