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卖肉、砍柴、种田，辛勤劳作，在广东英德市下镇，邓卫星就是这样一位平凡的“猪肉佬”。30年来，他甘守清贫，却先后收留了方圆二三十里内904个困难儿童，在家里吃住，照料他们上学，帮助这些娃娃们圆了读书梦。
对失学有着切肤之痛的他，产生了助人之心
从广州一路向北，车行140多公里，便是连绵的南岭山脉，在一片山林中有一间破败的土坯房。推开“吱吱呀呀”的木门，门外的阳光只照亮了屋内的一半。
这儿是邓卫星的老家，30年前，就是在这里，他收留了第一批辍学儿童。
1959年出生的邓卫星，从小喜欢读书，是远近闻名的“小秀才”。1977年，他初中毕业，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地著名的英德中学。
不幸的是，就在那一年，父亲去世了。身为长子的邓卫星只能被迫退学，这时，他在英德中学的课堂上才坐了仅仅一个星期。
邓卫星搁下书包，背上背篓，跟着堂叔成了一名“杀猪匠”。他每天起早贪黑，翻山越岭到农户家收猪、杀猪，贩卖到集市，维持一家的生计。
1981年，邓卫星下乡收猪时，遇到了16岁的辍学在家的陆秋贤。“怎么不去学校读书？”邓卫星问。陆秋贤无奈地说：“我想读啊，可我们这里这么穷，学校又那么远。几十里山路走一趟就是两三小时，这书怎么读？”
对失学有着切肤之痛的邓卫星立刻产生了助人之心。想到自己家虽穷，但离学校比较近，邓卫星问陆秋贤：“你愿不愿意住到我家里？”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改变了陆秋贤的人生。她和另外5个跟她一样情况的女孩，扛着铺盖走进了这间简陋的屋子。
而这时，邓卫星刚开始和熊廷贺处对象。邓卫星对熊廷贺据实以告：“家里就是这样的情况。你要是可以帮忙带这些小孩，那我们就结婚。”1982年，善良的熊廷贺嫁入邓家，一起默默地担起了照顾孩子的重担。
咬咬牙，把家搬到学校的斜对面
陆秋贤等6个女孩在邓家住到了初中毕业后回了老家。而此时，邓家收留孩子寄宿、不收钱只需背点米去的消息，早已传遍四邻八乡。不少家长纷纷把上学不便的孩子送来，憨厚的邓卫星来者不拒：“看人家有困难，就帮一下啦。”
来邓家寄宿的孩子从10多个增加到30多个，最多时有50多个。其中，最小的才上小学一年级，大的也不过在上初中。邓家成了村里人玩笑话中的“儿童避难所”，事实上却是学生、家长心中感激不尽的“学生之家”。
20世纪90年代初，“学生之家”镇上的学校搬迁了，邓家的“地理优势”一下消失了，孩子们的上学难又成了一个大问题。面对家长们痛苦纠结的目光，邓卫星左右为难。
此时，距离新学校很近的一块地皮正在寻找买家，开价两千多元，这对以卖肉为生的邓卫星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但他咬咬牙，凑钱买了下来，盖上了房。就这样，邓卫星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学校的斜对面，把“学生之家”继续到了现在。
如今，走进邓家仿佛走进了学生宿舍。堂屋里，几排旧课桌椅叠放在一侧，墙上贴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往里走，一间间房间便是孩子们的宿舍。床是上下铺，上方架一根竹竿用来挂衣服。3张床并在一起，已经将房间占得满当当，靠门一边还加了一张铺。后院厨房的一侧，整整齐齐地挂了一溜50多条毛巾。楼梯转角则摆满了孩子们的鞋，从一楼一直堆到二楼。
30年来，邓家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每天凌晨3点，天还黑着，邓卫星就起床到肉铺打理生意；5点，妻子熊廷贺起床，喂鸡喂鸭，给几十个孩子做早饭――夫妻俩的这一作息深深地影响了大儿子邓文芳。已大学毕业、正在深圳工作的邓文芳，到现在仍会每天3点醒一次、5点醒一次。
早上10点多，邓卫星从肉铺收摊回家，一头扎进厨房，洗菜、淘米，烧起灶头。中午，孩子们叽叽喳喳地从学校回来了，房前屋后地窜进窜出，几乎掀翻了天，直到邓卫星一声“吃饭了”的吆喝后，才“呼啦啦”捧着饭碗围到灶边。给孩子们分完饭菜，看着他们吃完后，邓卫星夫妇才得空吃上几口。
下午，夫妇俩到自家的20多亩菜地和橘园忙活，或上山砍些柴回来烧。下午三四点，孩子们放学回来，邓卫星家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光。夫妇俩一边在厨房炒菜，一边挨个喊孩子们洗澡，还要随时抽出手帮年纪小的孩子搓几下衣服。
吃完晚饭，邓卫星在堂屋里摆好课桌椅――晚自习开始了。孩子们写作业的时候，邓卫星也搬一张凳子坐在旁边，随时听候“卫星伯，这个要怎么做”、“阿爹，这个要怎么读”的求救。
直到晚上10点多，几十个孩子钻进被窝，闭上眼睛，忙碌了一天的邓家才慢慢归于安静。
30年来，“学生之家”走出了904个孩子
30年来，“学生之家”走出了904个孩子，没有一个有不良记录。每每说起这些，邓卫星的脸上总是会扬起幸福的笑容。
家长们把孩子送到邓家，从不提什么要求。但是，几十个孩子一口一个“阿爹”、“卫星伯”叫到了邓卫星心里，邓卫星自然而然地当起了这些孩子的家长。为了孩子们的安全，邓卫星给房子装上了防盗窗
最开始，邓卫星只要来这里的孩子带些大米就行。后来，孩子渐渐增多，加上物价上涨，邓卫星只得收取少量的钱来维持“学生之家”。先是每学期175元，前两年提到了每学期325元。和当地小学每星期50元的伙食费比起来，这个数字是非常便宜的。
但尽管如此，这里的贫困家庭太多，交不上钱的仍不在少数。邓卫星有个账本，上面记着学生家长们的欠账，还了一笔就销一笔，可账本上销不掉的还是大多数。今年住宿的54个学生中，只有5个学生把钱交了。
为了把“学生之家”办下去，邓卫星的日子只能精打细算：猪肉是每天卖剩带回家的，鸡和鸭是自家喂的，一些菜也是自家地里种的，油也是自己用肥肉煸的。虽然后来家里有了社会捐赠的电饭锅，但电费太贵用不起，邓卫星仍然用土灶烧饭烧菜。
可即使如此，“学生之家”仍然开销不菲，每天光20公斤大米的费用就是一笔大数目。粗粗算下来，每学期邓卫星要垫进五六千元。
邓卫星记得，最难的是那一年，妻子熊廷贺上山砍柴被车碾了，在医院昏迷了三四天，治病一下子花掉了2万元积蓄。眼看儿子也快要念大学了，需要一大笔学费，邓卫星一筹莫展。
大儿子邓文芳回忆：“那时连吃的都快买不起了。我爸带了一口锅在医院，每天就带些菜在医院煮。后来，80多岁的奶奶来‘学生之家’帮忙，才硬是撑了下来。”
然而，几十年间，邓卫星从来没有向别人发过牢骚、倒过苦水，从来没有向当地政府、向旁人、向从他这里走出去的孩子们伸过一次手，哪怕他们当中有人已经成了大老板。
30年来，邓卫星从“卫星哥”变成了“卫星伯”，鬓角渐渐发白，体重越来越轻，从“学生之家”走出去的学生却越来越多。904个孩子中，有6个上了大学，60多个当了老师，100多个进了部队，有的自己创业，有的到外地打工，为人父母后又把自己的孩子送回这里。对他们来说，邓卫星的“学生之家”就是一座永远可以让人感受温暖的小屋。
（摘自《解放日报》） （责编 达溪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