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通过了强调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巴塞尔协议III，对全球银行业控制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宏观审慎监管开始实施。 目前，以实践宏观审慎理念为主要内容的国际金融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究探索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和工具，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已经成为危机过后国际金融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
实践中，宏观审慎监管是一个相对于微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它强调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作为监管对象，重点关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行为。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共识，将并行推进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作为未来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趋势。这标志着国际金融监管在监管哲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即摒弃原来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监管哲学，代之以基于既强调市场又强调政府作用的混合经济基础之上的新监管哲学，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再一次成为经济领域的实践主导。
要真正把握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质，则必须探究其理论根源，不能静态地将其理解为在现有的监管工具箱中加入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在理论上，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源于本次金融危机使研究者认识到金融监管应该是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产生与其说是银行监管实践的一种创新，不如说是宏观经济理论的一次突破。
在实践中把握宏观审慎监管
理解宏观审慎监管应该不仅仅立足于跨机构、跨市场维度，即考虑风险在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布和相互作用；还要重视通过逆向调节来应对和解决金融体系固有的顺周期性问题，也就是说宏观审慎监管应该是与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的一个动态过程。
对此，笔者认为在监管实践中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宏观审慎监管及其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是一个动态的框架，宏观审慎理念的具体实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应该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在同一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也应有所不同。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所使用的监管工具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工具的着眼点和具体运用有所差别。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宏观审慎监管的具体实践要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在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微观审慎监管仍然非常重要。
虽然宏观审慎监管以一个国家的整个金融系统为关注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践仅限于国家层面，不同层级的监管部门在监管实践中同样需要建立宏观审慎理念，而且被监管的银行个体自觉适应宏观审慎监管要求的行为和效果同样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组成内容。
对银行业稳健经营的意义由于我国银行体系及与之相联系的融资方式在经济社会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微观监管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可能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要显著。所以，从银监会成立以来，尽管当时并没有清晰的所谓宏观审慎监管的提法，但是在监管理念上，各级监管部门都高度重视监管政策与宏观政策的配合，重视信贷政策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的配合。
金融危机后，长期以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银行业市场竞争环境和竞争结构正在逐步被打破，商业银行在加快发展和控制风险平衡的过程中，经营行为逐步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资源推动型的业务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
银监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商业银行转变业务发展方式。经过多年的努力，银行业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正在逐步提高。但是，在实际监管工作的体会上，商业银行“存款立行”、“依靠利差取得收入”的经营理念并没有发生真正的转变，中间业务收入的增加只是报表的转变而非业务的转型，银行业依然主要依靠信贷资源推动其他业务的快速发展。
但是，危机以来的监管改革已经可以使我们预见到，资本约束的强化将使得资源消耗型（主要是信贷资源）的业务发展方式将逐步难以为继。事实上，在2010年和2011年信贷规模直接控制期间，由于信贷资源出现政策性的缺失，资源推动型业务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已经在部分基层银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所以一旦信贷资源由于资本约束不再任意可用时，如果银行业不能及时从粗放发展方式向依靠服务价值提升、队伍素质提高、管理和营销方式创新、科技进步等内涵式发展方式转变，就必然出现恶性市场竞争，并最终造成自身的“体虚”。
变化之二是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正被逐步打破。
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于维护金融稳定至关重要，也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经济的效率。监管者对于维护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监管的高压态势和震慑作用约束着银行业的竞争行为。
但是，从当前的监管实践来看，2010年以来，由于信贷资源持续稀缺和存贷比监管指标约束的增强，资源推动模式下的“以贷增存”逐步难以为继，甚至出现了“以存定贷”，于是存款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特别是浙江，市场化程度高、金融机构多、民间借贷活跃、资金流动快，竞争的激烈程度更是趋于白热化，多年来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市场竞争结构和环境被打破。在此过程中不仅良好的银企关系遭到破坏、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受损，风险也终将在银行体系积累。
变化之三是良好的信贷文化正被逐步扭曲。
不恰当的激励制度将通过利益机制导致员工行为产生偏差，这种偏差如果长期存在，将在企业内部形成相应的文化。直接与利益挂钩，不考虑风险的激励制度，将形成利益至上的激进文化；平均化、不体现业绩差异的激励制度，则容易人浮于事、相互推诿。因此，激励制度的设计对于银行内部形成健康的价值取向至关重要。
但是，从监管实践来看，由于体现转型要求的考核指标体系与基层银行经营模式的错位，导致经营部门陆续产生了“以贷收费”、“借贷搭售”等错误的市场行为，这些行为的畅行最终要以银行放弃风险底线为代价，并且在银行体系内积累起系统性风险。
加快银行转型是现实选择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银行业必须转变资源推动型的发展模式，回归到各项业务的本源。但是业务转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引领银行业加快战略转型，是银监部门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在现阶段中国的具体应用，是科学履行防范单体机构和系统性风险双重职责的集中体现。督促银行业建立适应宏观审慎监管要求的微观自适应机制的探索，应作为各级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
监管部门应引领商业银行进一步强化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战略意识，积极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集聚。
基于对资本收益和资产收益方面的回报要求，商业银行作为投资经营主体其市场开发策略和授信政策在阶段内表现出偏重短期经营成果的顺周期经营倾向不可避免，这也是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根源。
而从业务结构和客户结构情况看，与国际银行相比，目前国内商业银行零售贷款比重和中小企业贷款比重相对偏低，“垒大户”的现象依然突出，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隐患。特别是近年来，为加大对经济振兴的支持力度，防止国民经济增速下滑，国内商业银行普遍对地方融资平台授信和房地产行业授信较为偏爱，短期同质趋利倾向较为突出，一旦出现市场变化和行业波动，将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加速集聚，威胁中国银行业体系的稳定性。
还应引领商业银行树立科学的资本管理理念，加快构建全面资本管理体系。
资本是商业银行最初的、稳定的资金来源，也是银行承担风险和消化损失的最后防线。未来我国商业银行经营中面临的主要压力集中地反映为资本压力，监管部门必须督促商业银行从强化资本管理入手，加快构建以风险资产预算配置为核心的资本管理模式，实现资本充足率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平衡。
此外，还要引领商业银行科学把握创新精髓，真正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可持续竞争能力。
尽管经过几年的不懈探索，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步伐不断加快，但与国外先进银行相比，中国商业银行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创新起步时间不长，目前还处于不断学习和完善的阶段，原发性创新少，舶来品较多，甚至有以创新为名规避监管和进行监管套利的个别情况出现。为此，监管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创新监管引领，在“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构建逆周期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框架下，引领商业银行科学把握创新精髓并切实维护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监管部门还要引领商业银行加快探索质量提高的内涵式发展之路，全面推进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的战略转型。最终实现从传统的融资中介向全能型的服务中介转变，从社会资金提供型银行向国民财富管理型银行转变。
在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中国银行业能否摆脱对存贷利差等传统发展方式的依赖，还必须依靠自身内生动力而非政府意志。监管部门只有结合国内银行业发展实际，准确监管定位，加强转型引领，科学践行宏观审慎监管理念，才能有效引导中国银行业抓住机遇，直面其自身发展中的一系列瓶颈性难题，从强化宏观审慎经营出发，顺利走完未竟的转型路。
作者为浙江省政协常委，曾任浙江银监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