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自称“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专攻中国近代改革史。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著有《太东亚的沉没》、《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等。
提起海盗，你首先想到的是北欧海盗、加勒比海盗、索马里海盗……可是，中国海盗也风光过。比如倭寇。什么，那不是侵扰东南沿海的日本浪人吗。怎么算“中国海盗”?其实，海盗里“真倭”极少，主心骨均为中国人，以倭寇为名，不过是遮人耳目。
放着好端端的顺民不做，何苦在刀尖上过活?答案很简单：被逼的。
东南沿海人多地少，务农难以生存，宋代以来当地人便从事海外贸易，经数百年积累，集聚了浓厚的财富和人脉。然而明初，朱元璋禁止民间擅自出海，规定“片板不许入海”。永乐时海禁稍松动，但嘉靖二年，两拨日本人为争夺朝贡贸易的特权在宁波发生械斗，明政府嫌麻烦，干脆连官方贸易也不和日本人做了。
这一下，沿海居民彻底“被下岗”，天朝还不安排出路。彼时贸易全球化已初露端倪，海禁政策还使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制造”严重短缺，价格攀升。在求生渴望和高利润的刺激下，东南沿海走私泛滥。高利润伴随高风险，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捍卫国家利益”的政府军，打着“倭寇”旗号的海上武装商团遂海盗应运而生。
边患日益严重，明政府的本能反应是大胆刁民竟敢与国法对抗，灭了!但苛政激起的抗争是剿灭不净的，下手毒辣的浙江巡抚朱纨曾感叹：“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尤难。”衣冠盗，指沿海地区参与武装走私的世家大姓，以徽、闽、浙商人为主。朱纨反遭大批同僚弹劾，被迫自杀。
此后王直崛起。他可谓中国历史上名头最响的“海贼王”，跟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都交过手，自封“净海王”。他还颇有政治头脑，常在把官军打得屁滚尿流后要求开海禁，那意思很清楚：我不喜欢做海盗，实在是天朝的法令太变态!胡宗宪于是认识到，剿无济于事，重要的是抚。他招安了王直。孰料朝廷死不开窍，愣是不松口，结果招安变“诱捕”，王直被正法。
令明帝国相当尴尬是，王直这位“倭寇”却在民间“威望大着，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即使在浙江省城杭州，王直也建立了庞大的运营网络，“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胡宗宪就曾感慨：“倭奴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
其实，能够拥有如此“群众基础”，绝非“内地奸人”“贪其厚利”一句所能解释的。朱纨在抗倭过程中就发现：“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其中的原因。正是在于“海盗”、而非“军门”能提供“衣食”。刑部主事唐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倭寇之乱”，乃是“海商之为寇也”。唐枢分析道，海禁政策只能限制中国百姓，“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他认为，内外交易是“生理之常”，如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实际上是恶法出刁民。唐枢更认为，“倭寇”乃是中国百姓，只有开放海禁才能杜绝倭患。
处江湖之远的王直，与这些居庙堂之高的官员一样，都看到了导致“倭乱”的同一个根源，所以，在针锋相对地用军事手段回应政府围剿的同时，王直也不断地向政府表示，“他无所望，惟愿进贡开市而而已”。只有开放海禁，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乱源。
从各种史料对比来看，此时，至少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官员们，都深切认识到了开禁才是治倭的根本。但是，为了朝廷的“体面”，自以为是“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的王直就必须死。面对凶险的官场斗争，胡宗宪无奈食言，奉命处决了王直。王直死后，海上武装集团、也即所谓的“倭寇”，失去了控制，四出攻击，东南沿海秩序大乱，果然应验了诸多官员对倭患乱源的认识及王直的担忧：“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王直死后7年(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新帝即位，这就是明穆宗，改元“隆庆”。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奏，“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迅速得到了批准，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延续了200年的海禁政策被废止，史称“隆庆开关”。骁勇善战的戚继光，也在这年调往北方镇守更为重要的蓟州。
这一手治根的办法果然见效，从此“倭渐不为患”。尽管隆庆初年的开放海禁，并不彻底，政府依然通过发放许可证(“由引”)的计划经济方式进行调控，并且严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依然喷涌而出。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隆庆开关”后3年(1570)，在张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员的积极推动下，利用鞑靼内部纷争，结束了明帝国与蒙古部落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鞑靼首领俺答归顺明朝，封贡互市，史称“俺答封贡”。大明帝国开国200多年，第一次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
迅猛增长的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后世学者推算，从隆庆初年(1567年)到大明帝国灭亡(1644)的78年间，因海外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毫无疑问，这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日后在内忧外患中挣扎的帝国提供了苟延残喘的资本。
而这一切，都必须归结到王直那深得民心的海洋王国及“倭寇”军队，给大明帝国朝野上下留下的深刻印象。
(摘编自《大国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