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山，曾任《文艺报》、《诗刊》编辑。离休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编审。 …… 我持枪走向永生， 我持枪通过原野 河流山冈
城市与村庄，
我的路是有仇敌的地方，
我的路铺着太阳的红光。
……
我不当古代高贵的骑士，
我不做英飒的侠客，
我枪击绞杀人类的刽子手，
我是无数伙伴中的一个――
未来的人类幸福的开拓者。
这是郭小川同志早期写的《我与枪》中的诗句。今天读着这充满革命英雄气概的诗，依然感到震动。在硝烟炮火中，我们看见青年诗人英勇地朝着伟大的理想突击、前进，“走向永生”。
新中国诞生之后，许多经历过革命熔炉锻炼和持过枪的诗人，和郭小川一起，用自己满腔的革命激情，抒写人民生活和斗争、时代风云，开拓了诗的广阔疆土。工农群众中也出现了不少诗作者。许多同志与人民同甘苦、共生死，他们中间不少人热爱民歌，诗便与民歌融合，创作了不少史无前例的佳作。中国诗史上出现了《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死不着》、《白兰花》、《回延安》等不同于过去的诗，丰富了中国诗歌的宝库。
诗本来是从劳动人民大众中产生的。楚民歌哺育了屈原，使诗人永字。中国古代很多诗人都以自己的作品能为群众欢迎、吟唱为荣。1949年，新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为诗人冯至写了10个字：“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伟大的革命理想照耀着前进的道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马雅可夫斯基宏伟的革命诗篇等许多杰作，给中国文艺工作者建设人民文艺以很大的影响和启发。
开国后五十年代，诗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密切的。当时我在《文艺报》工作，在《诗刊》未出世之前，《文艺报》自然要承担关心诗创作、发现新人、佳作的任务。由于我对诗有点主动的关心，因此除了别的工作之外，这事也不成文地成了我的活儿，似乎我早就在做《诗刊》的工作了。
当年我读了阮章竞、贺敬之、李瑛等同志的新作，为他们写出了好诗异常高兴，去找他们谈创作体会。记忆中，一幅幅画面仍如在目前。在报刊上发现了抗美援朝战士未央革命激情澎拜的诗和藏族战士饶阶巴桑意象奇丽的诗，我就情不自禁地要为之赞美。这些同志是时代的新人，他们写的诗，是真正的“新诗”。在他们的作品中，新中国人民勇猛前进的步伐、全世界被帝国主义奴役、压榨的人民为解放、独立掀起的时代浪潮，成为诗的灵魂和血肉。闻一多先生说：“要写好新诗，首先要做新人。”这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诗创作如风起云涌，激动众人心。要求新中国有一个新的关于诗的专门刊物的愿望很强烈，于是1957年诞生了《诗刊》。主编臧克家恳请毛泽东把他的旧体革命诗词交给《诗刊》，在创刊号发表了。大家惊喜地发现，这些诗词实在是好，惨烈的革命战争、腥风血雨、伟大的时代，竟然可以用旧体诗词如此恰当、美妙地表现出来!这为诗创作提出了一条新路。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只要词句上作点解析，也就能理解，真是雅俗共赏。这些作品是“人民文艺”的精品。《诗刊》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也说明：除了“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之外，用中国传统诗词的形式，提炼口语，也可以写出很好的诗。当时没人会想到，今天在中国的乡镇、县城，会有那么多人用旧形式写诗，毛泽东诗词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1960年我到《诗刊》工作。除了和丁力同志轮流发稿之外，我还兼管诗朗诵的事。诗朗诵是诗深入人民群众的好方式。孔夫子说，“诗可以群”。这活在古代说明什么情况，不大清楚。抗日战争时期，诗动员群众、团结队伍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诗朗诵活动成为一种战斗形式。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我们成立了联大新诗社，请闻一多先生当导师，不断地开诗朗诵会。闻一多先生是非常好的朗诵者，我所听过的诗朗诵没人能达到他的境界。他不用手势，只用他那发自内心、充满激情、有如大提琴的声音，将诗传到听众心中，使你的心灵发生共鸣、震动。在被称作“民主三堡垒”的西南联大，新诗社的宗旨是抗日救国，表现现实生活，为争取人民民主而斗争。我们开朗诵会，欢迎校外的诗友参加。你是穷教师、报馆小职员、工人，或者爱诗的青年作者，都可以拿自己写的诗来朗诵，征求别人的意见。通过诗，人们可以成为朋友、同志。
闻一多先生推崇屈原、杜甫，因为他们心里装着人民的苦难。他激赏田间的战斗性极强的街头诗，朗诵田间的《义勇军》、《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坚壁》和艾青的《大堰河》，令听众热血沸腾。新诗社在联大学生大饭堂开朗诵会，大家知道闻一多先生要朗诵，不多久就挤满了人，进不来的就爬上窗台“参加”，真是热烈非凡，诗就这样完成自己的任务。
六十年代初，很容易找到许多可以朗诵的好诗。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甘蔗林――青纱帐》，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三门峡――梳妆台》，袁水拍的讽刺诗等等，都得到了听众热烈的掌声。群众听诗朗诵强烈而且持久的要求使我们感动，于是有了“星期朗诵会”，每星期天上午都在音乐厅举行。邀请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朱琳、苏民、董行估、周正等许多同志参加朗诵，也请过上海来京的上官云珠、黎铿。报酬极少，没人计较。但租剧场也要一些费用，所以试试低价售票，看行不行。第一次办，就遇上下小雪天气，没料到票很快就卖光了。剧场已满，外面竟有不少人等退票，只好拉出扩音喇叭播放给人们听。天阴冷冷的，诗和心却是热的。就这样站着听到散场。我在大门口看着，出来的听众有学生、工人、干部，也有五十多岁的大娘、大爷带着孙子来。一个南苑机场工人对我说，多搞些朗诵会吧，我们难得听到一次!王震将军和夫人也来听诗朗诵。
看到这种情景，我很感动，非常高兴，于是给《人民日报》写了篇小文《听诗朗诵有感》，告诉大家，诗是多么受人民群众欢迎。
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也很关心诗创作。1962年4月19日，陈毅同志建议《诗刊》召开的诗创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到会的不仅是诗人，还有巴金、张天翼、沙汀等作家。朱德同志首先发言，他说：“我们要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的真事、真相、真话；写真事，说真话，我看写出来的东西就很漂亮了。……我们的伟大事业、光荣事业，将来的革命前途，我们都有责任把这些真实地反映出来，给人们看，给我们的后代人看。我看大家是要担负起这个责任的。”他认为民族传统有自己的特点，有好东西，应该继承，扬弃其糟粕，也要吸收新的营养。他说：“做事情没有根总觉站不稳，什么事都从根上发生，一切都要从根做起来，这样才能站稳脚。”陈毅、郭沫若、萧三等同志，都主张诗人要深入群众，努力表现新的时代；新旧融合，从古典诗词、各族民歌和中国“五四”以来的新诗、外国的好诗中汲取精华，努力创作出新的好诗；要内容 好，艺术上也要千锤百炼。会后，我们根据录音整理成《诗座谈记盛》。陈老总的发言很精彩、很全面，他提到写诗要让人看得懂。但他审阅时，用铅笔把他的精彩意见大部分删掉了。他太谦虚，我们却觉得非常可惜。
《诗刊》的编辑们对发现、培养工人、农民中的诗作者是很重视、很关心的。李学鳌、刘章等许多诗人都是《诗刊》的好朋友。在编辑部，大家都想着怎样能让诗和工农群众结合得紧密些，让诗为工农服务。于是进一步考虑把诗朗诵送到农村去。1963年春天，《诗刊》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合作，尝试用曲艺、演唱节目配合诗朗诵，为农民演出。我先到北京南郊红星人民公社西红门大队住了一周，作调查准备工作，带了《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死不着》、《村风》、《王老九诗选》、《白兰花》等诗集送给社员看。我还挑选了一个喜欢诗、有点灵气的初中生，辅导他朗诵田间的《义勇军》、《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坚壁》，给他讲诗的背景和内容。他上场朗诵，很受欢迎，能够表达人民对日寇的仇恨。第二天我去调查社员的意见，六十多岁的炊事员还学他朗诵：“…枪，弹药，统埋在我心里!”另一位姓陈的老大爷说，演出的节目好，合咱们农民的心，他竟然能背出好多诗句。
一些形式接近民歌、合辙押韵的诗，曲艺演员拿来就可以配调。李季的《五月端阳》、张永枚的《骑马挂枪走天下》，演员只把个别词句变动一下，就可以用快板说、用二人转唱，受到大家欢迎。河南坠子、北京琴书也用上了。这次尝试证明是一种很不错的创造。
一个女社员把张志民的《小姑的亲事》和《村风》带到地头，念给妇女队的社员们听，大伙儿听得直乐。有个姑娘提意见：没有朗诵《革命烈士诗抄》里的诗，她不满意。
我把这件事写了一篇《诗朗诵下乡小记》，在《诗刊》发表。几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诗刊》不但继承了孔夫子“诗可以群”的传统，而且让诗为人民大众服务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以前中国的诗让人看不懂的恐怕不多。被视为经典的好诗大都是雅俗共赏的。中国历代诗人中恐怕没几个愿意自己写的诗被人当作谜语猜。近代西方有些诗作者酷爱写“天书”，画画的人也画只有天晓得的画。现在中国有些人赶时髦，使劲地学这类舶来品，却不学泰戈尔、马雅可夫斯基、惠特曼。其结果是新诗的读者越来越少。一次诗会上我听到有个写诗的朋友说，诗本来就是给少数人看的，书店里买诗集的人少不奇怪。不错，“五四”时代的诗人，也有人说“诗是贵族的”。我以为，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如果有人就爱写只自己明白的东西，或者只在小圈圈里有人说好就行，那也可以随他意。但根据历史提供的经验，我劝大家还是努力去写让许多人喜欢的诗为好。你心中诗中有人民大众，写人民的喜与忧，人民就会喜欢你的诗，你的诗就不会孤独、寂寞。当然，艺术上也必须下苦功学习、磨练。
《诗刊》负担着诗人们的期望，愿《诗刊》上多出现大家称赞的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