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而研究与发展活动是整个科技活动的核心。文章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误差纠正模型，基于中国1991-2010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 应用研究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基础研究人力资源投入和试验发展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存在短期关系。但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试验发展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基础研究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前者到后者的单向因果关系。
关键词：R&D；人力资源；经济增长；协整检验
一、 引言
研究与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D）活动是整个科技活动的核心。R&D投入是指国家或地区为支持研究与发展活动而进行的经费、人力等各种资源的社会配置。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被假设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从而无法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以罗默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把当今世界的经济增长归因为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增长，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且大部分技术进步是出于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实施某些政策，如通过实施主动的R&D投资、改善R&D资源配置、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保护知识产权等来实现激励的改变，从而促进技术进步，最终实现经济长期增长。
研发投入按照研发活动的类型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这三种类型。相应地，从事R&D的人力资源也可以按照研发活动的类型分为这三大类。这三者只有保持合适的比例，才有利于研发资源的充分利用，才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对我国R&D人力资源在这三种研发活动中的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文献回顾
国外许多学者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Romer（1986）和Lucas（1988）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作为模型的内生变量，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资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人力资源和技术会受到科技经费投入的影响，因此，政府对科技的支持力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因素之一。Romer（1990）和Aghion（1992）等基于R&D内生增长模型，提出R&D投入水平的提高将加快经济增长的命题。
国内学者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方面，定量研究相对较少。罗佳明和王卫红（2004）利用1953年~2001年度的统计数据，发现中国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单向因果关系，R&D投入变化是引起GDP变化的原因，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7.6％。殷林森（2007）利用我国1996年~2005年的数据建立灰关联度模型，对我国R&D投入与产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R&D经费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投入对产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王立平和马娇娇（2010）采用1997年~2007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R&D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黎友焕和王凯（2010）利用1978年~2007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现象。朱云欢（2010）利用1991年~2007年度数据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R&D投入变化是GDP增加的Granger原因。
从整体上看，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是探讨R&D整体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少有学者从R&D投入结构角度探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目前仅刘新同（2010）研究了研发经费各类型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然而，刘新同所使用的时间序列数据太少，仅11个变量，这减小了结论的可信度；同时，他也没有对各类型经费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别进行协整检验，因此无法得出各类型经费支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
三、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人力资源投入作为解释变量，来分析中国R&D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这些变量分别取对数。本文用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用BR表示用于基础研究的人力资源投入的对数值，用AR表示用于应用研究的人力资源投入的对数值，用ED表示用于试验发展的人力资源投入的对数值。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本文的研究期间为1991年~2010年。
四、 实证分析结果
我们运用协整检验来考察中国R&D人力资源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而变量间协整的前提是各变量同阶单整，因此我们首先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在存在长期关系的前提下，我们建立误差纠正模型进行短期关系检验。
1. 单位根检验。本文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虚拟假设H0为：p=1；备择假设H1为：p＜1。如果ADF值大于临界值，则不拒绝虚拟假设，意味着变量时间序列存在一个单位根，变量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否则，如果ADF值小于临界值，则拒绝虚拟假设，意味着变量时间序列是平稳的。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到，所有变量的水平值均不能通过平稳性检验，说明存在单位根。对所有变量进行两阶差分处理后再次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BR、AR和ED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为无单位根，GDP在5%水平上表现为无单位根，可以判定所有变量均为两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2. 长期关系检验：协整分析。我们以GDP为因变量，分别以BR、AR和ED为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表2表明，基础研究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协整关系，试验发展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在边际上显著，而应用研究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具有协整关系。这说明基础研究人力资源投入和试验发展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 短期关系检验：误差纠正模型（ECM）。我们建立以下误差纠正模型来检验短期关系：
ΔGDPt=α+β*ΔXt+γ*ECMt-1+εt（1）
（1）式中Δ表示一阶差分运算，由于经济增长与应用研究人力资源投入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在此仅对GDP与BR、ED进行均衡误差纠正模型检验；ECMt-1表示长期均衡误差。如果β为零被拒绝，说明短期关系成立；如果?姿为零被拒绝，说明误差纠正机制产生，协整检验得到的长期均衡关系是可靠的。检验结果如下（括号内为t值）：
ΔGDPt=1.568-0.053*ΔBRt-0.213*ECMt-1（2）
（4.15） （-0.328） （-3.775）
ΔGDPt=1.077+0.147*ΔEDt-0.178*ECMt-1（3）
（5.36） （1.22） （-4.61）
从式（2）和式（3）可以看到，ECMt-1的系数显著不为零，误差纠正机制产生，BR、ED与GDP的长期均衡关系得到进一步确认。而ΔBR和ΔED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基础研究人力资源投入、试验发展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短期关系。
4. 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和误差纠正模型只能表明各类型R&D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但不能告诉我们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对此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各类型R&D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验证。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变量必须平稳，因此我们对GDP和BR、ED的两阶差分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AIC和SC最小化准则，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时选择滞后期为3。检验结果见表3。从中可以看出，试验发展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基础研究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前者到后者的单向因果关系，即基础研究人力资源投入变动是经济增长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变动不是基础研究人力资源投入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五、 结语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1991年~2010年间应用研究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基础研究人力资源投入和试验发展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存在短期关系。但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试验发展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基础研究人力资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前者到后者的单向因果关系，基础研究人力资源投入的变动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变动。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 加强R&D投入强度，以满足科技发展的需要，提高整体的科技水平。这不但要加强R&D活动人力资源的投入，还有加强R&D经费的投入。实际上，人力资源投入会受到科技经费投入的影响。因此，一方面要加强财政科技投入力度，研发是一种具有公共品性质的行为，研发活动的社会回报率往往高于私人回报率，在很多情况下私人缺乏从事研发活动的激励，尤其是基础研究，这就要求政府要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要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R&D投入体系。从国际经验来看，企业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大部分，因此，要积极探索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的有效机制，建立多元化的R&D投资渠道。
2. 借鉴发达国际的先进经验，不断调整和优化R&D人力资源投入的结构。从研发活动的类型来看，国际经验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三者所占比例大致保持在1：2：5的水平上，即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一般在12%~15%之间，应用研究投入强度一般在25%左右，试验与发展投入强度在60%~63%之间。1991年~2010年我国基础研究人力资源投入强度一直在10%以下，并且从2004年（9.6%）开始逐步下降，2010年为6.8%；而应用研究人力资源投入强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从1991年的32%，下降到2010年的13.1%；只有试验发展人力资源投入强度稳步上升，到2010年达到80.1%。因此，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人力资源和经费投入力度，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者的比例趋于科学化。财政科技投入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的R&D投资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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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罗佳明,王卫红.中国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1953-2001.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2）: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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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殷林森,胡文伟,李湛.我国科技投入与产业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研究.中国软科学,2007，（11）:57-63.
6. 朱云欢.我国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科学管理研究,2010，（2）: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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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项目号：2011246）。
作者简介：孙维峰，运城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经济学博士；阴慧芳，运城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金融学硕士。
收稿日期：2012-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