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吗?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贫穷
余天休先生曾说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在贫穷线以下。近来所得社会调查的结果，离余天休先生的估计不远了。这是我们的第一大敌。
疾病
疾病是我们种弱的大原因。瘟疫的杀人，肺结核、花柳病的杀人灭族，这都是看得见的。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势力可以毁灭全村、可以衰弱全种的疾病，如疟疾便是最危险又最普遍的一种。近年有科学家说希腊之亡是由于疟疾，罗马的衰亡也由于疟疾。这话我们听了也许不相信。但我们在中国内地眼见整个的村庄渐渐被疟疾毁为荆棘地，眼见害疟疾的人家人丁绝灭，眼见有些地方竞认疟疾为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病痛。(我们徽州人叫它做“胎疟”，说人人都得害一次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疟疾可怕。张振之先生在他的中国社会的病态里，引了一些最近的各地统计，无一处不是死亡率超过出生率的。例如：
广州市十七年五月到八月每周死亡超过出生平均为六十人。
广州市十七年八月到十一月每周死亡超过出生平均六十七人。
南京市十七年一月到十一月平均每月多死二百七十一人，每周平均多死六十二人。
不但城市如此，内地人口减少的速度也很可怕。疾病瘟疫横行无忌，医药不讲究，公共卫生不讲究，哪有死亡不超过出生的道理?这是我们的第二大敌。
愚昧
我们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而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在今日的世界，哪有一个没有大学的国家可以竞争生存的?至于每日费一百万元养兵的国家，而没有钱办普及教育，这更是国家的自杀了。因为愚昧，故生产力低微，故政治力薄弱，故知识不够救贫救灾救荒救病，故缺乏专家，故至今日国家的统治还在没有知识的军人政客手里。这是我们的第三大敌。
贪污
贪污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特色，已成了社会的普遍习惯。正如亨丁顿说的：“中国人生活里有一件最惹厌的事，就是有一种特殊的贪小利行为。上而至于军官的克扣军粮，地方官吏的刮地皮，下而至于家里老妈子的‘揩油’，都是同性质的行为。”这是我们的第四大敌。
扰乱
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美国生物学者卓尔登曾说，日本所以能革新强盛，全靠维新以前有了二百五十年不断的和平，积养了民族的精力，才能够发愤振作。我们眼见这二十年内战的结果，贫穷是更甚了，疾病死亡是更多了，教育是更破产了，租税是预征到民国一百多年的了，贪污是更明目张胆的了。然而还有无数人天天努力制造内乱!这是我们的第五大仇敌。
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
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
这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深信：决没有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而不能在国际不享受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的。
“反革命”
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们仔细观察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目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
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
这个根本态度和方法。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
这个方法是很艰难的，但是我们不承认别有简单容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很迂缓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喊口号贴标语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机关枪对打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暴动与屠杀不是更快捷的路子。然而我们又知道，用自觉的努力来指导改革，来促进变化，也许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许人家需要几百年逐渐演进的改革，我们能在几十年中完全实现。
(摘编自《胡适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