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银行的诞生 中国为什么要建立银行?为什么要建立国家银行?这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并不是―个天然有着明确答案的问题。“兴银行”最早由太平天国洪仁?在1859年提出；1878年洋务大臣左宗棠想要仿照西方国家“设立公司之例”建立银行，“以中国之银，供中国之用”，不过，这些想法在当时还只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和洋务派的议论之中。
中国银行行史研究专家李庆找到一张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外滩照片，从中可一窥当时中国的金融生态。当时外滩的黄金一线，几乎全被外资银行挤占：1845年开设的怡和洋行。1847年最早登陆中国的外资银行英资丽如银行分行，1865年设立分行的汇丰银行，1893年的日本正金银行，还有外滩九江路的三菱、花旗、大通、运通等银行。李庆告诉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财政重要来源的关税、盐税存放于汇丰、德华、华俄道胜三大外资银行中。而在这几乎清一色的外资银行谱系中只有一个例外，盛宣怀在1897年设立的第一家中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在外国银行进入中国的50年时间里，没有一家中国银行与之竞争，而且外商银行还在与中国的通商过程中，将中国南方的钱庄变成了自己推销外国商品金融保障的一个环节，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国内银行才开始有了正常的资本流向。”曾任中国银行研究所所长的姚蕴芳告诉记者。“橡胶股票”始于1903年的橡胶投机热，流向橡胶市场的巨额白银，大都出自上海的钱庄、银号和票号，他们一方面向投机者贷款购买橡胶股，再以股票做抵押进行二次借贷，另一方面自己也直接参与炒卖，不惜以实业和庄票进行抵押向外国银行拆款。1910年泡沫破灭，外国银行当即停止了对中国钱庄的拆款，将股票套现后退出橡胶市场，西方金融资本给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钱庄以致命一击。眼见中国金融业的千疮百孔，实业派代表人物“棉纱大王”穆藕初曾感慨：“金融与百业发生之关系，无异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滞，而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
“橡胶风潮”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金融革命也在同时酝酿。中央银行的设立，此时已经迫在眉睫，而曾作为清政府国家银行的大清银行则是不二之选。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上书孙中山，建议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即刻获批。李庆说：“孙中山当机立断是有原因的。他自1894年创立兴中会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几乎有一大半时间在东南亚、日本和欧美活动，一大任务就是为革命筹集经费。而此时他的目标已经直指建立中华民国，金融方面考虑的不再仅是解决军饷，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能扶持新政权的银行。孙中山指出，中央政府现无确实可持之财源，发行军钞、募集公债、活动商业、恢复财源，非有金融机关不可。”据李庆所了解的数据，仅当时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的存款就有800多万两银，贷款规模有900多万两，这样庞大的资金量和资金网络对新政权是非常有用的。李庆找出一份残破不堪的大清银行股东会议记录，日期是在孙中山批准呈文之后的1月28日，最后一句竟是：“中国银行成立，群呼中国银行万岁!”李庆很意外民主共和的精神这么快就开始生根了，他说：“要知道就在3个月前，除了皇帝，随便叫万岁都是要杀头的!”几天后的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3号宣布诞生。
中国银行履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责任，兑军票，理国库，发钞票，募公债。尤其是发行了500万元的南京军用票，承诺3个月后可兑换银元，为新政权解了燃眉之急。按照纸币法定兑换的银元含银量推算，当时的500万两银元军票，约合当今人民币9.6亿元，这在当时是笔巨款了。更为可贵的是，在战争纷扰之下，这500万两到次年8月已兑换了499.9839万元通用银元，以银行的信用维护了新政府的信用。良好的信用在中国银行发行的股票中也得以体现，1912年2月6日《申报》刊登报道称：“外国人欲来购股者甚多，现均一律谢绝，唯愿我国民不可失此好机会……”最初每股100银元，后来一路升至200银元，直到1915年金融混乱才下跌。
如今94岁的叶子圣1937年就进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工作，他对记者回忆，真正让中国银行树立“金字招牌”的是1916年“抗停兑令”。“那时候袁世凯做皇帝了，据说他花费了6000万银元用于内战，收买选票，造成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量的兑换券印发出来。而当时中交两行资本总额加起来还不到3000万银元，于是他命令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许再给老百姓兑银元。”宋汉章是当时上海分行的经理，张嘉?是副经理，两个人接到命令后非常惊恐。“这样子搞，中国银行信誉没了，市面上混乱了，发行的纸币也没有用了。”两人毅然决定拒绝接受北京政府的停兑令，中行上海分行照常办理兑现、付存，并紧急以毛笔大字登报声明。当天下午，宋汉章和张嘉墩分别访问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人，求得以江浙财团为核心的金融资产阶级的全力支持，甚至让他们出面对时任中行上海分行正副经理提出“诉讼”，因为诉讼案一经成立，在诉讼期间北京的中行总行便不能撤掉宋汉章和张嘉?的职务。
第二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一开门，一场空前的挤兑狂潮便骤然降临。张嘉墩在“自述”中说道：“晨8时由私寓赴行办公，行至距离行址三条马路时，即见人已挤满。勉强挤到行门口，则挤兑者何止2000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而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或五元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这一天是周四，共有2000多人前往中行兑换。一直到这周的星期天，前来兑现者只有100多人，这场风暴终于离开了上海滩。
叶子圣说，“抗停兑令”让中国银行声誉鹊起，张嘉墩和宋汉章也被中外报纸评论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这一年，宋汉章44岁，张嘉墩只有27岁。叶子圣在此后曾与他们共事过，对张嘉墩印象是一身西装，做派和思想都非常新锐，而在中国银行资历更老、时间更久的宋汉章则是老派的，长袍马褂，忠厚平易，平时总是和员工同在食堂吃饭。这两大金融界传奇人物中西合璧，共同捍卫了中国银行在20世纪初作为国家银行的荣耀。
大银行家之梦
姚蕴芳说，张嘉墩对中国银行的理想蓝图一直是“国际化的大银行”，从1917年初就开始酝酿实施。“1917年，张嘉?曾专程到上海招股，向江浙财团及各大银行、交易所、申新、宝成纱厂等大企业募集股份近600万元。1923年，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将500万元官股出售，使中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按说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办商业银行了，然而北伐战争开始，中国银行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转折。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财政部长宋子文想将中国银行改为南京政府中央银 行，要求名称必须使用“中央银行”，政府股份必须多于商股。张嘉墩则认为，中国银行已深入民心，拒改行名。鉴于当时国民政府根基未稳和中行实力的影响，宋子文只得另行成立中央银行作为国家最高金融机关，而在1928年将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并保留了货币发行权。
感觉到了自由的张嘉墩当选为中国银行总经理，他颇有些得意地写下一段随笔：“自抗拒袁世凯停兑令起，至改组中国银行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止，经过十六年之奋斗，内则扩展业务，外则周旋抗御，兢兢业业，唯恐陨越，幸将中国银行之独立保全。一般舆论，认为中国银行与海关及邮政局并驾齐驱，成为中国组织最健全之三大机关，实亦中国资本最巨与最成功之民营股份公哥……在上海金融市场，均足与外国银行抗衡。”中国银行的总管理处也由北京迁到了上海，准备在外滩建新楼。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外滩长卷上，已呈现出远东最大国际金融中心的气象。“1843年上海开埠后，首先进入外滩的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外国洋行，他们看中上海居南北沿海之中，入长江腹地之便，纷纷运来鸦片杂货，运出生丝茶叶等。为了便于洋行报关，1846年设立了海关。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追随而至。以后的数十年间，英法德日俄美等国洋行、.轮船公司、保险公司纷至沓来。到1936年，在外滩的外资银行有27家，以满足洋行的资金需求和国际汇兑。与此同时，国家银行和130多家华资银行和钱庄也纷纷在此聚集，外滩形成了一条金融集聚带，中国银行选址在此是顺理成章的。”李庆说。
1934年中国银行董事会决定在外滩23号的德国总会原址上建造一座18层大厦，而且要成为“远东第一楼”。据张嘉墩自述：“中国银行饱经风浪，未见动摇，内部组织既已革新，银行实力足与驻在上海的欧美银行相抗衡，必须有一新式建筑，方足象征中国银行之现代化，表示基础巩固，信孚中外。”大楼由张嘉墩青睐的中国建筑师陆谦受与公和洋行联合设计，最终采用陆谦受的单塔方案，起先设计高度为18层，比一路之隔的沙逊大厦还高，这一版本还印在了1935年发行的纸币上。但当地基完工时，工部局出面干预，提出所建大楼的高度不得超过紧邻的沙逊大厦。中国银行不得已做了让步，将大楼的高度变为15层，而建成后的中国银行大楼低于沙逊大厦约60厘米。“但是我们不服气，就撑了两杆旗杆，比沙逊大厦还高。”叶子圣回忆。
如今，这栋依然由中国银行使用的大楼是外滩万国建筑群中唯一一幢中国民族特色的建筑，东立面从高到低有变形的钱币形镂空窗框，很有银行特色。在老员工叶子圣眼里，底层营业大厅依然保持了原貌，两边黑色大理石柜台呈“中”字形，柜台内竖着8根粗大的大理石柱子，柱子顶端雕饰“八仙过海”。大厅东西两端上面是两幅巨大的油画，画着孔子和孙中山等名人像和渔樵耕读图，配以花格子门和宫灯。这个面积约1300平方米、中心高达11米的大厅与旧日唯一不同的是两侧为改善照明和空调做了隔层，但无损它“远东第一银行营业大厅”的荣耀。
“专营国际汇兑以来中国银行蒸蒸日上，至30年代中期，中国银行存款占全国总数的1／4，发行占1／3，但国民政府在此期间几次增加官股，以抢占控制权。”李庆说。
中国银行在这场力量并不均衡的博弈中仍力求保持独立经营，比如建立准备金公开制度。按照这一制定，“发行兑换券须备足现金六成，保证准备金四成，每月检查一次，登报公布”。这里指的“现金”都是真金白银，包括银元、生金银和外汇。李庆说：“这实在是一桩奇怪的事情，本来准备金是政府必须监督银行实施的，但这次是反过来由银行要求公开实施，限制政府随意责令银行滥发货币。”
因屡次与国民政府意见相左，张嘉?被迫在1935年离开中国银行。他说：“财政当局要拿银行当国库，我却以为银行是银行，国库是国库，这一点意见不合，造成了我离开中国银行的最大原因。”他在离开当日的自述流露出壮志未酬的遗憾：“所幸为国家已树立两大财政金融工具之信用：一为公债，二为纸币。为金融界已建立一近代化之金融组织，为中国银行已奠定坚固不拔之基础……所惋惜者，自国民政府成立后，希望以中行之力，辅助政府建立一完善之中央准备银行，一面能永保通货健全，一面领导公私金融机关，分业合作，创造一力能发展经济之金融系统，庶几内有资金充沛之金融市场，外具诱导外资之坚强信甩足以追踪经济发达后进之日德两国。此志未遂，斯为撼事。”
李庆认为，张嘉墩留下的一大遗产是自1928年中行转为国际汇兑银行之后，开启了海外金融网络。姚蕴芳说，1929至1930年张嘉?带着一帮人出访，去了10个月，18个国家，包括苏联、英国、美国、日本，就看人家银行是怎么办的，机构是怎么设置的，业务是怎么搞的，回来后对会计、人事、经营思路等统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更有标志意义的是，1929年中行伦敦经理处成立了，虽然规模很小，只有7个职员，两间办公用房还是租赁的，但这是中国银行在国外正式设立的第一个分支机构。1972年曾到伦敦分行工作的姚蕴芳说，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金融中心，中国的国际调拨与汇兑款项多由伦敦的银行经手，为了准备日后代理政府外债，在这里设立第一站意义重大。如今摆放在中国银行行史馆内的办公桌，正是当年张嘉墩成立伦敦办事处时所使用过的，也正是从这张办公桌开始，中国银行陆续建立国外直接通汇处60多个，特约代理店90多家，逐渐使国际汇兑成为中国银行的主要业务。
这也是中国银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被“原封接管”的重要原因。姚蕴芳说：“当时大部分金融机构都要全部打乱，重新组织，唯有中国银行保留下了原名、原机构，以及原有员工，就是因为它有商股，有多家海外机构，又是一家老牌银行，新中国需要在金融方面有一个对外的窗口。”
“一滴外汇一滴血”
曾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的史美铙1946年进入中行，半个世纪都在与外汇、外贸打交道。他印象最深的是解放之初的摸索，那时候上海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但上海国营外贸公司还在筹建之中，就由中行利用私营进出口商原有的国外关系进行贸易试探，把我国传统的出口物资如桐油、猪鬃、茶叶、薄荷脑等推销到国外，换取西药、化工原料、机械设备等国内市场紧缺的商品。但是好景不长，1950年，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和禁运，对中国及其国民在美国境内的有形的、无形的动产、不动产和或有资产及其权益进行冻结。
为了反禁运、反封锁、反冻结，史美铙说，中国银行专门成立了“国际贸易服务部”，一大措施是更改卸货港口，改变运输路线。对于在冻结前已装船驶往美国途中的出口物资，要求船只驶往香港、仰光、新加坡、加尔各答、孟买、卡拉奇等城市，由当地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出 具担保，将货物卸下，收回资金。对于运往中国的在途物资，也要卸在这些较为安全的港口，由中国银行的分支机构代办一切提货、保管和转运手续。
如此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外汇自然是十分宝贵的。史美铙告诉记者，当时的提法叫“一滴外汇一滴血”，千方百计增收节支，多出口。多收汇。他当时负责侨汇物资供应，记得一开始侨汇汇进来却买不到东西，侨眷们很有意见：“有什么用?还不如就放在国外。”于是中行配合有关单位在1959年开始发行侨汇券，汇进多少侨汇，给多少票，背面登记着能购买的商品，从粮、油、肉、布、糖等食品到肥皂、香皂、煤炭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意味着可以用平价在特供商店里买到紧俏商品。而在改革开放后，又一个特殊的“准钞票”外汇券也开始发行――凡人民币流通之处，外汇券都可以通甩同时有指定外汇券流通的特供商店，禁止外币的市场流通。外汇券整整流通了15年，是物资紧张时期的特殊产物。
外汇的缓解始自20世纪70年代的“美元解冻”。当时尼克松即将访华，冻结了20多年的在美资产开始协商解决。史美铙参与了解冻的全程，他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究竟中国个人、机关、银行在美资产总额有多少?美方最初承认3000万美元，中方则认为绝对不止，因为有大量的民间资产没有核算进去。史美铙他们开始登记调查后才发现，自1948年国民政府后期恶性通货膨胀以来，就有大量工商大户或外汇企业将外汇汇入美国的银行，还有一些私营进出口商因贸易将美元存入国内银行作为开证保证金。只要能提供一点点证据，如一只美国来的旧信封、一张废支票，只要上面有存款银行的记号，即可收回存款。有的客户持有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最大一家是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当时装电灯必须装电表，装电表又必须交押金，该公司要求用户买优先股来抵充电表押金，因此家庭用户多买一股两股，工厂商号的大火表买10股20股甚至上百股作为投资。这么一来，民间资金统计总数为8700万美元，加上之前认定的3000万美元，经中国银行索回的被冻资产有1.1亿美元，超出了预期。
改革开放头10年，国门刚刚打开，对外只有三个窗口：外贸、海关、中国银行，而利用外资更是只有中国银行一个窗口0曾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薛镜澄告诉记者，那一时期，与德国大众、英国皮尔金顿的大型合资项目，在谈判受阻的时刻，都因中行表示愿意参与投资，很快达成了协议。而各大科研设备、地铁、甚至经济开发区也都是中国银行引进的。当时上海宾馆严重不足，中行牵线搭桥在短期内建起了十几处四星、五星级宾馆，一个主管信贷的行长甚至被叫做“宾馆行长”。
姚蕴芳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的角色经历了几次转变，对应着银行业改革的历程：1979年2月，中国银行被明确为国家指定的外汇专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同时行使国家外汇管理总局的职能，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直到1982年政企分开。这一阶段对应着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成立，形成了中央银行、专业银行的二元体制。其后随着交通银行等一批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出现，银行间竞争格局开始显现。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四大行政策性业务的剥离。姚蕴芳说，中国银行将政策性业务给了其他政策性银行，从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变。从2003年至今，银行业改革的目标则是促进银行业实现完全的市场化，重心即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2006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阶段性成功。中行在股改初期就意识到中国本土市场将是一个发展最快的市场，目前本币资产已占78％左右，比2005年提高了21个百分点。尽管如此，借助庞大的海外网络和多年来外汇专业银行的传统优势，中国银行仍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银行。2011年11月中国银行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中唯一代表，入选2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列，就是一个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