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梳理语言迁移研究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整合不同学者对迁移过程及其本质探索的主要研究成果，讨论语言迁移研究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的重要作用和杰出贡献，并对语言迁移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认为神经生理学的推动将会借鉴交叉学科的巨大优势，为人类摸索语言迁移现象的生成机制和交互作用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词：语言迁移；第二语言习得；神经生理学
一、语言迁移的定义
语言迁移又称“语际影响”或“跨语言影响”，据1983年Gass＆Selinker合作编写的《语言学习中的语言迁移》一书的不完全统计，该定义至少有17种之多，因此在语言学史上对于这个术语的内涵也饱受争议，部分学者如Corder，Keller－man甚至呼吁将该称谓取消，或者至少应该严格规范才能够使用。美国语言学家Odlin在其1989年出版的学术专著《语言迁移：语言学习的语际影响》中如是解释：迁移是目标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和可能尚未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或差异所造成的影响。2000年Cummins扩充了语言迁移的概念：它是指语言之间概念知识的迁移和在一些情况下语言层面上的迁移，即迁移不仅可以是母语本身的迁移，还可以是旧知识的迁移。之后在2008年，Jarvis＆Pavlenko两位学者共同出版了《语言与认知的语际影响》，他们用更为简洁的方式对语言迁移做了如下定义：一个人关于一种语言的知识对他另一种语言的知识或使用产生的影响。
二、语言迁移研究的发展
语言迁移成为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至少已有100年的历史，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语言迁移研究的兴起：20世纪40至60年代中期
对迁移现象的讨论始于美国众多的语言学家，比如Fries和Lado，他们坚信母语最大限度地影响了第二语言习得。Fries为Lado的著作《跨文化的语言学》提序时曾说过：“学习第二语言……比母语要困难得多。究其根源，不是第二语言自身的种种特点，而主要是由一语习惯所造成的特殊定式”。母语的影响由此被看作是一系列的旧习惯和旧思维，部分是有益的，而部分却是有害的。在发展初期，语言迁移在二语习得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和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紧密相连，共同成为对比分析的理论基础。对比分析语言迁移的广泛社会影响，从实际教学法出发论证语言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现并解决问题，以此来保障有益迁移而避免有害迁移。Fries对中国学生和西班牙学生的实证研究表明了母语之间的差异性会导致学习者学习英语所面临的不同困难。Lado也认为倘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生的母语与所学的外语进行比较，那么就可以真正了解学生的学习困难，从而更为高效地开展教学活动。
(二)语言迁移研究的低谷：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
随着错误分析的深入，学习者所犯的错误被看作是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并非语言迁移的作用，此时Selinker，Stenson和Felix等学者都纷纷著书立说，提出自己的见地并严厉批评了语言迁移之说，之后心灵主义的创建和发展使更多语言学家开始质疑和挑战对比分析的理论基础。早在1957年Chomsky就出版了《句法结构》一书，明确语言系统的复杂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其更深层的结构值得探究，同时他主张人们应当从语法有序规则的视角来对各种语言行为进行认知探索。1966年Chomsky又提出了语言习得的通用模式，即：语言基本材料一语言习得机制一普遍语法规则，充分阐明了语言基本材料是使语言习得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同时语言习得机制更是由一整套普遍语法规则来加以制约的，该论点强有力地揭示了儿童母语习得顺序较为一致性的内在原因，此后很多学者在相关研究中也陆续验证了这一观点，如Dulay，Burr，Madden和Krashen等。在这一阶段，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观遭到强烈抨击，迁移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被严重贬低，迁移研究的发展遭遇寒冬。
(三)语言迁移研究的重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
正如Stern所说：“鉴于1959年Chomsky对Skinner在1957年所发表的《语言行为》一书的猛烈抨击，Skinner著作中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能被人们所忽视，现在对该书予以重新评定的时候到了”，Skinner是行为主义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他宣称人们通常概念下的“语言”可以认定为通过语言形式表达的一类行为，应当以此出发来进行科学系统的论述。语言迁移研究再发展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对母语影响的再思考，20世纪80年代的众多心理学家，如Atkinson和Crider都呼吁将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兼容并蓄，事实上两类学说都无法独立和完满地阐释人类学习过程的各个阶段，因为在行为主义概念中，迁移是障碍和错误的源头；而在认知视阈下，它则成为外语学习者建构过渡语的有利条件。此时迁移已然成为语言学习中的一种重要策略，一个复杂且受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的认知过程，人们从心理、语言及社会的视角去全面探讨迁移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同时一大批语言迁移著作问世，如Gass＆Selinker(1983)，Keller－man＆Sharwood Smith(1986)，Ringborn(1987)，Dechert＆Raupach(1989)，Odlin(1989)等，其中Odlin在1989年出版的《语言迁移：语言学习的语际影响》一书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书对语言各个结构层面的迁移研究进行了颇为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也是当前国际上对语言迁移研究引用最频繁的一部著作。
(四)语言迁移研究的飞跃：20世纪90年代至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迁移在二语习得中的地位被迅速承认，并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理论。Ellis在1994年提出：“一个关于迁移的理论很可能就是一个关于外语习得的一般理论，因为母语的作用很难与影响外语发展的其他因素分割开来”，此外他还进一步区分了交际迁移和学习迁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2008年Jarvis＆Pavlenko所著的《语言与认知的语际影响》一书更成为语言迁移研究纵向深入发展的标志，两位学者明确指出对语言迁移的系统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跨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主要体现在对语言迁移存在与否标准的确立问题；对语言迁移的解释从影响学习行为的某个要素转变为一个重要的亟待解释的现象；语言迁移的跨学科的理论地位；语言迁移的认知视角探究。传统研究中对迁移的探索表现在语音、句法、语义等语言基础表层，所关注的基本上都是第二语言语料库，如今伴随着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跨越式发展，语言迁移研究的触角更加波及到语言理解的概念之中，即不再被语言的生成表象所约束，而是体现在形形色色的语言心理变化过程中。
三、语言迁移研究的主要贡献
在研究初期，迁移被当作一个影响其他过程的因素来识 别，继而被视为一个拥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因素或独立变量的重要过程来调查，后来陆续产生的相关理论借以从社会、情景、心理制约、构念以及过程等角度来解释迁移现象。概括起来，语言迁移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知识领域中的迁移现象
经过大量学者数十年的调查研究及反复论证，语言知识领域中的各个迁移现象和规律逐渐明朗化，迁移被证实发生于所有语言子系统之中，而且其发生的场合不限，既可以是正式的学校环境，亦可以是自然的学习情境，它涉及语篇、语义、句法、语音学、音系学、词汇学和写作体系等，庞杂且丰富。一些语言知识表象下的迁移现象因为极易被人察觉，所以很早就备受关注而进行研究，但是研究的深度和力度却很有限，近十余年来才慢慢出现突破性进展。对语音迁移的研究很早就出现了，但基本集中在音素的个案研究思路上，1968年Scholes对于音素系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1982年Flege＆Hammond又对语音模仿展开了探索，但是对于音节和韵律的研究也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才出现。对于字法迁移，直到21世纪初才由Jarvis，Pavlenko等人率先提出，很快填补了二语和多语迁移研究的空白。对于词汇迁移的研究，一般是对词形和词义两类迁移进行的系统考察，而近年来的热点多集中在词汇的三维性，即表象、通达和激活，也就是探索一语词汇和二语词汇在头脑中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机制。Jarvis目前正在从事语体分析的进一步研究，正是借助于数学建模的手段来高效识别写作者的一语背景。还有句法迁移，从时态、体、格到超越字句限制的迁移情形都会在语用、语篇和社会等语言领域内展现出来。
(二)从迁移研究到可迁移性研究
20世纪70至80年代，Keller－Cohen，Wode和Appel等学者相继证实了迁移现象发生的普遍规律，即它在孩童和成人当中都会出现，此外语言迁移并不随着语言使用者接受语言的能力和水平的提高而呈线性递减。对于迁移现象的深入研究也告诉我们：错误并非语言迁移的惟一结果。20世纪60年代初期Lado创设的对比分析理论一度达到顶峰，其主导思想就是学习外语的惟一障碍来源于母语的干扰，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点就能够准确预测外语学习进程中的所有困难。可是之后Dulay＆Burt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事实并非如此。60年代末，Corder提出的错误分析理论将目光聚焦于语言的实际学习过程中，通过判断学习者的语言错误来发现和了解语言学习的策略和步骤。1982年Hammerly的研究表明，母语与目的语表面上相似的地方经常是学习者易犯错误的地方，即源语言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并不一定导致学习困难或语言迁移，相反易于观察到的差异常常使目标语结构更轻松习得。至此迁移研究终于在批判性的探索历程中渐渐成熟起来。近十几年来，更多的学者从迁移研究转向可迁移性研究，试图摸索迁移现象与其他相关变量的作用关系。在某一语境下，语言迁移和其他因素一起决定某一结构迁移的可能性――可迁移性，而迁移影响不限于语言形式，如词的语言结构和形态结构，或短语的句法结构，它还会涉及那些与形式紧密相连的意义和功能。另外还存在一系列的非结构性因素，像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语言意识和社会环境，其中个体差异又包括语音模仿能力、个性和认读水平等。1981年Carroll创造了术语“语音编码能力”，即关联不同的发音，使之相互对应，并通过实验证明了该能力对语言迁移的重要影响。1983年Litterwood也明确人与人之间个性的不确定性会使迁移研究大大复杂化。
(三)语言迁移研究的认知化
1970年Jakobovits就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指出，语言迁移能够从二语向一语进行迁移(反向迁移)，又称“一语损耗”。Ringbom在1978年的实验也表明了语言迁移不仅能从一语向二语进行迁移(顺向迁移)，也能从二语向三语迁移(侧向迁移)。这些发现不但为研究双语或多语的语言存储和处理提供了可行的思路，而且还为普遍语法的生成和运作机制创造了确凿的证据。随着21世纪认知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语言迁移研究出现了全新的动态。比如“语义迁移”研究的新动态就体现在“概念迁移”研究方向的转化。Odlin说过：“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是语义迁移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许多学者从词汇语义层面获取了大量的证据。20世纪90年代Neuner和sj5holm发现那些母语和二语中都存在的、指称相同概念范畴的词语，二语学习者在学习、理解和使用时都会比较容易。而“概念范畴”与“结构范畴”相对应，则表示某个事物的心理属性、不同的概念以交织的网状结构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相互依赖，相互牵连。由于语言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概念发展的过程，因此对语言使用的语义表象的研究必须深入到对语言学习者头脑中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思维的探究。Jarvis在1998年的博士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概念迁移”这一术语，他和Pavlenko共同创造了“概念迁移”的理论归属，把研究方向集中在人类认知体系的八个概念域中，即：人物、事物、情绪、性、数、时间、空间和运动，并明确这些概念域在各种语言中展现出迥然不同的心理属性，所以学习第二语言时，学习者必须要对母语的惯性思维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也就是对世界观本身进行概念更新，继而给予事物不同以往的概念特性。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还尝试从语言加工机制的层面来诠释语言迁移的复杂性。1998年Pienemann就提出了“语言可加工性理论”，他指出学习者在二语习得的不同阶段中仅仅具有解析语言加工机制当下所处理的语言形式。2005年Pienemann等学者又更进一步地在语言加工理论的概念集合中深入探究语言迁移问题及其本质，表明了母语迁移受语言加工能力所强力制约的特征。总之，认知科学的横向和纵向发展使迁移研究完全超越了本体性的语言表征，不同学习者的大脑认知性和语言加工性对语言迁移研究所产生的作用力慢慢走进人们的视野，由此为该领域研究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语言迁移研究展望
当前，语言迁移研究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从把迁移作为独立现象进行研究转而考量迁移与其他变量的互相作用并给予恰当的理论解释，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体现在对迁移方向的多角度研究，集中于语言相对论视角、多语言能力观、语言磨蚀、双语记忆、双语词库、双语加工等层面。
随着现代社会生物工程、脑成像技术、计算机科学、数据统计处理等相关领域的发展，未来迁移研究的方向会就迁移在大脑中怎样发生给出精确的生理解释。从神经生理角度开展的有关不同语言在大脑中的存储方式和交互路径的各种研究，有望揭示语言迁移运作的内在结构和基本过程，可以依赖的技术包括：正电子断层发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脑电图和脑磁图、磁源成像和事件相关电位等。神经生理学在语言学领域的介入将会巧妙结合交叉学科的巨大优势，为人类对语言生成机制的全新探索构建积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