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项羽作为国君和统帅，在确定战略方针时未能考虑地理因素的重要影响，以致出现了一系列决策失误。例如选择资源匮乏、无险可守的“梁楚九郡”做根据地，建都彭城，而没有占据形势完固、物产丰饶的关中，结果其后方屡次被汉军攻破摧毁。他将主攻方向放在狭窄的豫西通道，无法展开兵力，发挥擅长野战的优势，致使刘邦得以集中人马成功地对其实施阻击。项羽对关东的韩、赵、魏、燕、齐等地区未予足够关注，没能实行有效的控制并征发那里的人力、资源来补充自己。尤其是对号称“东秦”的齐地举措失当，导致上述各地被刘邦轻易占领和利用，使楚汉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逆转，造成了项羽的最后失败。
关键词：楚汉战争；项羽；刘邦；关中；彭城；豫西通道；齐地
楚汉战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因此受到人们的长期关注，历经两千余年而不衰。各代学者对于刘项胜败原因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就政治、经济、军事指挥、外交、人才的发掘使用以至两人的素质、性格等多种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笔者意图从战略地理视角来对项羽的失败做一番探讨，希望得到同行师友的指正。
《史记》记述了项羽早年跟随叔父项梁学习的故事，说他“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竞学。”有人据此批评他性情浮躁，缺乏学习的恒心。但是从后来项羽的个人武艺和作战指挥来看，应该说达到了极高的境界。韩信曾说：“项王暗恶叱咤，千人皆废。”他在垓下兵败后率领二十八骑，与汉军数千人交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逃至乌江后他弃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可谓勇武绝伦，世所仅见。垓下失利之前，项羽用兵几乎战无不克，称得起是常胜将军。其中大败秦军的巨鹿之战，以三万精兵击破汉军五十余万的彭城之役，都是古代中国战争史上的著名范例。即使在后来兵败绝望之际，他也不认为自己在临阵指挥上犯有什么错误。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项羽没有经过认真刻苦的学习，就掌握了高超的武功和攻城野战的统率艺术，说明他在这方面具有出众的天赋。民间俗语说：“聪明人不用教，普通人用言教，笨人得用棍子教。”项羽就是属于天资聪颖的前者，能够在军事领域见微知著，触类旁通，迅速了解掌握战斗和指挥的各种技能。像他这样天份极高的将领，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寥寥数人与之相类。例如霍去病年少得志，屡立战功。“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出身贫困且不识文字的石勒，后来却领兵荡灭群雄，统一中原。如刘琨书信所言，“遥闻将军攻城野战，合于机神，虽不视兵书，暗与孙吴同契，所谓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项羽的政治对手刘邦在上述领域则完全无法和他相比，虽然有胆量借酒挥剑斩蛇，却不敢答应项羽的决斗挑战，解嘲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至于带兵打仗，韩信说他将兵不过十万，恐怕话中都有奉承的成分。但是作为一国君主和全军的最高统帅，必须具有战略头脑，能够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千里之外，对诸多宏观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并不需要亲自上马厮杀和临阵指挥野战，而这些恰恰是项羽的短处，所以韩信称他只是匹夫之勇。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必须根据国内外形势和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人口、资源、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它是军事活动的主要依据，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战略正确与否，决定着战争的最终胜负，而地理因素对于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包含的内容相当复杂。本文拟从这一角度来分析项羽在战略上的种种失误，并与刘邦的成功举措进行对比，来分析他们的胜负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都城和根据地的选择
纵观历代成就功业的君主，无不慎重地挑选确定都城所在的根据地。例如管仲曾告诫齐桓公，在建国立都时要“因天之材，归地之利”。必须注意那里的地形是否利于防守，物产是否丰饶，便于人畜繁息。“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乃别制断之。”占据了稳固富庶的根据地，就能立身于不败之处。如荀或建议曹操率先夺取兖州时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充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各个区域的地位价值具有升降变化。从战国、秦朝到西汉末年，我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最为重要的当属关中地区，它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内部的平原沃野上河流纵横，有利于农田灌溉，因而物产丰盛。司马迁称赞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顾祖禹曾汇集前贤论述关中形胜之言，并给予总结评论说：“盖山川形胜，莫若西京也。且原隰沃野，则资储易足；地势便利，则战守有余。有事于中原者，未尝不属意于此焉。”如上所述，关中对于成就帝王霸业的重要性在当时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尽人皆知。所以秦末农民起义时，楚怀王“与诸将约：先人定关中者王之。”把封王关中当做最高的奖赏。但是项羽对占据这一地区的重要意义并没有足够的关注，秦二世三年(前207)十二月，他在巨鹿之战中消灭了王离等人率领的秦军主力，随即成为诸侯联军的统帅，掌握着四十万大军，却在漳南与章邯余部相持长达半年之久，直到次年七月迫使其投降后才挥师向关中进发，致使刘邦乘虚而入，率先占领咸阳，为后来称帝捞取了政治资本。项羽在兵进关中之后，“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即使在如此有利的局面之下，他也没有选择在关中建国立都，而是撤回到西楚老家去了。当时韩生向他建议，“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却心思东归，回绝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可见其缺乏战略头脑，尽管他勇武超群，但是在谋划大局方面的智商相当低下，甚至不如常人。难怪气得韩生骂他是“沐猴而冠”，将其比喻为缺乏见识的畜生。
项羽选择的根据地是“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其中梁地的砀郡在今豫东商丘地区，春秋与战国前期属宋，土地贫瘠，物产匮乏。墨子曾说“宋无长木”，“无雉兔狐狸”，属于穷乡僻壤。而当时的楚国所在的江淮地区虽然疆域辽阔，但是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经济上相当落后。如司马迁所言：“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皆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傅筑夫 先生曾指出，在战国早期楚与秦原是势均力敌的，但是后来关中平原的经济建设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秦楚之间就此拉开了国力上的差距。“事实上，楚国并不是失败在地理形势或军事力量上，也不能归咎于战略错误或措施失当上，而是失败在经济落后上”。何况当时的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项羽选择的西楚却只有其中数郡，其余的广袤领土则分封给了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吴芮和临江王共敖等人，而英布和吴芮又在后来投靠了刘邦，可见他的立国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在兵力、给养等方面无法与汉军作持久抗衡，尽管江东的八千子弟兵勇敢善战，也难敌数十万虎狼之师。汉初英布造反，薛公分析其有上中下三策，其下策就是据守人力物产贫乏的江南楚地。“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反观刘邦，由于拥有可靠的根据地，即使一时在前线受挫，也能很快得到补充而恢复元气。正如鄂君所言：“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
另外，由于关中平原为群山环抱，四面皆有险阻扼塞。刘邦在军事不利的情况下可以闭关自守，利用各处的险要地势拒敌于国门之外，力保自己的巢穴不失。但是项羽立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建国于梁楚九郡，这一根据地所在的黄淮海平原平坦开阔，利于步兵行进与车骑驰骋，缺乏山川险阻来做防御屏障。张仪曾说魏都大梁附近，“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元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吕蒙也建议孙权不要北伐徐州，认为当地无险可守，容易被敌人长驱直入。“今(曹)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楚汉战争的进程也证实了彭城地区在防御上的困难，汉高帝二年(前205)刘邦在出关东征时，曾经乘项羽领兵伐齐之际，迅速地占领了楚都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汉高帝五年(前202)垓下之战前夕，韩信又遣灌婴率兵从齐地南下，进入楚国境界后攻城略地势如破竹，一直打到广陵(今江苏扬州)，都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灌婴随后回师北渡淮河，“斩薛公，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郧、萧、相。攻苦、谯，复得亚将周兰。与汉王会颐乡”。这次军事行动几乎把项羽在淮南、淮北的后方巢穴摧毁殆尽，使他在随后进行的决战中处于兵员粮草补给断绝的极为不利境地。可见在根据地选择上的失误，是项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宋代学者何去非曾对此感叹道：“向使项羽据关而王，驱以东出，使与韩、彭、田、黥之徒分疆错壤，以弱其势，则关东之土尚可得兼哉!信乎，王者之兴固有所谓驱除者也。”
二、对主攻方向和路线的选择
在楚汉战争当中，项羽对主攻方向和行军路线也没有作出最佳的选择。从战国中叶到新莽末年的历史背景来看，由于黄淮海平原和泾渭平原生产、贸易的飞跃发展，形成了山东和关中两大基本经济区。它使数百年间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军事斗争在地域上就呈现出东西对立的基本特点，即呈现出山(关)东、关中两大集团相互争雄的局面。山(关)东的经济、政治重心区域分布在我国地貌第三阶梯的范围之内，包括黄淮海平原、胶莱平原和江汉平原；它们和关中平原之间，被海拔较高、地形复杂的一道中间地带相隔开，这便是山西高原、豫西丘陵山地和商洛山区、南阳盆地。和两大基本经济区相比，中间地带人口较少，物产不够丰饶，自然地形也不利于大部队的运动和展开。因此东西两大军事集团发动进攻时，都想迅速通过这一地带，将其优势兵力开进对方的平原来作战，威胁和打击敌人的心腹要地。防御时为了确保己方基本经济区的安全，也都要把军队部署在中间地带与敌交界之处，尽量利用当地的复杂地形来阻挡、迟滞敌军，不让对手进入并蹂躏自己的平原区域。这一中间地带虽然纵贯南北、绵延千里，但是因为地形、水文条件的限制，横贯东西的陆路干线只有三条：
1、晋南通道。由陕晋边界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渡黄河，进入运城盆地后，可沿着中条山北麓东行，穿越王屋山，从轵(今河南济源)经过太行山麓南端与黄河北岸之间的狭长走廊，即可进入河内，来到豫北冀南平原。或者北上临汾，向东进入上党盆地或晋中盆地，再通过太行山脉诸陉抵达赵都邯郸所在的河北平原。
2、豫西通道。自咸阳渡过渭水东行，在潼关进入豫西丘陵山地，沿黄河南岸经函谷、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抵达崤山，分为南北二途，南路沿雁翎关河、永昌河谷隘路东南行，再沿洛河北岸达宜阳，东行至洛阳盆地；北路沿涧河河谷而行，经硖石、渑池、新安抵达洛阳。东过巩、成皋、荥阳的低山丘陵，便进入豫东平原。韩都新郑、魏都大梁俱在邻近。这条通道还可以由洛阳北渡孟津，过黄河经温、轵，人河内，武王伐纣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而他在灭商之后即由朝歌南下至管(今河南郑州)，再穿过豫西通道回到关中。这条道路是我国先秦时代东、西方联系的主要交通干线。
3、商洛、南阳通道。由咸阳沿灞水、丹水东南行，穿过秦岭、商洛山区，经蓝田、商县、丹凤，在今陕、豫、鄂交界处出武关，进入南阳盆地，东行至宛(今河南南阳)后，南下穰、邓，可达江汉平原。自宛东行夏路，出方城(今河南叶县)，又能进入华北平原的南端，即汝水、颍水流域，北上到达原来韩国的都城新郑，东进便是旧时楚国的名都上蔡(今河南上蔡)和陈(今河南淮阳)。
战国中叶以来，秦、西汉、新莽与山(关)东集团的往来交战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三条通道进行的。秦朝与西汉政府为了守卫关中，凭借黄河、崤函、少习山的险要地势，在这三条通道的西端修建了临晋关、函谷关和武关，来阻拦敌军的入侵。如《新书》卷三《壹通》所言：
所为建武关、函谷关、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
在这三条道路当中，豫西通道最受人重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当时东西两方政治军事集团都认为经过豫西通道进攻对手是最为有利的，原因首先是豫西通道在华北平原与关中平原之间的距离最短，其路线几乎是笔直的。《通典》卷一七七《州郡典七》载函谷关东至洛阳640里，洛阳至荥阳270里。关中集团由这条路线东进中原乃一捷径，对企图攻入关中的山东势力来说也是如此。《史记》卷四五《韩世家》记载公元前273年赵、魏攻韩，秦自关中出兵相救，仅用八日便穿过豫西通道，来到华阳(今河南密县)。而晋南通道和商洛、南阳通道距离要远得多，路线曲折，行军费时费力；其次是不用涉渡江河。商洛、南阳通道和晋南豫北通道除了路线曲折、距离较远之外，后者还有晋陕边界的黄河天险阻拦。在古代低劣的技术条件下，大军渡过无法徒涉的河流是相当困难的，架桥、舟济都很繁苦，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后续部队和给养的运输也是个难题，渡河的先头部队还会陷入背水而战、被敌军半渡而击的危险境地。穿过豫西通道则不必涉渡江河，这对军队运动是较为有 利的，如张仪所言：“秦之攻韩、魏也，则不然。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蚕食之，傅之国都而止矣。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
不过，山东势力攻打关中的进军路线，如果是全力沿着黄河南岸的驰道西行，攻击荥阳、成皋，穿过豫西山区入关，虽然路程较近，可是也有一些不利因素。因为在秦、西汉政权“以关中制山东”的战略当中，豫西山区丘陵地段是重点防御地带。如果以堂堂之师穿越这条通道，当地既有重兵坚城，又有敖仓的屯粮供应，实在是不易攻克的。项羽在彭城之役打败汉军后挥师西进，其主力部队走的就是这条最短的捷径，但是受到了汉军的顽强阻击，当地的复杂地形又限制了优势兵力的展开，使楚军擅长的野战无法实施，只能在狭窄的正面缓慢推进，被迫进行一系列的攻坚战，尽管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和物资消耗，也未能取得理想的战果。从后来的战事进程来看，项羽花费很大代价占领了荥阳，而汉军还可以退守成皋，再败又能退守巩、洛。即便再次遭到失败后撤，通往关中的大道上还有新安、渑池、函谷、桃林等许多险峻的关口，刘邦能够利用豫西山区数百里的险要地势，步步为营，来和敌手相抗。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项羽的军队在这一地段陷入了拉锯战，与汉军反复争夺荥阳、成皋等要塞，没有实现长驱直入关中平原的战略目标。
从古至今，若是大兵团在广袤地域的作战，往往需要派遣一支部队在侧翼进行迂回包抄，与正面战场相互策应，即兵法所云的“正兵”和“奇兵”。因为交战双方的主力通常集中在正面战场，侧翼布置的兵力较少，相对虚弱。进攻一方可以用少数军队吸引住正面敌人，然后调动大部队转向侧翼突破而取得成功，即所谓“出奇制胜”。从历史上看，秦、西汉、新莽时期，关中的封建政权与山东势力(农民起义军或地方割据集团)之间爆发的战争，主要有以下几次：
(1)秦王朝同陈胜、吴广起义军的战争。
(2)秦王朝同刘邦、项羽起义军的战争。
(3)楚汉战争。
(4)汉高祖平定异姓诸侯王叛乱的战争。
(5)汉文帝平定济北王叛乱的战争。
(6)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战争。
(7)新莽王朝同绿林、赤眉起义军的战争。
其中关中的封建政权获胜五次，为(1)、(3)、(4)、(5)、(6)。关中势力失败的两次战争，是刘邦、项羽起义军灭秦和绿林、赤眉起义军诛莽之役。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战争里，获胜的山东义兵所采取的战略和进军路线，具有某些共同特点。他们都没有选择豫西通道为主力的进攻路线，不是从正面攻击敖仓、荥阳，自成皋、巩、洛西进函谷关，而是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做法，绕开关中势力在豫西山区的坚固防御体系，有意无意地用一个重兵集团在荥阳以东和敌人交战(如项羽起义军、赤眉起义军)，消灭或牵制对手的兵力，转移其视线。另一路人马先占领关中和山东的另一个交界地区――南阳(如刘邦起义军、绿林起义军)，然后从敌人兵力守备相对薄弱的武关进军，打人关中，推翻盘踞在那里的封建朝廷。七国之乱时，大将田禄伯也向吴王刘濞建议，将大军分为两路，分别向函谷关和武关进发，以便互相策应。“兵屯聚而西，无佗奇道，难以就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人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而项羽却始终率领主力在豫西通道东段和刘邦纠缠不休，没有另派部队迂回到侧翼的商洛、南阳通道或晋南通道，以致未能获得显著的进展。与之相反的是，刘邦在荥阳、成皋一带与楚军相持时，却派遣韩信领兵数万走晋南通道，出井陉，破魏灭赵，收燕下齐，替刘邦打下了半壁江山，并对项羽的楚军侧翼构成了严重威胁。楚汉交战双方最高统帅的战略眼光，由此可以高下立判。
三、对诸侯国土资源的控制利用
楚汉战争的特点之一，就是带有上古分封制度的影响，在军队组织上残留着诸侯联盟的某种形式。中国刚刚步入文明社会，政治结构相当松散，还处于邦国林立的状态。史称：“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夏、商、西周王朝都是以某个统治民族为核心的政治联合体，王室直接控制的领土――王畿，面积不过今一省之地。如孟子所言：“夏后、殷、周之盛，地有过千里者也”，相当于众多邦国中较大的一个。三代诸侯与王室之间，也没有秦汉以后中央与地方政府那样严格的隶属关系，仅仅要尽纳贡、朝觐等义务，在军事、财政、司法等方面政由己出，很少受王室的干涉，呈半独立状态。像王国维在《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中所言，夏商周初时期，“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在这种状况下，统治民族即使本身力量较强，如果陷于孤立，同时与许多邦国作战，往往也是力不从心的。所以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孤军作战难以成功，必须尽量地联合、利用其他部族、邦国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如《吕氏春秋?用民篇》所称：“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例如成汤伐桀时，有汉南四十国诸侯相辅。武王伐纣时，有羌、卢、?、彭、巴、濮、邓、蜀等八国军队随从。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往往也是由强国纠合若干附庸组成联军来对敌作战。战国以降，随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和诸侯之间的兼并，分封制度不断衰弱，乃至被秦朝废除。但是在山东义军入关灭秦之后，分封制度在楚汉战争到西汉前期又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例如项羽曾分封十八诸侯，刘邦在占据三秦、出关与楚军作战期间也对自己的部下和某些中间势力采取了分茅裂土的政策。楚汉双方在战争的初期阶段，直接控制的领土只占全国面积的一小部分。如项羽仅“王梁楚地九郡”，刘邦占有旧时秦国的关中、蜀汉和陇西；而更为广大的华北平原、山东半岛、山西高原和两湖平原以及部分江淮丘陵地带都被其他诸侯所割据，他们或者保持中立，或者是倾向于刘项中的某一方，就总体而言，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军事力量。如何控制关东诸侯占据的广大国土，利用其人力、财赋来支持自己的作战，也是楚汉双方争斗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这个问题上，项羽又一再犯下错误，导致后来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并且遭到了最终的失败。
巨鹿之战以后，项羽功勋卓著，其声望如日中天，既有自己百战百胜的江东子弟兵，又直接统领数十万诸侯联军，如果他在入关之后处置得当，是完全有实力和可能来一统天下并登上皇帝宝座的。在如此有利的政治形势下，项羽由于思想陈旧，仍要恢复旧日的分封制度，于是便将国土剖分给十八诸侯，自己仅仅满足于回到老家去做一个霸主，这一举措严重地削弱了他的军事实力。尽管他在分封中照顾了亲信和部将，但是这些人在裂土封王之后分别独立，并非绝对服从霸主的调遣，就连他最为倚重的部将英布、章邯、司马欣、董翳、田安等人，也脱离了项羽的直接指挥。他们不仅带走了原来诸侯联军的部分兵马，还使项羽丧失了众多得力助手，所以从分封的效果来看，实在是得不偿失。在楚汉战争爆发以后，项羽始终是在孤军奋战；虽然也有魏豹、赵歇、陈余、田横等诸侯不肯依属于刘邦，与其兵戈相交，那也只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作战区域仅限于本国的领土之内，并没有给项羽率领的楚军主力提供过兵马粮饷。项羽也并未认真考虑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没有派兵直接 占领燕、赵、韩、魏、齐等地，或下令强迫它们用人力、财赋来支援自己，而只是满足于各地诸侯对其霸主地位的表面服从。
刘邦在这方面却与之完全不同，尽管他占领关中以后拥有的经济实力已然超过了项羽，但是在随后的出关作战当中仍然尽最大可能来控制关东诸侯及所属国土，利用各地的兵马、资源来补充壮大自己的力量。例如《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载汉二年(前205)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汉书》言刘邦“劫五诸侯兵，东伐楚”。则是表明他采取了武力手段迫胁这些诸侯及其人马随同自己出征，结果以压倒性的兵力优势攻占了楚国的都城彭城。颜师古日：“五诸侯者，谓常山、河南、韩、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张耳降，河南王申阳降，韩王郑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虏殷王印。皆在汉东之后，故知谓此为五诸侯。时虽未得常山之地，据《功臣表》云，张耳弃国，与大臣归汉，则亦有士卒也。”张守节则曰：“《高纪》及《汉书》皆言‘劫五诸侯兵’。凡兵初降，士卒未有自指麾，故须劫略而行。又云‘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发谓差点拨发也，收谓劫略收敛也。”彭城兵败之后，刘邦又说：“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他派遣随何说服九江王英布叛楚，利用淮南的兵力牵制项羽而为自己争取了恢复元气、组织抵抗的时间。楚汉双方主力在荥阳、成皋一带长期相持时，刘邦又及时听从了张良的建议，任命“可属大事，当一面”的韩信为大将，在黄河以北独立作战，“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攻占了关东的大片土地，对楚军构成了战略包围的有利态势。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对待附属于自己的关东诸侯，不管是旧贵族还是自己新封的部将，总是想方设法把他们牢牢地控制住，以便将其封国内的物资、人力掌握在手里，来为汉军的作战服务。他采用的办法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迫使这些诸侯率领部队加入汉军，在自己身边跟随差遣，与项羽的楚师对抗，这样便于对他们的直接操纵，是相当可靠的。例如前述彭城之役的“劫五诸侯之兵”。后来他在荥阳和楚军交战时，被俘后降汉的魏王豹也在营内。刘邦撤退离城之时，“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诸将卒不能从者，尽在城中。周苛、枞公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因杀魏豹。”另一位诸侯韩王信，“常将韩兵从。三年，汉王出荥阳，韩王信、周苛等守荥阳。及楚败荥阳，信降楚，已而得亡，复归汉，汉复立以为韩王，竞从击破项籍。”此外刘邦对立功封王的部将韩信、张耳、彭越等人，也是数次调其率领部队到帐下来支援，甚至屡夺其兵，由自己来直接指挥调度；二是向这些诸侯索取亲属做人质，将其安排在关中做侍卫，实际上是变相的拘押，以防备他们在前线率兵反叛。例如汉二年(前205)六月，“立(刘盈)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直到汉五年(前202)楚汉战争结束，“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项双方对于齐地的重视程度和采取的控制措施有着很大差别，而这一点对楚汉战争的胜负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国秦汉时期的齐地(今鲁西平原、泰山以北和胶东丘陵、沂蒙山区及河谷平原一带)是当时关东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人口繁息，物产丰饶。司马迁曾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这是经过周初数百年来不断开发建设的结果。“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齐地的工商业相当兴盛，因此是著名的富庶之邦。尤其是大都临淄，如苏秦所言：“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西汉主父偃亦称：“齐临?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又王夫人为其子请求封王，汉武帝说：“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因封为齐王，“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
另外，从山川形势和人众兵力来看，齐地也是割据混战当中的一个重要区域，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全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苏秦曾对齐宣王说：“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此话虽为说客之辩辞，含有夸张的成分，但齐地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和重要军事作用确实是不可忽视的。毕竟在战国时期只有齐滑王凭借着雄厚的国力，敢于和秦并称为东帝、西帝。秦汉间人常把齐地称作“东秦”，与富甲天下的关中相提并论，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对这一地区给予重视。例如如郦食其所言：“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阻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田肯所言：“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在当时的割据混战中，如果能够控制齐地也就掌握了关东最为重要的经济、政治区域，有足够的实力来和关西(关中)的政敌对抗。例如汉朝建立后田肯告诫高帝说：“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刘邦听后称善，并赐给他黄金五百斤。后来英布率兵造反，夏侯婴向刘邦推荐故楚令尹薛公，称“其人有筹策之计，可问”。刘邦因而召见并询问其应对之策。“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此说引起了刘邦的关注，便追问上、中、下计分别是什么?薛公回答说，对汉朝而言最危险的“上计”就是英布在淮南起兵后先占领附近的吴地(太湖平原)和楚地(江汉平原)，然后北上控制齐鲁所在的山东半岛，这样就能掌握整个关东地区，与汉朝分庭抗礼。“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而占领江淮与河南，在荥阳、成皋一带与汉朝军队相持，只不过是中计而已。“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若是龟缩江南，不敢进军中原，则是坐以待毙的下计，对汉朝的统治根本不能构成威胁。“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对薛公的上述战略分析，汉代学者桓谭曾在《新论》中举围棋之道为例评论曰：“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 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裴驷又加以说明道：“察薛公之言上计，云取吴、楚，并齐、鲁及燕、赵者，此广道地之谓。中计云取吴、楚并韩、魏、塞成皋，据敖仓，此趋遮要争利者也。下计云取吴、下蔡，据长沙以临越，此守边隅，趋作酃者也。”
从楚汉战争的实际进程来看，项羽所采取的战略正是薛公所说的“中计”，即在控制吴楚等地的前提下进军河南，与汉军全力争夺荥阳、成皋等枢纽要地，企图打通豫西通道，然后领兵进入关中，消灭刘邦的老巢。这一举措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就是忽略了对齐地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控制和利用。在秦末起义之时，齐相田荣及其拥立的齐王田市没有及时发兵支援项梁，因而遭到了项羽的怨恨，以致他在分封诸侯时，“乃徙齐王田市更王胶东，治即墨。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入关，故立都为齐王，治临淄。故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项羽，项羽立田安为济北王，治博阳。田荣以负项梁不肯出兵助楚、赵攻秦，故不得王。赵将陈余亦失职，不得王：二人俱怨项王。”由于田荣掌握着齐国的兵权，又对项羽不满，随即在汉高帝元年(前206)五月至七月打败田都，杀死田市和田安，自己在齐国称王。并且“使人将兵助陈余，令反赵地”，结果使齐、赵两地脱离了项羽的控制，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刘邦则是在当年八月还定三秦，占领了关中。项羽此时却在忙于策划消灭徒有虚名的“义帝”，至十月，他指使英布、吴芮等部将刺杀义帝于江中；到次年正月，项羽才亲自率领楚军主力伐齐，在消灭田荣后立田假为齐王。但是他在当地屠杀抢掠，“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因而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与反抗，“齐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楚军在齐地作战拖延日久，既损耗了兵员、物资，又使刘邦得以迅速占领关中，巩固了他的统治，并乘虚出关攻占了河东、河南等战略要地，在短短数月时间内发展成为强大的敌对势力，甚至袭取了楚都彭城，使项羽丢失巢穴、腹背受敌，陷入了极为不利的被动局面。这是齐地对楚汉战争形势变化造成的第一次重大影响。
项羽得知彭城丧失后，留诸将继续攻齐，自己率三万精兵南下反击，接连给汉军以重创，收复了楚国的失地。刘邦败走后收集残兵，被迫退守荥阳，利用当地的险要地势成功地扼制了楚军的攻势，与项羽在这一地段长期相持。因为楚国主力西调，“以故田横复得收齐城邑，立田荣子广为齐王，而横相之，专国政，政无巨细皆断于相”。至此，齐国又成为一支旁观楚汉相争而又能够左右其战局发展的重要力量，绝不可以忽视。刘邦因而接受了张良的建议，拜韩信为左丞相，领一支偏师在黄河以北开辟新的战场。韩信则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接连攻破魏、代、赵、燕，最后在汉高帝四年(前203)十月兵临齐境，并利用齐王田广、齐相田横接受郦食其的劝降而放松警惕之际，出奇兵袭破历下驻军，进入齐都临淄。“齐王田广以郦生卖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请救”。项羽此时正在荥阳与刘邦鏖战不已，闻讯后即派遣龙且为主将，率领号称二十万的大批楚军援救齐国。导致前线的兵力被显著削弱，大大缓解了汉军主力所面临的沉重压力。结果韩信用计在潍水大败楚军，龙且战死，副将周兰被俘，援齐的楚师遭到全歼，此后韩信尽占齐国七十余城。这是齐地对楚汉战争形势变化造成的第二次重大影响。
汉高帝五年(前202)十月，刘邦追击向东撤退的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由于韩信、彭越的军队失约，没有按时汇合，造成刘邦孤军与项羽对抗的不利局面，从而在固陵(今河南太康县西)再次失败。“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张良力劝刘邦割地封赏给韩信、彭越二人，“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刘邦同意后，“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日：‘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日：‘请今进兵。’”值得注意的是，韩信的齐地军队在消灭项羽的决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自己亲率大军赶到垓下，又派遣灌婴率领骑兵南下，扫荡楚军在淮南的空虚后方，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的广陵(今江苏扬州)；又回师淮北，击败楚国的救兵并占领其国都彭城，然后再向西与刘邦会师。可参见《史记》卷九五《灌婴列传》：
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婴别将击楚将公果于鲁北，破之。转南，破薛郡长，身虏骑将一人。攻傅阳，前至下相以东南僮、取虑、徐。度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项羽使项声、薛公、郯公复定淮北。婴度淮北，击破项声、郯公下邳，斩薛公，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赞阝)、萧、相。攻苦、谯，复得亚将周兰。与汉王会颐乡。
据《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所载，在垓下战役中，项羽的军队不过十万，刘邦的部众超过楚师数倍，而韩信直接统率的齐地军队就有三十万之众，是汉军的主力，因而在会战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由此可见，汉军对楚师构成了兵力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也是制胜的因素之一，其中齐地的人马占据多数，这是它对楚汉战争形势变化造成的第三次重大影响。难怪在灭楚战役结束之后，刘邦“还至定陶，驰人齐王壁，夺其军”。再一次取消了韩信对齐地军队的指挥权。
综上所述，从地理角度来分析，项羽在楚汉战争中的战略举措屡屡失误，说明他的个人武艺和野战指挥能力虽然出类拔萃，但是缺乏统筹全局的视角与头脑，显然不是一位合格的统帅。宋代学者何去非认为他统治百姓的手段相当残暴，算不上有德；而在智谋和运力两方面也无足称道，因此根本不具备君临天下的条件。项羽所凭借的只是自己的匹夫之勇，以及江东八千子弟兵的强劲，并不知道利用天下的形势、资源和众人的智慧。“彼项羽以百战百胜之气盖于一时，手裂天下以王豪杰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观其所赖以为资，盖有类乎力者矣。虽然彼之所谓力者，内恃其身之勇，叱诧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众之劲，搏摔决战足以吞敌人而已。至于阻山河，据形便，俯首东瞰，临制天下，保王业制固，遗后世制强，所谓真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刘邦虽然在战略筹划上也并非高手，但是他从善如流，能够吸取和利用旁人的正确建议。而项羽性情暴躁、刚愎自用，经常拒绝接受与自己看法相左的不同意见。如后来刘邦所言：“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何去非对此评论道：“汉高祖挟其在己之智术，固无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归之者，盖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者也。”楚汉战争中导致双方胜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项羽作为全军统帅既不能顺应国内的形势与民心，又无法利用各重要区域的经济资源，没有选择稳固富庶的根据地以及合理的进军路线；天时、地利、人和三项制胜的因素，他连一条也没有掌握，因此遭到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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