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在学界和政界早有共识。根据“六普”获得的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为1.78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达到1.19亿人。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迅速增长的老龄化趋势着实令人担忧。“明天谁来为我的养老买单”，诸多与老年人相关的社会问题被披露，更引发了公众深切的忧虑。近年来，各种悲观的论调充斥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传播媒体中，甚至显示出“关心则乱”的迹象：“中国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人活着，钱没了”，“调查称我国90%以上80后无法赡养父母”……不一而足。
从国际经验看，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最重要的是在相应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上做好战略性的规划。如果能够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适时改革经济体制和转变产业结构，适度调整社会政策和调节社会分配，顺利度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顺势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做得到的。
在当今世界上，“十亿级别”的大国，已经迈入老龄化的唯有中国。老龄化的冲击，首当其冲的当是缺乏劳动力。但在中国，老龄化最高峰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可能会下降到50%左右，但绝对数还有7亿多。如此庞大的劳动力人口，足以支撑多大的经济规模？所以，首要的战略性决策，是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用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弥补人力资源数量的减少。当然，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很重要，如果中国的经济届时能够建立在以国内消费为主的基础上，度过老龄化高峰就有了经济上的保证，而老年人作为中国社会一个主要的消费群体的作用不容忽视。
当然，在老龄化过程中，中国的劳动者群体会出现平均年龄逐渐偏大的趋势。因此，国外普遍采用、国内呼声渐高的一刀切的“推迟退休年龄”的对策不可取。因为这会使劳动者群体年龄更加偏大。同时，中国就业市场还有两个“特殊”现象，一是非正规就业占据了相当大比重，而且在年青人中更大。二是提前退休非常普遍，这实际上是企业和劳动者“合谋”的结果，一般而言他们是“双赢”的。
相应的对策，应该是使更多的年青人进入正规就业的行列，而把非正规就业的岗位让给中老年人，相应的制度安排就是退休时间实行“有约束的弹性化”。一方面，在正规的就业市场中，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确定其退休年龄的上限，另一方面，鼓励退休人员进入非正规就业市场。譬如鼓励退休的教授、医生入职乃至创办私立大学、私立医院（诊所），鼓励技术人员入职乃至创办私营企业；政府对此可给予税收优待。当然，对于退休的专业技术人员原单位也可以在“编外”续聘。这样做，可腾出“编制”，让年青人，尤其是大学生，包括博士、硕士正规就业。
应该按量化的基本生活需求，确定基本养老金标准，但在退休金领取上也可以“弹性化”。譬如，如果选择50岁退休，则领取基本养老金标准的50%；60岁退休，可以领取80%；然后到70岁，可以领取100%；80岁及以上，则领取120―150%。
鼓励一般的退休职工进入服务行业，这本身也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题中应有之义：小保姆可换成大婶级别的，小保安则换成大叔级别的（会监控和报警就行），甚至空姐也可以换成“空嫂”。养老服务领域更是大有可为，为非亲非故的老人服务也许有障碍，为自家老人服务总可以的，由政府给他们发“社会工资”，这就可以解决养老服务的大问题。
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总而言之，对于老龄化，唯一的选择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将其妖魔化，吓唬自己，完全没有必要。还是以积极的心态迎接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办法总比困难多。但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要做明白人，要切实地负起责任来。公众的担心，恐怕主要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