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历史――幸福是一个永远的难题 幸福是否能靠不断追寻获得，还是最终将会徒劳无功? 古拉腊时期 “幸福是临到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掌摔它”这句古希腊的谚语是古代世界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对幸福的理解，古希腊人把这个世界理解为一个岌岌可危的存在，它由社会较为优越的上一层阶级提供生存所需，而拯救则来自天上Ⅲ
“HappIness”，古希腊人解释为“机遇”，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派都赞同幸福是一种客观的状态，而不是一种斗观的状态，必须通过完整的一生而不是某个短暂的时刻来加以衡量
占人将幸福的状态比作超越凡俗的东西，幸福的人生就是“像神一样的人生”就此而言，幸福是纯粹的凡人俗子所难以想象的，更遑论达成这样的目标最谨慎的做法就是做好承担最坏事情的心理准备，同时电对最好的可能抱有希望，让诸神决定我们的幸福
宿命论的观点至今在世界许多地片依然存在，它的含义也比把希望寄托于“神”更加丰富宿命论归根到底，认为“幸福”是不可把握、不可被追寻的，只能等待它安然降临
学者柏图、亚里士多德同样赞同幸福的不可追寻，认为存培植好生活这一点上，快乐一点也不重要――好生活被视为是与有崽义的苦难和牺牲紧密相连的但他们也对人的苦难怀有安慰――人们首先应该寻求的是如何把痛苦降到最低，而不是要如何获得最大的快乐。
亚里士多德曾说。要成为一个美好的人，就是要按照我们人特自的美德(即理性)来生活而一个美好的人，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亚里士多德最后的结沦是，幸福是“表现德行的灵魂活动”
中世界
基督徒也把幸福设想为人生结束后的一种客观状态。不过，希腊人把德行视为完全是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且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基督徒则把德行理解为神的恩赐，从理论上讲，所有人都可以获得
个人的努力存培育这种恩赐I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存在分歧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尽管人无法知道自己是不是|帝的选民，但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这种身份基督教尽管深受古代思想的影响，却还是开创了新的道路，一方面把幸福从尘世中移出，同时又把幸福对所有人的应许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
希望之幸福是一种强大的力丝，劝告人们要忍受，给予世人前进的力量同时，这种希望也为世人的苦难提出了解释中世纪基督教的观念认为不幸并不意味巷脱离7生活的轨道，也不是个人失败或过锚的结果，而是人类自伊旬园堕落以来的自然状态
文艺复兴时期
十五、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发现人类的幸福世界，但他们强化了世人对这两者的兴趣文艺复兴运动标示了一种“新生”，就算不是实质L的“新生”，但至少在氛围t，可以按字面来理艇：如饥似渴、满怀热切、充满好奇心地求知。
人文主义者的著述虽然受限于神学所确定的界限，却扩大了自然福气的范围他们开始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即如何给予人们更大的尘世幸福、他们推论说，原罪并没有彻底断送我们，我们还有足够的自由和能力把世界造就得更好。
存文艺复兴时期如此众多的艺术作品中，极为引人注意的一个特色是，创作者大量的心思不仅花费在世俗的细节I，而且也费心于塑造微笑的而容。此前，微笑虽然在西方绘画和雕塑作品中并非没有，但自从基督教兴起后，这些微笑基本只出现存宗教人物脸r即使在宗教艺术中，微笑也颇为罕见，而且仅仅限于确然享有罕福的人物：享受天国之福的生母玛利Ⅱ，堕落前的弧当和夏娃，还有天使和圣徒
然而，存十五、十六世纪，艺术家们开始描绘世俗人物的微笑，以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最为著名蒙朔目丽莎似笑非笑的表情可谓那个时代印象的生动写照。
启蒙时期
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幸福真的是一种自然状况，是人类本性的一种法则，那么持续存在的苦难又该如何解释?要逃避苦难，享乐和拥有此时此刻美好的感觉是否是有效的方法?
夏特莱候爵夫人在《论幸福》中提出，要获得幸福，“一个人就必须对幻象敏感，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快乐都来自于幻象那些丧失了感受幻象能力的人是不幸的”。
一系列游离于宗教之外的思考让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对尘世幸福本身的兴趣猛然爆发。洛克等人勇敢地展开一个观念，即认为尘世的欢娱――即幸福地生活――就是遵帝的旨意而活尘世并不是“泪水之谷”，而是让人预先品尝更大喜乐的地方“这毕竟是个幸福的世界”
但同时代也有反对派，边沁曾列举了“快乐”的五十四个同义词――狂喜(ecstasy)、安康《well-being》、满意(satisfaction)、极乐(bliss)等，以此证明快乐是个不确定的词而且，一个人的快乐可能正好是另一个人的痛苦
作为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康德进一步指出，“使一个人幸福和使他成为好人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说做好事(过有德行的生活)就意味着获得好感觉(过得幸福)这一命题令人存疑，那么好感觉就意味着善这个说法就更不可信、康德以一种常识性口吻指出，德行有时候是痛苦的
而那些感觉好、觉得幸福的人。有时候也可能是个坏蛋。
他最后的结论是，“军少就此生而言”，幸福并非必定是自然所规划的一部分我们在今世的责任就是从事适当的行为，做到让自己“有资格获得幸福”，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盼望”自己能够在其他情况下按照我们自身的资格高低来“分享幸福”但是，他也承认，这种信念必定始终是一种信仰之举。
十九世纪的忧郁风潮
法国大革命的动荡以及事后造成的失望情绪导致了忧郁风潮的勃兴；1808年，法国浪漫主义者巴拉歇声称：“人生中唯有忧伤才是最重要的，超越泪水的实在，根本就没有”拜伦则对这个世界极度厌倦。
存启蒙时期，认为痛苦非但不是必要的，而且是一种纯粹的恶；人类本能上要逃寓痛苦，而承受痛苦只是由于盲目性、受到强迫或环境使然痛苦是一种要从世界上清除出去的东西，是有待治愈、根除的病症，而不是要加以品味或转化。
这是一种崇高的信念，至今依然如此，很多人道主义者坚守的就是这样的理念然而，浪漫派亦主张：苦难对人类境况而言是自然的现象，如果有人妄称苦难不是自然的，而仅仅是愚昧无知、或错误、或过时信仰的结果，那就不仅难以让人信服，而且自欺欺人，浪漫派指出，苦难是这个世界既行的事实，必须存大庭众之下予以公开承认；像席勒所说，我们必须“勇敢而对厄运”
浪漫派为痛苦――尤其是情感上的痛苦――赋予了意义和深度，他们不可为痛苦赋予了浪漫的色彩和迷人的魅力，也为痛苦赋予了目的――
当代苦难的意义。正是来自于受苦本身，寻求意义的人受苦，这是他们应得的，因为受苦正是对世界的一种恰当的回应。
工业革命时期
“幸福是我们人生的终点和目标”这一观念，出现在世 界上其实还不满二百年。在启蒙主义之前的数百年里，工作――用双手劳苦――一直被视为是一种惩罚，一种可怕的必然，是上帝对亚之罪的诅咒，在他们的认知里，优遇的生活就是无需劳动的生活。至于死亡的幸福，则是永恒的平静安息。
根据卡莱尔的分析，解除苦难所需要的，显然不只是单纯的享乐，社群、有意义的劳动以及体验上帝，对于恢复人性都是必不可少的。
恩格斯赞同卡莱尔的一些说法：“在T作中有无穷的意义”，“劳动就是生活”，“一切真正的工作都是神圣的”，“找到自己应做的工作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不再要求其他的幸福”。
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假定之一是――人类的劳动可以为我们带来救赎，这一假定是颇具乐观色彩的，把幸福指数看做可以自我给予，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就幸福，自由市场会鼓励我们为梦想追求而耐心T作，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存劳动和其他事物当中寻找快乐。
与乐观的马克思卓义相对，同时代也出现了最悲观的弗洛伊德。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幸福史是一门徒劳的学问
弗洛伊德主张将幸福分成两个竟面：积极的和消极的，“一方面。它旨存消除痛苦和不幸，另一方面则旨存体验到强烈的快乐感受，推迟眼前的享受以网后报，人类心智由此学会计算后果，衡量利益与代价，但弗洛伊德悲观地认为，这二者几乎是无法平衡的，追求幸福的战斗一开始就注定失败。除了受累于人之心理禀赋的内在障碍，还受困于大自然本身的外存阳挡。
而目，弗洛伊德对人类不幸的根源之一――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所带来的社会苦难不太乐观，他指出，“在人类的本能禀赋中，无可否认有一种强烈的攻击性”
但弗洛伊德将人的差异化重视了起来：如果根本不存在能让“我们获得所求一切”的幸福之路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同样正确的是，“的确有很多条路，它们可能引导人们达到人所能达到的幸福”，即便其中“没有一条是确切无疑的”
二十世纪
二战后，人们一度认为谈论幸福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行为”，谈论幸福更是如此。
然而，在反思中人们意外地发现，即使在集中营里，一个人仍然可以拥有希望；即使在集中营里，一个人仍然能够从死亡的大限得到安慰；即使在集中营里，一个人仍然还是可以因为物质生活的烦扰牵挂而获得消遣和分心。
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弗兰克，也因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验得到相似结论。他写道：人的痛苦的大小“完全是相对的”，它像气体，扩散、充塞到有意识的心灵和人的灵魂当中。内在生命的紧张也有助于“被囚禁者找到避难所，以逃离他生存的虚无、孤寂和精神贫困。”在如此多的人为的丑恶环境中，人对于自然之美的感受能力得以提高。匆匆一瞥的山峰或日落的壮观，让人想到“世界能够显得多么的美丽”。
总体上的证据表明，人类有一种令人惊讶的复原能力。我们天生就是被设计成要活下去。而我们也经常能做到这一点，无论发生什么。
1963年，哈维?保尔，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广告经理，创作了一幅现代“笑脸”图案，该标志的知名度在某些地区可以与基督教十字架和犹太教大卫之星一比高低。单单在1971年，热衷追求幸福的人们便买了五千万枚印有“笑脸”的小徽章，这张咧着大嘴的“笑脸”代表了一股幸福狂潮的先声。
现在，幸福的书籍可以说遍布世界各地，这些书名的盛行本身就是一种迹象，表明并非一切都十分美好，过去一百多年，我们的物质世界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得多，但在一次对世界各国的幸福指数调查中，除了有明显动荡的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幸福指数大体维持在相当水平。物质的富足本身不必然就会带来幸福。
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就做出过结论，人生的目的不可能只是放松和消遣：
“我们选择每种事物都是为着某种别的东西，只有幸福除外，因为它就是那个目的本身。把消遣说成是严肃工作的目的，这是愚蠢的、幼稚的，消遣是为了认真地做事情。这似乎是正确的方法。”
然而，现代人的问题常常是为了做出不同的作为，为了从事“严肃”的工作，过上合乎德行的生活，我们必须首先决定，这样的工作应该是什么，这正是当代社会中许多人的问题，除了好感觉以外，这些人难以制定长期目标，即能够把希望、信念和目的赋予人生的那种有意义的叙述。而且，幸福，这一长期以来在哲学传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论题，几乎被当代哲学家，至少是被主导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哲学家完全扬弃了，职业哲
学家专心于语言游戏和解析式分析以及结构主义和诠释学，而古希腊人的大问题――什么构成善的生活――则被拱手让给大众
心理学家、广告经理和好感觉的
推销者去回答，甚至不愿意去探究义务和目的、德行和真理这样一些幸福之构成要素。
二十一世纪
幸福的全部历史表明，不安分的人类将永远不会简单地屈从既定的命运，尤其是当那种命运留有遗憾的时候。那些用来改变情绪的药物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使用。应该承认，实际上操纵基因来提高幸福这一前景，还有待实现――但也不是太遥远的事。
但是，一旦人类决定迈出这致命的一步，去追求活得如神一般，他们就应当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将使他们丢弃部分的人性。因为根据过去数千年驱策西方文化前进的那种渴望和追求――高贵的不安分――来判断。假如人类依然只是会死的物种，那么有些事情，人类是永远不会知道的，他们永远不能解答某些谜团。极致幸福的圣杯就是其中之一。就如同故事中用来盛基督宝血的圣杯一样，极致幸福也只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之中，一个救赎的圣物，一个装盛我们苦痛的容器。要找到这只圣杯――要解答这个谜，破除其魔力――就必然会牺牲我们的某些部分。我们很容易发现，敢于追求极致幸福的那些骑士，其实不像是传说中那些勇敢的十字军战士，而更像是塞万提斯书中那个面带哀容的骑士堂吉诃德，他在其旅程结束之际才明白：追求的过程其实比到达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