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就是“艺术化或形式化路向”和“功能论或生存论路向”，即“诗论”与“诗思”。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变革，是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回应这一要求，所以，就需要重估中国诗学解释学传统。从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合理性出发，并以此为根基，同时，与西方诗学形成真正深层的文化对话和精神对话，就可以重新确立中国现代诗学的生命价值观念，重新确立新的诗学解释学原则和价值意识。
关键词：古典诗学解释；诗思；诗艺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06906
基金项目：教育部创新基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作者简介：李咏吟（1963），男，湖北浠水人，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诗教优先于诗艺”：古典诗学解释的德性之思
“诗学”解释的目标，不同于“诗”的解释目标，虽然两者之间存在关联。诗学解释，必然直接关联着诗的本体，因为解释学就是“面对对象自身”而形成对事物的深刻把握。这样，诗的形式、诗的体式、诗的共同美学特性与诗的不同生命情感内容，就成为“诗学解释”思考的中心内容。这就是说，诗学解释，先要对诗的本体形成对象性认识，而且，这种认识要建立在对诗的本体之经验认知的基础上。“解释者”，需具备丰富的诗歌认知经验，即通过大量作品的认知和阅读形成对诗的总体认识和个别认识，由此，形成诗学解释的“艺术化或形式化路向”。与此同时，诗歌解释，还需要形成关于诗歌内质的生命自由反思，即在评判具体的诗歌时，解释者必须正视诗的具体内容，通过生命的体验与反思，使“诗人”的生命情感与“解释者”的生命情感之间形成内在的“价值共鸣”。进一步说，诗学解释者一方面要将诗人业已呈现的生命情感给予充分解释，另一方面则应将诗人隐含的诗思予以充分解释，使之具有超越性的生命情感意义。这种生命论与审美之思，开辟了诗学解释的“功能论或生存论路向”。一般说来，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就是“艺术化或形式化路向”和“功能论或生存论路向”，简言之，即“诗论”与“诗思”。
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对诗的本体认识已达到了自由的认识阶段，不过，应该看到，中国诗歌解释学的“功能性认知”先于“形式化认知”，即将诗的作用摆在优先解释的地位。在功能解释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或者说，当大量的文人诗歌创作对诗学解释形成内在召唤之后，“形式化认知”则优于“功能性认知”，古典诗学解释对诗歌本体和形式的解释，才构成了系统的话语解释形式。从中国古典诗学的历史文献即可见出，前孔子时期的诗学思想，只是在《尚书》中才有具体的论述，其中谈到：“诗言志，歌永言”。真正对诗歌的功能价值形成理性认识的是孔子，他一方面强调对“诗三百篇”的学习和认识，另一方面则强调对诗的功能的道德性认识。应该说，古代人充分认识到了诗歌独有的生命文化特质，不然，孔子不会如此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前孔子时期，礼乐文明高度发达，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音乐的地位要高于诗的地位，不过，礼乐与诗之间关系密切，诗配礼乐，礼乐配诗，雅诗与颂诗与礼乐关系密切。这一切，皆服务于“吉、嘉、宾、军、凶”五礼的仪式化需要。当然，民间的野性歌唱，与这种仪式化礼乐诗歌，始终与之分庭抗礼。
中国古典诗学的“最初发凡”，是在“风诗”、“雅诗”和“颂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有了大量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诗歌之后，“诗教”成了最基本的教育方式之后，诗学的观念才开始真正形成，因为必须先有诗的创制才有关于诗的经验和认识。诗歌创作者的诗情观念，一方面源于自然的启示，另一方面则是主体性生命情感和自然之声的记录。诗是慢慢发展成熟的：由人的本能性的呼喊到有节奏的歌吟是阶段，从有节律的语言到有生活历史情节的叙事是阶段，从宗教神秘感悟到颂神诗的吟成是阶段，所以，“多途径多形式的诗歌创作”，完成了诗由“自然呼喊”到“情感思想表达和历史生活叙说”的转变。当采诗官自觉地收集各种诗歌时，诗歌就完成了有效性保存，它对创作的要求转而由无序向有序发展。诗即史，诗是对历史生活情感的记录，有诗传承，也就有历史可承载，所以，当诗收集到一定程度后，认知历史，学习传统，了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乃至文明的制度时，诗就成了最重要的教育材料。诗教的形成，一方面是对诗歌认知和接受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对诗进行品评反思的过程，这样，诗的形式观念与思想意义或精神功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关注。
“诗教”，在西周时期即开始盛行，按照王昆吾的看法，《周礼》按天地四时六分之法叙述官制，其中，技术官吏在大司乐总负责下，构成以乐师为首的“学官”、以大师为首的“乐官”、以大卜为首的“卜官”、以大祝为首的“巫官”、以大史为首的“史官”等五大系统。郑玄注中谈到：“凡乐之歌，必使瞽?为焉。命其贤知者为大师、小师。”王昆吾谈到：“大师”和“瞽?”，皆是宗教礼乐典礼上的圣职人员；“六诗”，即是这种圣职训练的基本节目，包括风、赋、比、兴、雅、颂六项。这种官制解释和认识，对于理解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极其重要，因为民间诗歌必然长期停留在感性生命表达阶段，只有当诗歌被官方认可之后，才可能形成对诗歌的深入理解和认识。“诗教”，无疑使这种解释工作的合法性有了坚实的功能基础。从诗教意义上说，从“六诗”到“六义”的转变，就是诗学得以形成的内在精神过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以乐教为中心的时期，二是以诗为聘问歌咏之手段的时期，三是以德教为中心的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诗三百篇”，主要是为仪式需要而采集的，因为周官掌诗、教诗的目的是为乐歌服务。所以，“从乐教的观点看，诗是民风的表现，是历史资料和风俗资料，也是用于国家仪式的音乐素材；从乐语之教的观点来看，诗则是语言材料，可以进行方言和雅言之间的沟通。”[1](P213309)在周代的国子之教中，即有“乐德之教”，教授“中”、“和”、“祗”、“庸”、“孝”、“友”；“六德之教”，则为“知”、“仁”、“圣”、“义”、“忠”、“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德教是为乐教服务的，是乐教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乃是由于上古时代的教育是围绕祭礼而确立的。这样，诗三百篇的文本，就在教育过程不断加以完善和最终定型。
这种诗乐传统，对孔子影响甚大，因为孔子继承了西周礼乐文明的传统，并且，坚持诗歌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因而，“诗教”构成了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应该说，孔子通晓诗乐，理应对诗乐有诸多深入体会和解释，他对诗歌艺术本身或作诗艺术肯定有许多心得，但是，有关诗三百篇的诗乐分析，惜未见于古人之论述，倒是关于诗的价值和功能在孔子诗学中具有核心地位。实际上，孔子的诗学思想，具体体现在诗经文本的选定和他的教学实践中，即通过“选诗”达到了删诗之目的，通过教学实践将他的诗学主张融入其诗作分析之中。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史马迁谈到：“古者诗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王昆吾谈到：删诗一举，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诗教思想。孔子重视礼乐，实际上，是把诗歌文本当作礼乐的寄托来整理的。他删诗的方法，基本上是为了正乐；删诗的宗旨，则是为了恢复周代的礼制和乐教。进一步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教诗造士”的目标，即由诗入手，以礼为根基，以乐为修养，以此培养国家精英人才。[1](P289)孔子的诗教理想在于：通过诗乐教育培养政治家的人格情操恢复西周文明。由于西周文明已经崩溃，因而，他的实际效果，则是强调诗教的作用，并将诗教视作人生的重要自我修养途径，甚至将“不学诗，无以言”作为基本价值准则。这样，孔子的诗教理想，就成了古代儒家人格修养的基本目标。由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诗学路线，可以看出：中国古典诗学最初是如何理解诗歌并构建独立的诗学解释体系的。这种诗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实质上围绕诗本身来展开，这就是说，解诗离不开“学诗”和“教诗”。“解诗”的目的，就是为了理解诗本来的礼乐文明意图；这种解诗意图，并不重视诗的美学形式和美学规范，相反，倒是很重视诗的精神功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道路。这条诗学解释道路，即诗教之路，以诗造士之路，诗之功能阐释之路。
孔子承继了西周文明的特点，并将古典诗歌引向了道德化或人格化的发展之途，无论是诗的内容、形式和职能都有了基本的规定，诗歌创作很难溢出这个常轨。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诗学，不是发展了诗歌创作的无限可能性，而是在客观上限制了诗歌发展的自由。虽然孔子时代的诗歌创作并未完全按照孔子设定的方向发展，例如，屈原的楚辞创作和楚国的文化哲学思想别有风韵，但是，从后代的诗学解释而言，屈原思想中合乎孔子诗学理想的部分得到了特别解释，而不合乎孔子诗学思想的部分则被无情地抑制了，这样，诗骚解释的道德化倾向，就形成了以儒家诗学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典诗学解释体系。“诗骚解释体系”，说到底，就是诗的功能价值体系和诗的语义演绎体系。诗骚的正统诗学地位，在汉代开始确立，汉代诗学解释者，以三百篇和楚辞为本，依文作注，依注作解，整体上贯彻了孔子的诗学思想和理想。诗歌解释者都认识到，诗具有特殊的地位，至少，此时公开排斥诗歌的思想还不能形成气候。人们充分认识到诗的独特教育作用，一方面，诗歌具有诱人的韵律，吟诗本身让人体会到语言的美妙之趣，诗歌配乐能给人带来快感，激发人的情志，另一方面，由于诗骚文明中以忠君爱国爱民为宗旨，因而，诗骚中充满了健康的生命伦理思想。这无疑有利于生命教育，而且它不是强制性教育，一切都融入诗的自由情感体验之中。应该说，周代歌诗或前代歌诗的体裁和内容丰富多彩，孔子删诗之说可信，或者说，西周采诗官在民间诗歌和宗教诗歌的采集中本来就进行了选择或删改，这些都使原初时代的民众诗歌的广阔创作内容被狭窄化，自然就阻塞了诗歌创作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有人将“思无邪”解释成“无边无际”，这个看法貌似新鲜，但是，并不符合孔子的诗学思想，因为强调“思想纯正”应该是孔子论诗的主旨。
孔子特别强调“诗言志”，将诗人的创作纳入到了合法性思想渠道，即“诗人之志”具有被社会共同认可的先在性特征，这种价值特征，成为文明确认和肯定的内容，因此，诗人只有成为这样的人才具有特殊的生命价值。那么，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被中国人普遍认可的价值秩序，包含着哪些内容呢？自然，维护社会的公正是诗人的第一要务。所谓公正，是以现有社会制度为依据，例如，君主富有仁爱之心，臣民具有忠君爱国之志，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发愤图强、尽忠报国，或者不与流俗为伍，鄙弃社会丑恶，不与小人为伍，保持个人的清白与廉洁，或者表达抒发山林自然的隐居之志，等等。总之，诗所言之志，说到底，就是人的现实生活价值选择，在这种君权至上的专制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公正与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仁爱与和谐，因而，“不平则鸣之志”，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的诗人最容易滋生的批判性或反抗性的正义情感。这样，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平则鸣之志，建功立业之志，报效国家之志，驰骋疆场之志，保持清洁之志，改变黑暗社会之志，驱除鞑虏之志，遁迹山林之志，远离官场之志，皆是对社会丑恶的对抗，或是个人抱负的激情表达。说到底，“诗言志”只关怀个人理想与价值的实现问题，或者说，是对民众苦难或利益的吁请，至于更为深刻的个人自由与自由权利，个人灵魂与生命永恒，神人自由世界的创立等生命价值原则，由于受到思想现实和社会文明制度的约束，也就不可能得到自由的表现。所以，“诗言志”，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显示了特殊的价值，也暴露了它的思想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与诗骚诗学传统的定型化有关。
“诗骚传统”，一直被有意识地保护为中国诗歌艺术的正宗，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古典诗学观念，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值得反思批判。诗骚解释所导致的中国古典诗学的思想困局，自然应该引起充分重视，这就是说，中国古典诗学的诗思方向，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文明的基本精神特质决定的。这种文明，重视的是贵族特权而不是个人自由，重视的是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但是，又找不到改变中国社会的有效良方。中国古典诗学，本来也可以向生命自由与自由理想方向发展，事实上，“道家诗学”向天道心性自然方面发展，在扩展人的心灵自由或精神自由方面贡献甚多，不再是儒家的“单调志向”。但是，道家诗学的自由，重视的是个体的精神自由，而未能关注社会的或公民意义上的自由。“道家的自由”，不是以保证公正的社会自由为前提而建立的个人自由，而是孤离于公共制度之外，或容忍不自由的社会现实而体验的纯粹精神想象的自由。在道家看来，只要“无为”，个人的一切心灵自由皆是可能的，这种自由，带有反社会反文明的性质。因而，这种诗性自由观，虽然将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学的意境极大地拓展，但是，它在根本上仍然无助于建立现代意义上的诗学。必须指出：中国古典诗学的思想困局就在于，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理想，它不能真正改变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或中国人的自由生命信念，这一切，只有在引进西方思想之后才可能发生。所以，中国古典诗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就诗思意义上而言，具有“先天性的思想缺陷”。不过，也应看到，这种诗思的欠缺，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由于古代人对“自由的生命之诗思”的传统被长期抑制和边缘化的结果。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就知道，“原初道家思想”，反对功用思想传统，也反对源于功用思想传统的“诗言志”，因为儒家的功用之思，将诗的自由生命之思抑制了。其实，无论是老子思想还是庄子的思想，不仅用诗来表达而且以自由的自然的诗思作为生命的最高价值取向。道家思想代表了中国诗歌和哲学中的自由的思想文化传统，只是它一直未能形成思想正统，但是，这个自由之思和自然之思的诗学传统，一直是中国自由主义文人自我放纵和返朴归真的思想价值支撑。
如果说，中国诗学解释学缺少关于文学的哲学反思或社会文化价值的探索，那么，这样的诗学解释学等于失去了“灵魂”，同样，如果诗学解释学只有关于文学功能价值的反思而缺少对诗艺本身的创作解释或美学解释，那么，这样的诗学解释学就失去了文学的本原价值。应该说，完整的诗学解释学，应该包含这样两个方面。事实上，中国古典诗学正好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只是有关文学创作论或美学风格的解释比思想解释更为发达。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孔子有很精微的艺术鉴赏力，但是，他有关诗艺本身的论述一点也没有被保留下来，只保留了他有关诗歌功能价值的论述。这说明，在先秦时期，诗的功能论考虑，“优越于”诗的艺术论关注，而对艺术形式本体的关注，则需要等待钟嵘和刘勰的出世。
二、“诗品激发诗艺”：古典诗学解释的内在转向
超越诗学的精神价值解释，并开辟诗学的本体形式解释，则是中国古典诗学的另一途径，这条诗学解释路径，主要关心诗的“韵律美感”与“形式规律”。不过，这种对诗的音韵、节奏和美学标准的重视，要到南北朝时期才能得到真正发展，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古典诗学的解释之路，总是具有单向化发展的趋势。就诗论诗，就是“解诗”，诗的功能作用和神妙意趣，常以模糊的方式予以认知。诗学的分析或对诗的细致分析未得到发展，这正是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特点。中国系统的诗艺解释学，直到公元5―6世纪才真正形成，这就比西方诗学晚了几百年，好在西方诗学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诗艺解释的进程异常缓慢，直到18世纪才有了真正的飞跃。中国古典诗学，有关诗艺的解释则特别发达，每一时代，皆有大量的解释学作品问世，只是有关诗的功能价值论的反思，则一直停滞不前。这一点，正好与西方诗学形成根本性区别：西方诗学解释在文学的功能价值论方面不断推出新思想，而相对忽略了诗艺解释之审美创造，因为文学批评的形式化立足于具体作品本身，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艺解释学。中国古典诗学，在文学功能价值反思方面，自孔子之后再无新思想，倒是诗艺解释日趋神秘繁琐。当然，中西诗学之间，自19世纪开始，在诗的功能价值反思和形式美学分析方面皆有大的成就，形成了思想与艺术并驾齐驱的格局。
那么，魏晋之后，中国古典诗艺学的解释为何发达？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诗艺解释”发达而“诗思解释”不发达？自然，必须解释“中国古典诗艺解释发达”的标志是什么？即诗思解释不发达而诗艺解释发达这个判断是否站得住脚？这要从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文本这一事实出发予以证明，因为事实胜于雄辩。重视诗歌和诗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显著标志，且不说诗赋取仕，单就诗词酬唱作为最重要的交往方式而言，就可以知道中国古典诗歌在民间精神交往中的核心地位了。或者说，由于人们把诗歌看作是学校教育的中心性的教学目标，因而，诗歌构成了文明教育的基础。诗教虽然也可以激活创作，但是，诗教的真正功能和作用在于对诗的品鉴和理解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说，诗歌创作虽然与诗教有关，但诗创作才能不是教出来的。因为如果按照受教的比例而言，诗教所培植的诗人实在太少了，所以，诗教最主要的功能，是诗的技艺认知和美学风格认知，也是生命美学境界的认知。由于“诗赋取仕”曾是古典教育的基本目标，因而，“诗教”确实要传授诗的技艺，即教学生如何写诗。写诗，一方面涉及内容模仿问题，一方面涉及技艺模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诗艺解释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诗教”和“诗赋取仕”这一活动决定的。不过，也应看到，应试性的诗歌作法或技艺传授术，基本上不能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基本材料。一方面这些资料未能得到有效的保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类解释缺乏诗学的原创性。诗教和作诗，使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诗艺方向显得格外发达。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上的中心人物，主要不是“诗人”而是“诗论家”。诗人只是写诗，他用不着对诗艺进行解释，因为诗艺就体现在他的诗作中，这就是我所说的“本文诗学”，由于本文诗学的隐晦性和寄生性，因而，关于诗艺的理性解释自然更值得重视。
相对而言，“诗教”发展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品鉴方向，即从诗出发去理解诗的意蕴和美感，吟诗或诵诗是诗歌品鉴的基本途径。诗歌必须通过“沉吟体味”才能发现其语言的精妙，意象和意境的精妙，音韵节奏的力量和变化。从诗味的意义上而言，“品诗”，一方面需要明白诗理诗义，一方面也需要对诗形成圆照通观，即要有比较诗歌立意和诗心体认的基本价值立场。说到底，就是要入乎诗之内，出乎诗之外。高明的诗歌鉴赏者，几乎都能胸藏万卷诗，然后，才能真正品评诗的高下。与此同时，作诗，则发展了中国古典诗学解释的创作方向，即仅有评品是不够的，不亲自进行诗歌创作实践就无法真正理解诗歌的高妙。实际上，品诗与作诗是紧密联系的，品诗者可能写不出一流诗歌，但是，不能不写诗歌；写诗人不必读万卷诗书，而品诗者非要读万卷诗书不可。
从“品诗和作诗”发展起来的中国古典诗歌解释学，通常以“诗话”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诗情观念。由于中国古典诗学以诗歌艺术为主体，正统的文学观念只有“诗”“文”二项，所以，形成了以抒情文学为正宗的诗学解释体系，相应说来，叙述文学没有得到充分而自由的解释。不过，在刘勰那里，诗文本身在“文心”的解释中，都具有了合法性创造地位，这就是说，中国最系统的诗学解释学包含了丰富而全面的内容。刘勰的创作解释，是从品鉴出发的，他继承了“儒家诗学”的一般看法，即诗和诗人的目的在于原道、征圣、宗经。在这一目的下，文字书写或文章的创制都具有创作学意义，正是基于此，刘勰的文体论基本上是以自然归纳的方法进行。他在照顾“诗赋优先”的原则下，也将非韵文或应用性文章列于文学之内。不过，在任何文体中，刘勰都发现了其“诗性要素”，这一点自然是可贵的，因为远古文章几乎都离不开诗，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勰的广义文学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刘勰有关文学创作的解释，例如，“神思”、“体性”、“风骨”、“熔裁”、“比兴”、“养气”诸篇，皆显得神采飞扬。刘勰的解释，自然是在品鉴论思想的支持下体味诗人的创作，并研究诗文的艺术本性而完成的，刘勰的理论概括和具体品鉴都显得精妙准确。从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来说，刘勰的诗学解释学成就要高于亚里士多德，要知道，亚里士多德之后，刘勰同时代的西方诗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真正发展。只不过，在刘勰之后，中国诗学解释学，再无《文心雕龙》这样的著作，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古典诗学满足于“品鉴”本身，使诗学解释学在“诗话”方向一路走下去。
“品鉴”，虽在远古诗教时期即已开始，但真正创立这种解释体系，应该说，得益于钟嵘的《诗品》。此前，中国历史学中发展出“人物品鉴”的传统，司马迁、班固在这方面皆有成就，诗品脱胎于此，即在“品人”的同时“品诗”，在“品诗”的同时“品人”，将诗分成高低若干品，同时，将诗人分成若干品。“品”是中国文化中的独特的等级制度，最高品级自然就成为提倡和追求的目标。[2](P35)后来的诗学解释，就此形成了不断的历史超越，诗品一方面将诗人分列出创造性的价值等级，即第一流诗人、第二流诗人、第三流诗人，然后，依次确立其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此同时，将诗的美学风格或者意境予以审美区分。这种区分，强调了审美的多样性而回避了诗的等级性，即每一风格的诗皆有其美学价值。尽管一些诗家将“高古”或“雄浑”列为诗歌的上品，但是，并不足以否认别的诗歌风格的美学价值。正因为如此，诗品发展起了中国系统的诗歌美学风格论，其详尽和生动具体性实为很独特的解释学创造。
大量的“诗品”和“诗话”，就是从具体的历史的文学作品出发，对文学的历史发展和诗歌美学风格的发展形成系统的解释学观照。这其中充满了归纳性、实证性、综合性和比较意图，也就是说，解释学的判断与综合，构成了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基本方式，这其中，既有生命美学的阐发，也有诗歌创作规律的总结和发现。这种内在的超越之路，在20世纪中国诗学解释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钱钟书的《谈艺录》中达到了最高体现。相对而言，王氏与钱氏，没有像《二十四诗品》那样进行美学描述，也未像《沧浪诗话》那样立论，但是，他们不仅承继了中国古典诗话解释的全部优点，而且还融入了审美自由的现代意识，即在中外诗学比较的基础上来解释诗的本质和美学特性。王国维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出发，把艺术解释和生命解释关联在一起；钱钟书则从“诗分唐宋”出发，不仅探讨了两种诗风的不同美学价值，而且，还开拓了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诗学神秘论方向，他将诗歌创作和诗人的生命意向和内心体验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这种诗话式的综合解释方法，显示了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独特价值。实际上，“诗歌品鉴”就是通过语言的方式，并从文本出发，去吟味和综合比较诗歌的艺术魅力，这种方法，在中国古典诗歌解释中达到了精致化的艺术阶段。古代中国诗人，一方面不得不接受诗骚传统作为诗学的正宗，另一方面也千方百计地通过个体性的创造，努力超越这种诗学观念。在这种努力中，心性体悟方向和心性原则得到了发展。在这种诗学观念的作用下，诗人“向自然的回归”和“向心性的回归”得到了发展和重视。
三、“诗思与诗艺并重”：古典诗学解释的现代化
诗学解释的定型化与创造性要求，是中国诗学解释面临的现实矛盾。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逐渐形成了两种解释学体系：一是从功能价值出发，从儒家伦理出发去建构诗学的内在价值观念，“言志说”的诗学传统得到了发展；二是从创作本身出发去构建诗的艺术规律，从审美出发而形成诗学解释的内在超越之路，诗的精神创造特性开始得到重视，与此同时，诗艺本身在玄学冥思中也开始得到重视。这两条解释学道路，使中国诗学解释学形成了基于解释对象自身的“解释学定型”，所以，在这种强大的诗学传统中，任何“解释学的变革”都是异常困难的。
正如西方诗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发展定型一样，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在刘勰那里也已经发展定型，而且，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系统，即文学的诸多重要方面基本上都包含其中，那么，中国诗学解释学到底应该如何创新？或者说，如何可能让中国诗学解释学能够适应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呢？可以肯定，刘勰的“文心雕龙体系”，或者说，钱钟书的“诗艺学体系”，可以充分地解释古典诗歌艺术。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古典诗学解释的完善与发达，仍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国现代文学，所以，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解释学功效”只能作用于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作品，而不能真正解释现代中国小说和诗歌乃至戏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与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之间形成“根本性断裂”。要知道，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不是基于中国诗学解释传统而建立，相反是基于西方诗学解释学体系而建立，那么，这种内在断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能否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诗学解释学？是否有必要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诗学解释学？当前的中国诗学解释学格局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毫无疑问，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形成，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最有效地解释文学自身，所以，诗学自身必然要求“与世推移”。问题是：古典诗学解释学，只能面对历史文学却无法面对现代文学。应该说，理论不仅要有效地解释现代文学，而且需要有效地解释历代文学，显然，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和现代诗学解释学，皆无法满足这双重要求，所以，中国诗学解释学所面临的变革是必然的。
这还得回归现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变革上来！应该说，没有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将依然有效，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学样式将依然是古典诗文。问题在于，古典诗文的思想和语言，无法描绘丰富多彩的现实历史生活，即诗文不仅是心性超越的问题，而且是历史文化观照。更为重要的是，古典诗文根本无法表达现代人自由的生命体验，特别是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中国古典文学中那种脱离生活实际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即文学必须面对真实的历史生活，特别是要面对大众的历史现实生活，要求诗人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中觉醒，去面对沸腾的生活现实。这就要求形成全新的文学观念，古典诗歌的内容无法满足现实生活实际，因而，古典诗学的“品评观念”和“美学取向”，必然需要形成内在的变革。应该说，从古代文学走向现代并非不可能，例如，从李白和白居易走向现实生命体验与表达不会太困难，从关汉卿、曹雪芹走向现代小说叙述也不困难，但是，中国现代诗人和作家从西方文学出发，引入了私人生活描述和自由奔放的政治情感的表达，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叙述文学的结构观念和西方诗歌的自由思想观念。更为重要的是，鲁迅、胡适等先驱者的只言片语大有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倾向，这样，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向，主要体现为现代化和西方化，因此，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也随之而“现代化”与“西方化”。
应该说，从中国文学的总体上看，古典文学解释走向现代并不容易，但不可否认，中国古典文学解释确实具有走向现代的因素。实际上，从刘勰和刘知己出发，不难建构现代诗学体系，因为刘勰的诗学理论大都具有普遍的解释学效用，例如，创作论和接受论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应该看到，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抒情文学为解释中心的诗学体系，不同于西方以叙事文学为中心的解释体系。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的自成体系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无法应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实际要求。中国早期古典诗学中不太发达的叙述学理论，完全可以通过历史学解释观念予以改造，这样，诗学形式论的变革，包括诗体的变革和叙述文学的变革，皆可能在中国诗学解释学内部发生。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所缺乏的，不是诗学本体论思想而是西方生命哲学观念，即怎么看待个人的生命自由？怎样重建现代意义上的生命关系和社会关系？这种思想文化资源，是中国文化自身所缺乏的，或者说，较难从中国思想内部获得这种精神支援。
因此，只有引入西方生命哲学观念，才可能形成现代中国诗学和文学的真正变革。由于思想和艺术形式之间的密切联系，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创造者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文学传统，也因此否定自己的诗学传统。必须承认，中国文学或中国思想内部的缺陷，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文学和中国思想内部的合理性或原创性。因而，诗学解释学的变革，不能从单维的西方思想出发，而必须以中国诗学解释学的优秀传统为根基，并引入西方的思想和艺术文化传统。从纯粹诗歌解释学的意义上说，古典诗话和诗品中的许多解释或创作原则，至今依然有效，或者说，用于现代诗歌创作中完全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是，大多数诗歌创作否认了这一点，所以，现代诗歌基本上处于“无根状态”，它自然不能引发人们的重视。事实上，小说叙述的方法和人物形象的创造也极有民族价值，只要我们用新思想去消解旧思想，就可以使传统中国文学抒情和叙述艺术重新焕发光彩。
重新评估刘勰，或者说，从刘勰的“文心论”中走出一条新的诗学道路，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原道”完全可以注入新的生命内容，“辩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可以建立新的诗体观念，“神思”、“体性”、“风骨”、“通变”、“情采”、“声律”、“比兴”、“养气”等可以发展新的创作论，“总术”、“时序”、“知音”、“程器”等篇可以发展出新的文学史观和接受美学观念，将西方诗学所涉及的生命文化内容与中国诗学相结合，一定可以发展新的中国诗学传统。这样，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就需要两种思想眼光：一是古典中国诗学的解释学眼光，一是西方诗学解释学的眼光。当代中国诗学解释学的根本困难在于：中国诗学解释者只会图解西方的思想完全忽略了民族诗学传统，因而，在诗学解释上缺乏起码的思想原创性。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变革，是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回应这一要求，所以，就需要重估中国诗学解释学传统。
中国诗学解释学，只要立足于文化传统并充分吸收外来诗学的创造性思维，就一定可以重新创造新的诗学解释学体系。只有这样的诗学解释体系，才是富有民族原创性特征的诗学，现代中国的文化诗学，就是适应现代思想文化要求的诗学解释学原创。像王国维、鲁迅、陈寅恪、钱钟书、任半塘等都是第一流的诗学解释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原创性要求，只是他们的诗学还不能用于解释现代中国文学，但是，他们的原创性努力，至少给予我们以启示。现代诗学解释，可以由此出发并走上思想创造之路，不必以单一的西方思想翻译作为自己的诗学道路。我们很难找到有效的诗学解释良方，但是，诗学解释的创造性要求，并不能因此而减弱。如果中国诗学解释学一味地重复古代诗学理论的话，那么，这种诗学解释可能会失去真正的现代思想解释力量，这样，要想形成内在变革的话又该从何入手？中国古典诗学面临着现代转换问题，即一方面诗学如何从古典传统出发去构建现代性解释体系，另一方面古典诗学如何不局限于古典文学也能对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形成深入解释，这既涉及传统诗学价值观念的守护，也涉及现代西方诗学价值观念的植入问题。
以中国古典诗学为基础的当前中国诗学的创造，自然要吸收西方思想的创造性成果，但是，无论是文学的思想还是形式，中国现代文学都必须有自己民族的新要求。由于中国现代诗学解释学不仅以西方诗学观念为主导，而且以西方政治思想文化为核心，因而，中国现代诗学自身承担了许多与它的身份不相应的思想任务，也因此使现代中国诗学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压力。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政治思想的任务纳入到文学的“原道”领域之中，即文学必须以生命的探索和社会的探索作为价值的体现方式，这样，就可以不必专门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或者说，诗学解释的多元化，不应妨碍这种意识形态诗学的发展。总之，现代意义上的诗学之建立，并不是为了消灭某种诗学解释体系，而是为了真正形成民族原创的诗学解释体系，即在保证“民族诗学原创”的基础上，完全可以让不同的诗学观念得以发展，至少可以改变当前诗学的完全西方化倾向。思想的任何一点进步都是困难的，其实，西方思想也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具有进步性，甚至他们只是很好地保护了希腊诗学解释的思想遗产。所以，我们不能再被“西方思想必然就是现代的”这种错误的诗学解释观念所愚弄。从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合理性出发，并以此为根基，同时，与西方诗学形成真正深层的文化对话和精神对话，就可以重新确立中国现代诗学的生命价值观念，重新确立新的诗学解释学原则和价值意识。这样，基于中国诗学的又融入了现代西方思想意识的文化综合与思想整合的现代中国诗学，就可能真正建立，并且，有可能形成对中西诗学思想的内在超越。真正的解释学事实是：解释是没有穷尽的，解释就在于不断地超越，人们在这种解释的超越中不断确证个体生命的本质力量，因为解释是人的生存方式，解释是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自我证明，解释也是人的自由精神探索与自由意志的充分表达。
参考文献：
[1] 王昆吾.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2]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M].北京：中华书局，2002.
(责任编辑：粟世来)
On the Dual Directions and Modern Prospect of Classical Poetics Hermeneutics
LI Yong-y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dual directions of poetics hermeneutics refer to “to be artistic or to formalize” and “functional theory or existential theory”,namely,“poetry and thought” and “the art of poetry”.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oetics hermeneutics is a response to the appeal of the present time and history,which entails reevaluating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poetics hermeneutics.Starting from and based on the rationality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hermeneutics,we will be able to establish a brand-new values of the life of Chinese modern poetics,new principles and sense of value for poetics hermeneutics.
Key words: classical poetics hermeneutics；poetry and thought；art of po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