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改革困境，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民生问题上还是放在以开放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政治改革上?我的判断是，从社会基本面来看中国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民生，而非民主。 由于民生问题严峻，现在大陆很多人就想到了民主化。不过，单纯开放选举既不能保障民生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保证优质民主。
开放选举，以民主促民生是可以考虑的，但大多数是失败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在成为独立国家之后都走这样的道路。这些国家的精英们努力地学习西方的模式，希望用民主促进民生的发展。但很多国家显然没有成功，泰国和菲律宾曾是亚洲民主化的典范。上世纪60年代韩国派人到菲律宾去学习民主，结果现在菲律宾的民主糟糕，而韩国的民主却已发达。到如今，已很少有人去模仿泰国和菲律宾这两个民主模式。
这些民主糟糕国家尽管人人都接受了民主，但民主既没有能够帮助这些国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且更带来了社会的腐败。如果民生好了，这些国家的选民就不会因为一点点经济上的好处而出卖选票。
相比之下，韩国以民生促民主，是属于典型的东亚发展模式。亚洲不同国家的经历显示，以民生促民主，民主有很大的可能成为优质民主。但如果是以民主促民生，民主有很大的可能成为劣质民主。
民生恶化会导致无穷的社会政治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和民生问题严重脱节。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初衷首先就是要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邓小平把此形象地称为“温饱问题”。此后，解决民生问题的概念越来越明确，主要体现在“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目标上。初期的改革政策非常成功，不仅改善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而且更使得数亿人脱离贫困。不过，近年来，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民生问题离经济发展似乎在渐行渐远，即经济发展越快，民生问题越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GDP主义的形成，为了GDP而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很快，国家财富大量增加，富豪不断涌现，但社会大多数的民生越来越艰难。如果经济发展继续和大多数人民的民生脱节，中国社会必然继续分化。
围绕民生问题，中国已经出现了两种不稳定的根源。一是源于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和公平正义缺失的普遍性社会不满。二是源于年轻群体的不满。多年来的教育大扩张，有效地提升了民众的教育水平，但因为教育改革本身的弊端，很多人学无所用，找不到工作或者就业不足。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拉平是很好的例子。而这个群体的期望很高，一旦不能满足，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成为必然。如果说这两个根源任何社会都会面临，那么中国还需加上另外一个特殊的根源，那就是由独生政策而加速到来的人口老化。“未富先老”几乎已经成定局，而照顾老人的“公共服务”似乎路途仍然遥远。在“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独生子女一代会不堪负担，届时这一代人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只会愈加严重。
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所谓的“深化经济改革”。必然成为空谈。民生问题不解决，从近期来说就会面临政治激进化的风险。人们期望长久的社会稳定，但如果发展解决不了民生问题，那么社会还是会激进化。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以及最近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说明了民生问题于社会乃至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实际上也面临着由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现在主要依赖国家的维稳机制来控制局面。不过，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维稳。
从民生问题解决的世界历史经验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要解决民生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力问题。所以，一个国家民生问题的解决往往发生在该国处于比较长期的经济上升发展，并且政府或者社会积累了相当财富的时期。一旦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下来、政府和社会财力衰退，那么民生问题的解决就是不可能的了。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时期。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必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战略机遇期。
时不我待。如果中国抓住了这个并不长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就可以促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有可能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同时为优质民主奠定一个坚实社会经济基础。反之，如果失去这个机遇，就会无可奈何地面对那些“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所经历的一些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实现共同富裕。
要走上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提高劳动者工资很重要。二次分配当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如果过分强调二次分配，就会走上一条“杀富济贫”的道路。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比较有效的选择就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是一次分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杀富济贫是通过革命夺取财富。不是创造财富。贫穷社会主义也只是对现在的富裕者的掠夺，对贫穷者本身也没有利益。“劳动致富”是整个中国社会所能接受的道德原则，也是基本社会正义的来源。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的收入，而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当今天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效地障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少数人，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使用者，包括资方(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因为获取了过度的利润而暴富，成为消费过度的一个群体。但是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最低消费甚至严重不足，遑论各种社会福利。在大多数人没有致富的情况下，建立消费社会自然非常困难。
一味依赖廉价劳动力也已经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珠江三角洲三十多年里，没有任何技术上的进步，也就是没有产业升级。而亚洲“四小龙”一般是每十年有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同时，大量廉价劳动力工厂的存在也使得劳方没有动力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技能。在珠三角等地区，农民工就能打败大学生，前者甚至比后者更有竞争能力。这是一个国家畸形经济结构的结局。
廉价劳动力也导致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主要是在中国的外资部门)通过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得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尽管是顺差国，但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要比逆差国更甚，就是过度发放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更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变成转移财富机制，财富从穷人转向富人，从贸易顺差国和穷国(中国)转向贸易逆差国和富国(美国)。美国通过发行货币就可以把危机转移给中国等国，而中国发行货币只是把危机转移给社会。
所有这些问题因为和廉价劳动力有关，也必须、只能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使得劳动力不再廉价来应对和解决。中国要从发达经济体学习经验。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动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先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更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
亚洲经济体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上世纪经济起飞之后，政府实行了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在短短几十年内成功培植了中产阶级社会，使得日本成为实际上最大消费社会之一。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是当时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的经济体，他们也通过不同方式成功培养中产阶级，建设消费社会。台湾和香港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而达成。在新加坡和韩国，政府也扮演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新加坡，国家工资理事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理事会主要由劳方、资方和政府组成，根据经济发展情况而制订劳动工资水平。政府的这种主动性有效避免了西方那样的劳工运动，既保证了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产业升级构造了有效的压力。
总之，要培养中间力量就必须继续创造财富，要创造财富就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但同时必须加快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保护社会。只有这样，在此基础上，中国才有可能走上一条非暴力革命的和平民主化道路。
(摘编自《中国改革三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