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科学预测是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与实践；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概括；江泽民关于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化与创新；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科学论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整合与拓展。实践永无止境，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关键词］“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Ｄ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４０－０４
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探索中发生的种种曲折和失误，其根源之一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就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中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其核心问题就是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基本认识，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预测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社会主义应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基础。遗憾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并没有把社会主义视为一个价值目标、科学体系和制度设计三位一体的完整的社会主义观。最典型的是苏联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等。这种误解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挫折，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勾画了美好的社会蓝图，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科学的描述。在《共产主义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蓝图进行勾画。他们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消灭私有制；有计划地进行生产；没有商品和货币；社会产品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共同富裕；阶级和国家逐渐消亡；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没有提到过社会主义本质，但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１］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本质上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２］马克思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３］。所以，未来社会的本质规定是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
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俄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列宁主要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预测来认识社会主义的。１９２１年苏维埃俄国进入和平经济建设阶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遭到挫折，列宁认识到：“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４］并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５］同时，苏共十大决定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实行以发展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要求要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恢复贸易自由，大力发展商业，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和合作。另外，列宁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铁路＋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国民教育＝社会主义。历史告诉我们，这一宝贵思想被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模式给扼杀了，但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英明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宝贵思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继续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索轨迹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基本认识，不断地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一）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和实践
自从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中国建立、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成为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追求的奋斗目标。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之时，毛泽东明确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唯一选择。即使在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毛泽东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供实施，只有僵化的苏联模式可供借鉴。再加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思想认识上受教条主义、“左”的思想的束缚，毛泽东着重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基本特征的方面来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从而造成实践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扭曲。其中，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实践，就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人民公社当时被宣传为亚洲东部地平线上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６］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政社合一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模式，它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直接嫁接到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低、科教文化落后、小农占大多数的农业大国，企图依靠人民群众向往共产主义的激情和政治运动的方式，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建设，从而使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生了扭曲。最终使“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做资本主义加以反对”［７］等，导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贫穷落后、高度平均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这都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混为一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没搞清楚，有待后继者继续深化和探索。
（二）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位与概括
“文革”结束后，在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产生迷茫、陷入困惑的时候，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概括。
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索，就其思想轨迹来看，他是从“什么不是社会主义”进行探索的。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也指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两个不能”，即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针对当时有些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怀疑和动摇，以及脱离实际教条僵化地固守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来反对改革开放的“左”倾思潮，针对“姓社”、“姓资”问题对人们的严重困扰等，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８］
邓小平从本质上概括和界定“什么是社会主义”时，一连用了“解放”、“发展”、“消灭”、“消除”、“最终达到”五个动词，特别是“最终达到”，它表明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目标和过程的统一。因此，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剥削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实行合理的改革，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最终实现。同时，理解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崭新界定，应该认识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论述的切入点着重是在经济方面。“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有这些揭示的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经济方面，当然不能说仅限于经济方面。其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侧重于生产力方面；“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侧重于生产关系方面。而且，还应看到，邓小平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实际上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因此，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社会主义本质，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理解不能局限于邓小平同志这几句话。我们应该科学对待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界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地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
（三）江泽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继续深化与创新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实践邓小平构想和设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质中，没有停住继续探索的脚步。而是坚持与时俱进，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与创新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在２００１年的“七一”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概括了我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进行探索的创新成果。他指出，“我们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９］这一科学认识进一步从终极价值方面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完善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正确认识，即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必须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的畸形发展也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必须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江泽民并不是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之外提出这一思想的，而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崭新探索。
江泽民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并且指出了实现这一美好社会的切实途径。他强调：“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１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他们对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描述。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一个特征，并且把它与社会财富和人民精神境界并列在一起提出，这是第一次。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最宝贵之处是，他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切实途径。首先，在物质文明上，“要尽快地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通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１１］其次，在政治文明上，“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１２］再次，在精神文明上，“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１３］最后，在生态文明上，“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１４］可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这四个方面的全面进步。
另外，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将“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看做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根本目标，而把社会主义以发展生产力为最根本任务、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说成是什么追求消费进步而使社会主义失去真正目标。”“这种把人的自由全面解放与发展同它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共同富裕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没有什么根据的。”［１５］而江泽民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１６］这就启发我们要深刻理解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同时，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江泽民指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１７］可见，人的全面发展是渐进的过程、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需要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逐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四）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崭新整合与拓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基于我国当下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基本要求出发，不断诠释和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提出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１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进行科学的整合与拓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发展到了新的制高点。
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把“社会和谐”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创新。从“社会主义本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体现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认识的深化和拓展。同时，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１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社会和谐，就是构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的。当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也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才能最终达到和谐社会的最高理想状态。
与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一样，胡锦涛关于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论断同样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从本质上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论断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要求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总之，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科学论断，是我们党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整合与拓展，促进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新发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三、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更没有亲身经历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伟大实践。他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和本质的科学预测不是来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主要是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且只是对未来社会的大致轮廓和发展方向进行描绘。他们提供的只是研究新情况、解答新课题的出发点和科学方法，而不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套现成方案。
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的结论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理解，既不能当成教条到处搬用，也不能用现实的情况简单地去裁判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思想理论，”［２０］应该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要根据实践经验来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艰辛探索和初步实践，积累了重要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创造性地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进行三次重大的创新发展，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难以形成，也不可能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康庄大道。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必然要经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不断探索和认识的漫长过程，经过认识和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接近或达到真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样如此。同时，事物发展的过程性也要求我们要继续前行、继往开来，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发展，不断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向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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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