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家的男人 他们家被大火烧掉，是我十岁时候的事。那年我还在就近分配的小学读三年级。阿口总是我们之中知道得最详细的一个，因为她的母亲交际最广，阿姨们一早聚在里委门口家长里短的时候，她妈妈不免被招呼一下，阿口的手被牵着，中年妇女的话语不得不从耳朵灌入她的内心，再从她的嘴里依样画葫芦出来。
“一家三口，他们家的男人倒是逃出来了，老婆和女儿通通烧死。作孽啊，女儿也是十岁，烧得来跟刚养出来的婴儿一样大!”
一听女儿也是十岁，我们人人自危，仿佛相似的命运也要降临到自己头上。况且阿口说：“那家的女儿也在我们学校读书，就在一班。”
一班和我们仅隔两个教室，危险又近了。
中午回家吃饭前，阿口特意带我们绕到被烧的那栋房子去，在靠新村门口的街边，是我们步行去公交站头的必经之路。简直像拍恐怖电影，三楼的一扇窗户完全变成了正方形的窟窿，黑黢黢的。四围的墙壁也被熏黑了，尤其是上边，有火焰的剪影。我们半晌说不出话来。
阿口还说：“他们家的男人毫发无伤。人家都讲他想好不救自己的老婆跟女儿。”
那时八村已有将近四十年的历史，爷爷那辈的住客彼此间都熟悉，使得父亲那辈多少也认识。所以当那个穿黑衣戴黑纱的男人出现在菜市场的时候，我立马感觉周围的人似乎都约好似的往后退了一步，甚至每个人都多吸了一口气，才让菜场的空气如此紧绷。
我后面的老太低声嘀咕：“老婆孩子死了还有心情买菜做饭呢，真没良心!”
“人家有良心?有良心早就救人了有良心!”
不用我妈提醒我也晓得那个就是他们家的男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吱声，点了点蔬菜摊位上的卷心菜，然后按照电子秤显示的数字放下一把硬币，卖菜的人把两颗卷心菜装进塑料袋，然后像扔炸弹那样丢给他，还恶狠狠地瞪他一眼。
他在众人若有若无的注视中匆忙逃窜，我暗暗觉得他可怜。
不过我的同情从未说出过口，因为另一个同学先说过一回“人家死了老婆孩子也挺可怜”，立刻招致所有人的围攻。
“杀人犯你也可怜，真是是非不分。”
“你这种人小心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一边倒的七嘴八舌把她给逼哭了，哽噎的样子甚是难看，鼻涕还拖到了嘴唇，像檐溜一般滴落下来，没有人给她递纸巾。
头七女方家的大吵大闹更坚定了八村人对他的憎恨。他们家的男人太没用，下岗两次，也不晓得找工作，整日在家睡觉打鼾。老婆为了他白天工作，晚上回来还要绣花，周末拿到市口好的地方摆摊出售。老婆劝他出去找工作，他不肯。末了只得赶他出去寻，他就整天骑辆自行车东西南北地胡逛，傍晚回来说找不到。
女儿很懂事，读书也读得好，帮着她妈，关着门不让爸爸回家吃饭。
“就因为这样，侬趁机害死阿拉女儿跟外孙女。侬忒狠心了侬!”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憔悴，看得谁都伤心。
听闻火灾当天我就回头问我的父亲：“爸，要是我们家里着火，你会救我和我妈么?”
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只乱七八糟扯一大通：“这种事情简单来兮，拿被子弄弄湿，蒙好头冲出去；或者撕床单窗帘窗口头系好，一点一点放自己下去。”
我妈在洗菜，她顺口说：“你爸呀，自己怕得逃都来不及，大概要把阿拉两个人忘记忒了!”她兴许是在开玩笑，可我不觉得好笑。
这一回听到女方家的声讨我更难受，我爸简直跟他们家的男人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也下了岗，也赖在家里，我跟母亲正说好要动员爷爷奶奶不给他饭吃。
“逼他出去寻生活，年纪还轻呢!待在家里怎么行?”
“妈，其实爸爸和他们家的男人差也差不多。”我轻声向母亲道。
母亲愣了半秒，然后似乎有些愠气冲着我来：“（要勿）瞎讲，这里像你爸的男人多着呢!”
也许是对的，阿口她们也时不时抱怨父亲的无能和母亲的过分勤劳。或者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个没出息的爹，我们万不会还住在破败的八村。只是我妈已愀然放弃将父亲逐出家门的念头，她脚踩缝纫机，克托克托一直忙到十一点，帮别人家做衣服。
就在上个礼拜她还裂开嗓门，甚至把菜刀重重扣在砧板上，一手插腰一手指着门口大喊：“侬帮我出去挣钞票!就算讨饭也要去讨得来!”
阿口说大火发生前一晚那家的女人也说过类似的话。
后来我爸又舒舒服服地躺回到家里的摇椅上，鼾声如雷；后来那家的男人勒末生消失了。
他回到八村是次年的五月，春暖花开。花坛里弯弯曲曲的枝头绽满了娇艳欲滴的桃花，可尽管人回来了，人家还骂他是窝囊废，还骂他是杀千刀。
阿口说他们家的男人真的预备讨起饭来，在菜场门口，就在那块瞎子拉二胡瘸子唱山歌的地方。
“他用啥讨?”曾经因同情他而被弄哭的同学问。
“听人家讲，他带来一捆麻绳，说是他能够施魔法让这捆麻绳像蛇一样动起来。”
我放了学趁妈妈还在上班没回来的空当硬是拽我爸带我去菜场看热闹，也碰到阿口搀着她的爸爸。才四点多，他们家的男人身边已经稀稀拉拉站了一圈，基本上都是八村的男人，阿口以前说过：“这个时间不在工作，全都是些下了岗闲着没事干的人!”
他们家的男人没啥变，不过走时候的黑呢子外套换成白色背心，脸和膀子看样子都黑了不少。他拿出一个通常用来洗脚的木桶，往里面放了一捆麻绳，学专业魔术师那样向人展示桶的内部――没有其他东西。
接着他咕噜咕噜念起所谓的魔咒，声音不像从嘴里出来的，倒像是肚子里发出来的，白色的背心在腹部处一鼓一胀，声音阴沉而朦胧。我们起先都被他这架势给骗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只洗脚桶。可转眼十分钟过去了，什么动静都没有。有人开始笑，也有些人索性说：“还以为你出去学了啥了不起的绝活回来，想不到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没用!’’
有几个耳朵上叼着香烟的男人挥挥手说没啥看头便要往家赶，围着的圈形开始现出缺口，且缺口越来越大。我爸也准备拉我走。
这时他们家的男人发话了：
“大家等一等，我还有一个绝活，这个如果再不行，那你们再走也行。”
我旁边一个穿睡衣的男人说：“那好，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他本还想说“反正阿拉也没事情做”，不过话说了一半给吞回去。于是又都不走，仍旧七零八落地站着。
“下面这个节目要大家站紧一些，来，大家往前来一步。这样看得清楚。”我也随我爸往前一步。他们家的男人从背后的藏青色公文包里取出另一根绳子，是体育课上跳长绳用的那种。“好，我现在会把绳子甩向你们，你们看着，绳子往你们这头来的刹那会变成一条蛇!”
那个住在四十号里全八村闻名的麻将搓到六亲不认的男人说：“好，就看依猢狲出把戏，如果没变成蛇要侬赔我今天的麻将钞票!”
男人们似乎都不怕，我和阿口却忍不住互相瞅瞅对方，我们在彼此的眼睛里看出退缩的意思。
来不及了，长绳已经甩过来了。他又胡扯，就和一般的绳子没啥两样，绳子软绵绵地拍打在我们各自的小腿上，一片哗然，这一回大家真的散了。
回来的路上，连我爸都边走边笑，念叨他真 是没出息，丢人现眼。
到了家里，我小腿被绳子打到的地方就隐隐作痛，开始没什么，但想到刚才那个男人说的话，便有疼痛难忍的趋势，我急忙扯着我爸的衣服，他卷起我的裤腿，果真有两个红红的牙印，靠得很紧，牙印又小，莫非真的是蛇?看到这，我爸也神经兮兮地卷起他的裤子看看他的，果然在汗毛密集的小腿上也有两枚淡淡的血印。
我问他怎么办，他竞闷声不响。我被他的沉默吓坏了，吵着嚷着要去医院。我知道好多蛇都有剧毒，会要了我的小命。他按住我，叫我再等等看，说是不定会褪掉。我心里想着又不是衣服，还会褪色，但表面上除了听他的，也别无办法。我爸从抽屉里抽出两根晒被子用的纱线，系鞋带似的系在我小腿的牙印上方，也系在他自己的小腿上。
“就算有毒，这样子可以防止血液循环。”
那段时间真是我童年中最难挨的时光，还有半个小时，妈妈就回来了。而我和我爸还坐在沙发上干等，活脱两尊佛像，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还露出一条光着的小腿好似过年时候风干腊肉那般晾着。我越坐越觉如坐针毡，还觉得小腿被蛇咬的地方火烧火燎，我扭头去看我爸，他没有要动的意思。
久违的钥匙声还是响了，我的心都快扑腾出来。母亲一定会骂我们吃饱饭没事干，还要骂我们惹麻烦又要花钱。
我们还是没动，她先一惊，然后仔仔细细地察看我俩的小腿――这下完蛋了。
“奇奇怪怪的，你们父女两个又在干吗?没事情干吗把鞋带系在腿上?”
我刚要和盘托出，被父亲占了先：
“哦，没啥。本来我们俩画了笑脸想对你说你辛苦了。可画在腿上好像容易褪色，已经没有了，呵呵。”他向我递了个眼色。
我再低头看，红色的牙印不知不觉已消失殆尽。
阿口说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她身上，她也和她爸坐在家里干等，半步都不敢动。
“不是说有种蛇叫五步蛇?被咬之后走五步就倒地呜呼?”
结果当然也是没事。但我想到还多问了阿口一句：“你说如果真中了蛇毒，他们这样子不带我们去医院，我们会不会死?”
阿口的脸抽了筋一般，她似是而非地回答说：“不会……吧……”
食人鱼
故事是从一根狗尾巴草开始的。
狗尾巴草。
我第一次注意到它的时候它已长了高过轻轨列车下的枕木。那天没有一丝风，它就像儿时广播体操的领操员，挺胸收腹，动作极为标准，令人既羡慕又憎恶。当然在我未注意到它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这点毫无疑问。虽然我每天下班都在这里等轻轨，但今天以前从未发现它。兴许枕木的高度标志着一个临界点，正如公交车立柱上一米二的刻度一般，孩子的个头一旦超过那个界限，便需买票；没有长成那个个头的时候，他也存在，只不过在以票检作为人头统计的核算里，他可以忽略不计。
几乎是狗尾巴草映入我脑海的同时，我还发现了其他我从未注意的东西。铁轨的两旁，早已斑斑驳驳覆盖了一层苔藓，有的色沉，有的色浅，若隐若现，似乎其中绣着什么密码。枕木下面也颇不宁静，有几株草样的植物偷偷地从地面的缝隙攀爬出来，要用手去摸枕木上端铁轨的小滑轮。如果再仔细看，当然，如果你的眼睛还允许你再仔细观察的话，从苔藓处到铁轨处，偶尔会有一串蚂蚁结队越野。枕木与枕木间的孔隙对它们而言是山洞，枕木下坎坷的沙石对它们而言是山路，穿过这一切，蚂蚁便能到达彼岸的苔藓地去省亲。
况且，它也不是唯一一株狗尾巴草。每隔两个等候区，就有一株或两株高矮不均的狗尾巴草倔强地挺起。靠近我们乘客站立的这边其实狗尾巴草更多，有几株早已高过了枕木，甚至准备长到站台以上来。但即便它们距离我们的鞋如此之近，我们若不是基于十足的巧合，也决不会发现它们。
所以，准确地说，是从这一天起，我才感到每天下班后来此候车的乐趣。狗尾巴草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那样兴奋地叫嚷：“快看!我又长高了!”站台内的坑道两边或者刻有便于它们衡量的身高刻度。我提着手拎包默默地站着，直到那株首次吸引我进入它们世界的狗尾巴草摇摇地高过一个危险的尺度，使我为列车驶来后它的生死未卜感到担忧。我曳住自己的皮包，不时慌张地抬头看屏幕上的倒计时，只有一分多钟了。狗尾巴草还贴着铁轨贪婪地瞌睡。倒计时一分钟的那一刻，轨道最里处一点点黄亮起来，仿佛轨道两旁的岩壁垂有一粒粒小灯泡，可以一颗接一颗点燃。然而狗尾巴草仍未苏醒，我身旁的人开始摩拳擦掌地较量。终点站，来的是一辆空车，占得先机的人注定能占得一段路途的轻松。
列车如一个接一个看不到头的即将分娩的孕妇，一刹那全被推到手术台前，带着冗长的痛苦的嘶吼，狗尾巴草不见了。紧接着，孕妇们都被开膛破肚，似乎谁都不在乎她们肚子里究竟有没有婴儿，一个个推搡着冲进去要抢她们空着的肚肠。
“上去伐啦?不上去就快点让开!”我被粗暴地拨开，好像我是一扇不够麻利的门。各种各样的脚步声，如雷雨，如鼓点，如打桩，如凿冰，但都极其短暂。列车车门的灯古怪地闪烁起来，仿佛手术出了什么问题，还伴随着“嘟――嘟――嘟――”的催促，我忽然不明白这其中蕴涵着什么世人尽知的暗号，因为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扒着孕妇肚里的皮肉。然后，孕妇们打开的肚皮不容分说地合了起来，仿佛刚才不过是一场稀奇古怪的表演，她们又发出冗长的痛苦的嘶吼被推往下一个手术台，而我从这一次的吼声中，听到了某种满足与畅快。
狗尾巴草在最后一位孕妇被送走后弹了起来。它方才侧身向列车行驶的前方整个弯下，幸而它的腰肢足够柔软。它似乎看到我这个见证者，左右扭动它曼妙的身段来炫耀它的软骨功。我禁不住要笑它的可爱，可不经意瞥到站台旁巡视的穿制服的工作人员，立马收敛住笑容，往后退。
“我在等人。”我向工作人员解释道。我奇怪我为何要为自己辩白。
他用微笑缓解尴尬，又继续往前走。离下一班车还有6分58秒，站台上除了工作人员和我之外还剩一个中年男子，兴许他是真的在等人。我坐在他身旁，当然，还隔了一个空位。
“你也注意到那棵植物了?”中年男子冷不防地问我。
“什么，什么植物?”我仿佛回到恶作剧被家长揭穿的年龄，矢口否认是自己的第一反应。
他头往我这里靠了靠，轻声说：“就是那棵类似狗尾巴草的植物。”
“这不就是狗尾巴草吗?”话一出，我的谎言即刻被揭穿。
这个中年男子有一双因为藏在厚厚的眼镜片背后而缩小了的眼睛。他还是歇顶，剩余的头发不过出于义务象征性地撑着门面。我直觉他是位博学的人，所以没为自己刚才的抵赖感到过分的羞愧。
中年男子介绍说，那株植物是热带物种，最初见于苏门答腊一带，不过近些年在世界各地的非热带地区也偶有发现。他说了一次这种植物的学名，可似乎很是难记。他刚说完我就忘了，，所以仍只能称它作“狗尾巴草”。
“确实很难记，记不住也没关系。我们那时候将它们当亲人的名字那样反复惦记，没想记下来之后，觉得它们倒真像自己的亲人了!”中年 男子说道，笑了笑。
我也微微一笑作为答复。
“看得出你刚开始上班。很多人起初也都像你一样还有这份闲情逸致，不过慢慢就被生活吞没了……”
他流露出一丝黯然，然后挥挥手，示意不说这些，又介绍这种植物的个性，如数家珍：“它的随机应变能力极强，所以方才能够整个地弯折。在热带，它还要凭借这种延展的姿势捕食飞蝇和蚊子，就像蜥蜴的舌头一样，这是它的生存本能。”
一听说“狗尾巴草”能捕食飞蝇和蚊子，我对它的好感尤生。
“我们那时候就养它们在寝室，整个夏天得以不受蚊虫的侵扰，多亏了它们呀!”
谈话没几句，陆续有人来了，座位很快被占满，站台上也挤满了伺机而动的乘客。透过疏落的腿缝，还能看到“狗尾巴草”。
南站愈发显示其向原始森林发展的倾向。时断时续的苔藓渐渐连成一片广袤的地毯，“狗尾巴草”也越长越高。我虽是欣喜的，却不由需要抱着忧惧的成分。
中年男子每天都和我等同一班车。我们并不言语，只是偶尔点头致以问候，然后将目光投向这片郁郁葱葱的原生态花园，也听到越来越多的不合之音。
“这个轨道下面也没人清理，杂草长得快跟人一样高了!”一个中年妇女首先开始埋怨。
起初我以为又是零星的声诉，没想到这次引起了空前的回响。
“是啊，怪不得轻轨越开越慢了。”与她同行的一位阿姨立马应合。
“还动不动就故障暂停。”上海的中年妇女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一个人群中的呼告马上被另一堆毫不相干的同龄妇女接过话茬。
“是要清理清理，虫多得不得了!”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尤其当一位本来站得并不靠近的大妈撩起她乔其纱的裤腿，喊道：“你们看，都是在这儿咬的块儿!”她白胖的腿部有两列红红的包囊，于是她大大方方地搔起来，痒感像传染病一样泛滥全站。每个人都摸着自己昨天前天大前天咬的蚊子块儿抓了起来；没有块儿的人搔着假想的蚊子块儿。我笃定地站着，放眼望去，好像自己真的置身于一片雨林，周遭全是衣冠楚楚的猴子，它们搔痒的动作出卖了它们。这群猴子中，我清楚地看到那位比我更有理由镇定的中年男子，他的眼镜像厚厚的玻璃窗阻挡着我的视线。我们谁也不愿搭理一句这种植物原是吃蚊子的。
与其说是大叔大妈猜疑的结果不如说是我们两个冷漠的结果，翌日下午再来此等车时，这个供轻轨行驶的坑道已经被斩草除根，像一位蓄了几年胡子的艺术家被人刮净了下巴，别人觉得如此才回归正常，我单觉得可惜。
“狗尾巴草”不在了，我又只能盯着屏幕上的倒计时，百无聊赖地等车。时不时需要蹬一蹬脚，赶走前来觅食的蚊子。
时间过去了整整一年，又一个夏天将近尾声。台风接连来宣告秋天的临近。轻轨的站台不如地铁，等车时，站台外沿的暴雨加剧，两层严严实实的雨帘倒比地上的黄线更有效地预示着前方的危险。
所以，坑里纵使积了一洼水也是不足怪的，我也无须留意。尽管雨后的几个晴天这一洼水依然溽湿未干。
“那里边，你看那里边!”中年男子兴奋地凑着我的耳朵喊，然后他抛下一个神秘的微笑，戴着他的玻璃窗与秃顶走到一旁。
我下意识知道他指的是那洼水。南站缝隙丛生的穹顶倒影在这洼水里，让水看起来像是被整齐分割的田野，田野里隐约出现几许红点。
几许红点。
像田野中盛开的山茶花，不过被田野掩映住了。红点又好像会动，像舞台灯光投射其中，出于表演的需要忽左忽右地晃动，或明或灭，但不知是什么。
“是食人鱼!”隔了两天中年男子向我的左耳袒露，“最早只见于亚马逊河流域，长度不超过人的手指，但能把一头成年的大象啃得只剩骨头!”
我的脸色瞬间变成骨头的颜色。
“不用害怕，它们啃不动铁皮。况且它们生活在水里，不会干扰水以外的生命。我家至今还养这种鱼做宠物呢!”
如果撇开食人鱼的身份，我确实欢迎它们的出现。好像回到了“狗尾巴草”的时代，我又不用盯着屏幕的倒计时打发没有期待的光阴。最彻底的改变发生在下雨天，我再不必为无遮蔽的站台而发愁，不用介意别人收伞时挥落的雨水打湿我价格不菲的裙摆。食人鱼渴望着雨水的滋润，那一刻我仿佛与水洼里的它们休戚与共，发自心底感谢雨水降临大地。
为此，我曾错过几班列车，我喜欢看雨点滴在水洼里溅起的水花。食人鱼大概因为食物的匮乏总不见长大，仍旧是那几许红点。它们争先恐后地游到水面去衔那些雨点，仿佛那是撒给它们的鱼食。雨水看似正逼迫着水洼涨潮，将食人鱼推涌至疾驶而来的列车。
“别担心，它们不见得如人想的这么笨。”中年男子说，自从食人鱼的到来，我们之间的交流仿佛又多了。
果然，从轨道开始震动起，食人鱼便安静地躲到水底下，齐刷刷地。直到列车停下，吞吐骚动的人群再呼啸而过，它们重又活动起来，红点上下攒动，叫我突然想到从未有幸目睹的乡间的萤火虫。
“我也最爱这种鱼。你明知道它异常危险，可就是因为它危险，却愈加拥有一种慑人心魂的美。”中年男子说。我点了点头。
但即便是慢，它们也还是在长个儿。本来细小得像钢笔的笔尖，现在渐而粗起来，像毛笔蘸了朱红，点在黑漆漆的水洼，稍稍弥散出一线红丝。怕是再过些时日它们就像胭脂了，浓得化不开。
我猜想大多数人不过以为这几许红点是南站穹顶某处的倒影，因为他们大多数的时间不过默数屏幕的倒计时。但瞒不了多久的，我仿佛在水洼底部的黑色屏幕上见到了它们生命的倒数。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我为周末不能上班而感到煎熬。这感觉只有多年前的学生时代才有过，我为周末无法见到暗恋的男生而度日如年，那是个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的青涩年代。一个周末，我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默默地乘车来到南站看食人鱼。
天光云影浮现在水洼里，立即退回成一张黑白的底片――鱼分明是在云里游的。我看得入神，甚至没发现身边站着的中年男子。
“很让人着迷吧?”他问我。
我不再掩饰自己对于这种鱼的感情：“是啊，可是万一被发现了……”
“其实养在这里也无所谓吧?不用纳税人的一分一厘，也不会吃人。而且公平的很，谁看见它们谁就能拥有他们。”
他沉默了，半是由于巡逻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食人鱼仿佛也能嗅出人身上潜伏的危险，沉入水下，水面余下一抹淡淡的红。粗心的人会以为那是阳光的投影。
不过我不必再故意解释说：“我在等人。”
周末白天南站的人不多，即使有，也不过是拖拉着大包小包目标明确的匆匆过客，只有我俩有这份心境陪伴这些美丽的轻轨住民。
没有人知道后来的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也许是有人轻易地将这些鱼的生命出卖给媒体为换取一笔卑微的酬劳；也许是多事的阿姨大妈眉飞色舞地谈论她们的发现打扰了逡巡的工作人员同样闲暇的上班时间；或者是小孩子的好奇立刻激起了他们那总是过分紧张的父母的警惕……
总之电视台来过了，闪光灯将这些怯生生的食人鱼吓得在拮据的水洼里上蹿下跳。轻轨被大惊小怪的有关部门勒令暂停。不急着上班的人们饶有兴趣地沿着站台站了里三层外三层，水洼早被记者、轻轨工作人员、警察甚至所谓的专家学者围住了，这些外围的人群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
很多人按常理推断是有人跳轨自杀。他们的假想立马被添油加醋，传得绘声绘色，俨然篡夺了真相的地位。因为当食人鱼的身份被证实时，他们还斩钉截铁地对他们的亲友打包票说：
“有一个人被食人鱼咬死了。我当时就在那里，你不知道有多可怕!白骨都露出来了!”
于是，他们的亲友也加入了传播的链条：“不要不相信，那时候我的亲戚小王就在那里!”
事情比我可以预料的还要糟。莫须有的食人鱼杀人事件袭遍全城，成了无聊的都市人上下班期间唯一的慰藉。我本来还为这些无辜的鱼类抱有一息尚存的侥幸心理，如今既然闹出了“人命”，自然不能平静收场。
政府起初几天不过报道了南站轻轨发现了食人鱼，并且承诺事件已经妥善处理。除此之外，并未报道所谓的食人鱼杀人事件。但市民又统一断定：“政府为了安抚人心，所以不提及人员伤亡的事情。”
不过事情没有就此解决，因为政府没有查明这些食人鱼的来历，只能猜想食人鱼可能是乘客携带上轻轨。于是好事的记者走访了各类花鸟市场，采访食人鱼的售卖情况，他们的问题如下：
“购买食人鱼的顾客知不知道这些食人鱼有伤人的危险?”
“当然知道，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又会说了：“知道了还买，真是变态!”他们也许边看新闻边将鱼肉嚼人他们的嘴巴里，熟练地吐出鱼刺。
最终，似乎那条存在于传言而未被报道的人命注定要有个着落。新闻报道说有一中年男子被自家养的宠物食人鱼啃噬致死。听到消息的市民也仿佛终于能出口恶气，似乎他就是将食人鱼放生南站以企图杀死全上海市民的罪魁祸首。
我只是关上电视，房间终于比外面要黑而且安静得多。
自从食人鱼曝光后，我就再没有见到他。
钱佳楠
1988年生于上海，201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2008年获“望道传媒奖”，2011年获台湾时报文学奖小说组特别评审奖。小说与文章散见于《鲤》《中国改革》等。
责任编辑：周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