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说，她过了四十岁才到美国，现在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就是说，她已六十开外，但看不出来，说她只有四十五六，是没有人不信的。我想这得益于她的朴实。朴实能让人显得年轻，听起来不可思议，事实却正是如此。郑敏跟我们交谈，时不时冒出一两句英语或某个英语单词，但那张脸，那身穿着，都是中国式的，甚至可以说，是她离开中国时的样子，她的面相也便固执地停留在那时候。
在洛杉矶下了飞机，郑敏来机场接我们。之后将近十天，她都陪我们同行。在洛杉矶待了三天，便穿过广袤无垠的西部高原，从加州进入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再折而向西向北，进入北加州的旧金山。除去在宾馆休息，待在车上的时间很长。一辆中巴车，我坐倒数第二排，郑敏坐最后―排，我希望静默地欣赏一下美国西部风光，想象一下斯坦贝克在这片土地上写《愤怒的葡萄》时的情景，但郑敏总是打断我。她太想说话。她说自己刚到美国时，生活很难，打两份工，白天一份，晚上一份；当时她租了一个白人的房子，当然不是整套，而是一间，每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逼窄的房间里，就立下宏愿：五年之后，我也要买这样一套住房!
听她这样说，狄更斯一句幸灾乐祸的话，猛然间从我记忆里蹦出来：让那些发财人去国外受苦吧。
可郑敏当时算不上发财人，她从安徽来美国，是因为有亲戚在美国，亲戚不断蛊惑她，等她真的到来，却没给她任何切实的帮助。她把自己劈成两半，进毛纺厂当织工，进餐馆洗碗刷盘，苦的确受了不少，但受苦的时间并不太长，只用了三年，就把那个白人的房子全部买下了。她现在住的地方，有一千多平方米。到洛杉矶的次日，她领我和另外两人去她家参观。晚上九点过，雨密密实实地下，郑敏驾着私家车，水雾模糊了视线，雨刷清扫不及，她便不停地扯纸巾擦挡风玻璃。我坐在副驾上，她的一举一动，都没逃离我的眼睛。她的一举一动都散发出一种气味，形单影只的气味。去她家参观是她主动提出来的，而且相当盛情，本意是邀请我们一行十人都去，结果愿意去的只有三个。
她说，洛杉矶是个少雨的城市，一年能下一个星期就不错了，你们一来，老天爷也感动，下个没完。
这是真的。我们下了飞机，雨就跟随黄昏降临，昼夜不停。分明是冬天，却到处听见雨声。直到我们离开洛杉矶的那天清早，太阳才装精装怪地从大海上升起，把这座雾蒙蒙的城市照得透亮。
郑敏的家在洛杉矶西郊的富人区。掩映在森林中的别墅，多为浅灰色，很低矮，这大概与洛杉矶是地震多发带有关。林木之间，松鼠自由穿梭，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孔雀，在花园里高视阔步，偶尔抻长了脖子，“哟喝―哟喝―”地叫那么几声，像是在感叹什么。当然，这都是郑敏告诉我们的。夜里，我们没有看见孔雀，也没有听见孔雀的叫声。出了城，就很少路灯了，要是陌生人来寻，根本找不到郑敏的家。半小时后，她把车停在自家门前，看见旁边还停着一辆，后排一个人问：你家有两辆车啊?郑敏漫不经心地说，不是两辆，是六辆。那人就不再吱声了。
郑敏说，我们是住在富人区的穷人。
门开了，她丈夫迎出来。她丈夫看上去比她年长许多，我们怀疑郑敏是二婚。其实不是。她丈夫原是广东人，姓江。进了屋，在灯光底下，江先生不再显得那样老，身着黑皮衣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头戴鸭舌帽，迈着“华侨步”，不像郑敏对我们那样热情，但也很够意思了，进屋就端出果盘，有美国提子、新鲜橘柑，还有巧克力。可是郑敏没等我们入座，就领我们参观她的家。从客厅出去，进入后园，一条弧形长廊，把我们引入另一个房间。前面的那个房间是他们儿子的(儿子一家人都不在)，这个房间才是老两口的，客厅不算大，但书房很大，是郑敏的专用书房。郑敏在国内只念过初中，到了美国，就当上作家了。她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在书里。她给我们每人送了一本。工工整整地签了字，写“某某雅正”的时候，用的是中文，签自己名字时，用的是她的英文名，翻译过来，是詹妮。
送了书，她依旧没让我们坐踏实，又领我们进入园子。园子里泊着几辆车，其中有一辆修长的房车，她说，有了空闲，一家人就开着房车去荒漠住上几天。郑敏不是很希望说话、很希望交流的吗?为什么要去荒漠?我这样问她，她不回答。园子里没有灯，只有从房间漏出来的灯光，吃力地游过雨雾，淡然地涂抹在她的脸上。我们都撑着雨伞，那灯光只能涂抹她半边脸，黄黄的，像许久无人翻阅的册页。房车背后，是果树和草坪，江先生端出的橘柑，就是刚从果树上摘下来的；还未成熟的柚子，体型硕大地悬在枝条上，稍不留心就撞额头。草坪上积水很深，一脚踩下去，泥浆漫进鞋口。我们当中有位女士，不想让美国的泥浆把鞋子弄脏，更不想让美国的泥浆坏了自己的优雅，提出不再往里去了。我们也都有这想法。黑咕隆咚地进入―个陌生之地，实在不知道除了泥浆之外，还会踩到什么。但郑敏置之不理，她大步流星地在枯萎的草地上穿行。我们只好勉强跟上。郑敏指着―个地方，说这是鱼池，这是用鹅卵石砌的水渠，这是她儿子亲手修建的凉亭。
我们啥也看不见，只发出一声接一声空洞的惊叹：哦，真好!
再次回到老两口的房间，江先生已将果盘从儿子那边移了过来，把橘子剥开，请我们吃。橘子像乒乓球那么大，很甜，水汁饱满。接着又把巧克力剥开，说这是美国最好的巧克力。既然是美国最好的，差不多也就是世界最好的了。美国的一切都是世界性的，哪怕横贯加州和内华达州的荒原，也因为西部牛仔片的风靡一时，成为世界荒原的代表。
吃过橘子再吃巧克力，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橘子那么甜，巧克力却有一种苦味。
我问他们，这―带住的中国人多还是美国人多?
虽然他们早就是美国公民了，但我还是习惯性地把他们当成中国人。
江先生回答了我。他的潮州口音太重，听不大明白。郑敏用标准的普通话对丈夫的话进行解释，说以前这里住的大多是白人(他们把白人作为美国人的代称)，后来中国人多了，白人就搬走了，但没搬完，他们旁边就住着一户，两家之间，有面低矮的短墙，短墙靠里，种着一长排桂花树；透过枝桠，能望见白人门前一棵高大的、亮闪闪的圣诞树。再过不到十天，就是圣诞节了。
郑敏在解说过程中，自然会夹杂一些英文单词或句子。
你们跟那家人有来往吗?同行的女士问。
各过各的，江先生以尽量缓慢清晰的语调说，没有来往。
门外的雨声越来越响，夜色沉郁。夜色把大地分割成许多个部分。我们坐在屋子里，坐在灯光底下，自成单元。在另―个屋子里，另―个灯光底下一比如短墙的那一边――会坐着什么样的人?说着什么样的话?他们住得这么近，是中国^观念中的所谓邻居，却从来没有来往。并非语言不通，郑敏的英语说得是很地道的，想必江先生的英语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因为他们办移民时有一个“考公民”的程序，其中一项考试内容，就是察看英语水平。
郑敏家里，没有任何一点圣诞将至的气氛， 自然也没有圣诞树。在我们国内，进入12月中旬，许多商铺酒楼门前都会扎起圣诞树或制作一个圣诞老人。他们在美国，旁边还住着白人，却没有这些。
于是我提了一个很傻的问题：你们想没想过回到国内去?
刚来的时候想过，江先生说。
现在不想了?
早就不想了，打也把我打不回去了!
这是郑敏说的，说得斩钉截铁。
我们又坐了几分钟，起身告辞。郑敏开车把我们送回了宾馆。我的同伴都住在一楼，唯我住二楼。上到二楼的走廊上，我看见郑敏还没有离去，她静静地坐在驾驶室里，像累瘫了，不能动弹了。
可陪我们同行，她的话总是那样多。她问我看她的书没有，我说还没有，我说我不习惯在旅途中看书，我要拿回国内去慢慢看。她很不放心的样子，你真的会看吗?那还用说，肯定看!你应该看，她说。接下来是一串英文。她的英文之所以地道，不仅在于发音，还在于吐词的方式以及与之配合的手势。她吐词是不连贯的，是一嘟噜一嘟噜的，前一嘟噜说完，突然顿住，短暂的停歇之后，才是下一嘟噜。据说这是典型的西部腔。她从语言上已经融入了美国，至少已经融入了美国西海岸。我的英文不好，但她的意思大致能够领悟，是说，她的那部书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读者，在中国，她感觉到的是无奈，在美国，感觉到的是无能。美国千千万万人比她富有，可她一点也不嫉妒，因为她知道，那些人都是凭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富起来的，不像在中国，智慧和勤劳有时连屁都不值。
车窗外的大漠无穷无尽。郑敏以当地人的习惯，把这大漠叫沙漠，其实它跟我们理解中的沙漠完全不同，它有地衣，有灌木，有高过几米的仙人掌，甚至还有虽不高大却蓬松挺立的加州橡树。在大漠深处，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武器库，有白房子的监狱。
景色并不单调，却有了荒凉的气息。这是土地本身的气息，更是不惯于接近大自然的人几近荒败的感觉。有人终于扛不住这种感觉，大声说话。他们说话的声音压过了郑敏。不知是谁提到了洛杉矶富人区的孔雀，我的同伴真有人看见了，说那些孔雀跟中国的孔雀长得一模一样，也不知它们为什么生在美国，而另一些孔雀却生在中国。其中一人，老贺，本在假寐，这时候把眼睛睁开，以他特有的、唱歌一般的乡音说：管它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呢，都是可以用来下锅的啦!
郑敏勾着腰，把嘴凑近我耳边，忿忿地说：中国人最坏!
老实讲，这刺伤了我的自尊心。
我说，美国有没有坏人?
郑敏抬眼望见了远处白房子的监狱，美国也有坏人，但……
她没把话说完。
我的同伴还在议论孔雀。老贺正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件事情，说他当某市宣传部长的时候，有人给他送了一对孔雀，一公一母，过了半年，那送礼的人带着十二分讨好的心情，到他家看孔雀夫妻是否有了儿女，他哈哈大笑一当时对着送礼的人笑，现在对着车里的人笑。我为什么要让它们有儿女呢?他说，它们想生儿育女，可以到别处去，不可以在我家里的啦，在我家里，就是下锅的啦。
说罢又是一阵大笑。
郑敏越发忿忿不平，细声而坚硬地说：分明是个残忍的贪官，还好意思拿出来炫耀。
他之所以炫耀，是他已不在政府部门。那是他昔日的荣光了。他现在是某省艺术协会的“一把手”。虽是“一把手”，但明显很落寞。来洛杉矶的飞机上，我跟他是邻座，起飞不久，我们聊开了，他开门见山就诉说自己的落寞，他说我想不通啊，我年富力强，为什么要把我下调?我以前当部长，办公室有百多平方米，我咳声嗽，就有人送药来，现在呢，办公室只有六十平米，咳嗽把嗓子咳破了，也没人理你的啦!以前我起立，别人起立，我坐下，别人还不敢坐下，现在呢，我起立，别人不一定起立，我还没坐下，别人就已经坐下了。他接连叹息几声，灵便地摇着头。他这样不避讳我，是因为我跟他来自不同省份，而且刚刚认识。他早就想找人倾诉了。他不知道我就是那种他起立我不一定起立的人。
不过他的情绪我能理解，因为之前我见识过。我所在的艺术协会，一度“一把手”空缺，物色了半年，终于物色到一个人选，那人是某偏远地市的副市长，调他到协会来，可以让他举家迁往省城，更重要的是解决他的正厅待遇，可他一听去处，这样回答：去他妈的!你们不要我干，我不干就是了，反正我不走人，我要在这里退休，死也要死在这里!
在他们眼里，往群团组织调动，就意味着在官场无法再混下去了，是被排挤的象征。
那天老贺还对我说：那些搞创作的家伙，个个做出很牛逼的样子，你在别人面前牛逼我管不着，怎么能在我面前牛逼呢?你在我面前牛逼，我搞不死你，也要拖死你。那些家伙不是在简介里打上国家一级作家就觉得很光荣吗?那好，我就不给你评职称，一辈子让你当国家三级作家的啦!
他说得很轻松，像开玩笑似的，但眼光背后的那股狠劲儿，我感觉能把我推出飞机之外。
这些事，我自然不能告诉郑敏。不是不能告诉她，是不想。
此刻，老贺还在那里没完没了，问导游米勒先生：美国不是有不少免税商品吗?孔雀免不免税?如果孔雀免税，我就带两只回去。
米勒很认真地回答他，说美国不卖孔雀，即使卖，你也带不回中国去。
经过著名的胡佛水坝，车停下来，上厕所，抽烟，照相。郑敏站在风口，大口大口地吐气。车里的空气确实不好，密封太严，氧气稀少，老让人晕晕沉沉。当我要拍摄远处一架尚在修建的钢架桥时，郑敏挡在了镜头里。我没请她让开，反而把镜头拉近，这样，我拍下了郑敏清晰的背影。这哪像―个到了美国二十年的人?如果不是在国内就知道她的经历，知道她是作家，并主动跟她联系；如果不是亲自到她位于富人区的住宅里去过，我要说，装进我相机里的这个人，分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妇女，天蓝色的、过于宽大的毛衣显得很臃肿，用皮筋扎起来的独辫拖到腰部。她的背影比脸部明显苍老。脸留在了二十年前，背影却被时间漫过，遗下陈渣；包括那根独辫，也没剩下多少青丝。
我很想照一张她的脸，便说，郑敏，转过身来。
她转过来了，看着我的镜头，笑。她笑起来是那样羞涩。
然后她问我，那个姓贺的是不是作家?
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艺术家的领导。
艺术家不需要他这样的领导，她说。
又说，幸亏他不是作家，要不然，我会把你们这群人都看扁的。
她的话总是这样刺耳，可她自己竟没有感觉到。她已经疏离了母语系统中的人情世故，可她还在用母语写作，我很怀疑她作品的力量。我虽然早知道她在美国西部华文作家中，具有相当的影响，但从未读过她的作品；很可能，她送给我的那本书，我照样不会读。
米勒说在此停留十分钟，可来此观光的不仅是我们，还有好几车人，而移动厕所只有一个坑位，外面排了很长的队伍，二十分钟后也不一定能走。我举着相机，东南西北地摁下快门，就无所事事了。这里说不上什么好风光。这里的好风光埋在时间的深处。上世纪三十年代，胡佛水坝作 为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直接缔造了闻名全球的不夜城拉斯维加斯，大半个世纪过去，其光芒已经老了。它能与三峡大坝相比吗?――我和我的同伴，就是以此自豪的。
我们曾经认为只有外国的月亮圆，现在发现，外国的月亮也不一定那么圆了，中国的月亮也不一定那么不圆了，因此我们有理由自豪，有理由用三峡大坝将胡佛水坝比下去。
同行者好几位都是瘾君子，包括老贺。老贺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他要利用别人上厕所的时间，把烟瘾过足。抽完一支，他扔到地上，再抽一支，又扔到地上。郑敏皱着眉头，警惕地观望着别的人群，那些人都是洋人，也不知是哪一国的洋人。她很害怕那些洋人看见老贺他们乱扔烟头。发现那些人都忙于照相，没有在意，她便做出不经意的样子，走到老贺他们跟前，用脚把烟头捻灭，弯腰捡起来，丢进了垃圾箱。
再次上车，各人都坐了原位。也说不清什么原因，我不想跟郑敏靠得那么近。车上位置宽敞，好几排都只坐了一人，但漫长的旅途中，每个人都早已圈定了自己的世界，不希望别人插入。我只好又坐到倒数第二排去了。郑敏已先一步上车，她正在后排望着犹犹豫豫的我。我想她应该看出了我的心思，可她似乎没有。她拿薯片给我吃，说，这是我们美国的特产。
的确是他们的美国。她除了说过“我们美国的特产”，还说过“我们美国总统奥巴马”。郑敏到美国五年后，考了公民，考过不久，宣誓，宣誓之后，就真正成为美国公民了。郑敏说她宣誓那天，所有亲人和新结识的华人朋友都去现场为她捧场，因为这是她无比光荣的一天。
对宣誓的内容，我早有耳闻，其中一项是：如果美国跟中国打仗，要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
我对她说，你知道二战之前加入美国籍的日本人吗?珍珠港事件后，他们被抓起来，投进了监狱。加入美国籍的时候，他们一定也跟你一样宣过誓，可到关键时候，美国并不把他们的宣誓当真。
连续几天来，郑敏让我别扭，让我难受，我也要让她别扭，让她难受。
她是否别扭了、难受了，我从她有些鼓凸的眼睛里看不出来。
但她好一阵没再说话。
下一站是美国国家公园，科罗拉多大峡谷。路程还很遥远，我将椅背放扬，想睡一觉。自从到了美国，我没哪一天是睡好的，往往是将近子夜就寝，仿佛睡了相当漫长的时日，终于醒过来了，开灯看表，却只睡了一两个钟头，甚至只有三四十分钟。脑子是一种病态的清醒，可真要看书，又感到特别费劲，没有一行字能够进入脑里。只好将电视打开。这时节，正是老虎伍兹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电视里关于他的节目，也沸沸扬扬，如火如荼。在这一点上，东半球和西半球没什么区别，中国和美国没什么区别。世界需要明星，也需要明星的绯闻，明星热热闹闹的绯闻，可以将我们内心的荒芜掩盖起来。
车上的睡眠比床上的睡眠更加脆弱，不过我一直做出睡觉的姿态，一直不睁开眼睛。窗外的风景大同小异，虽然越过千山万水才来到这里，我似乎也没有必要为错过一段风景而惋惜。迷迷糊糊的，我听见郑敏在清理嗓子，然后，我听见她吃薯片的声音，喝水的声音。一车^都在睡觉，唯独郑敏弄出的声音在细瘦地游走。她为什么不睡―会儿呢?
我心里明白，我这样装睡，这样不理她，其实是很残忍的。
我将座椅调正。
她说，醒啦?
我转过头，朝她咧咧嘴。
前方不远处便是硅谷，她便给我讲自己来硅谷打工的生活。到美国第一年，她干着织毛衣的事，洗碗刷锅的事，第二年就到硅谷了。早上闹钟一响，大冬天也会把汗吓出来。每天工作到夜里十二点半才结束，遇上加班要到后半夜两点半，回到家已是三点多，而闹钟响起时，才清晨六点过。那时候，她觉得^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再睡半小时。想睡，却不能睡，于是陷入挣扎，能在床上多赖一分钟，也会感觉到是了不起的胜利。从奥克兰、旧金山、洛杉矶甚至更遥远的地方，到硅谷的上班族真是太多了，“要么在硅谷，要么在去硅谷的路上”――当时的广告语就是这样说的。人人都渴望参与，人人都渴望成功。郑敏跟两个同是中国大陆来的知青姐妹，到硅谷的湾区淘金，三人租了同一间公寓，因作息时间不同，怕相互影响，闹钟只能调成震动，像戴胸罩那样戴在自己胸口。郑敏说，我们虽然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真正见面的时间，只有礼拜天，平时有什么事，只留张字条。
自从到了湾区，她就无暇也不想花时间打扮自己了，因为没有人在意和注意这些。
当然说到底，主要是没有时间打扮。硅谷的房租，几乎每隔三周就会上涨百分之五，离公司所在的圣何塞远一些的房租稍低，三人便去远处租住，每天上班，要开车走三十多公里路。
生活就像下棋，郑敏说，应该一步一步，循着自己的路数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圣经上有一句话：“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其实你是富足的。”对生活的需求，除了物质以外，还有更多说不清楚的“欲”。人在不断地追求奋斗中，往往忘了自己的初衷而被卷入旋涡，不停地转动，以致抽不出身来。尽管可能暂时得到了，但是真正会富贵、会快乐、会满足吗?
她这样提出疑问，我却无法回答她。
我想起她带我们去富人区看她住宅时的情景。
米勒打开话筒，告诉大家，说旁边有家商场，可以下去买东西，并说是这条道上最后一家商场，买完上车，便直奔大峡谷。
对购物我没有兴趣，想买的也都买过了，因此没有下车，躺下睡觉。郑敏要帮大家翻译，尽管不买，也要下去。这一觉睡得特别死，当我醒来时，车又开出了好长一段路。
郑敏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说很快就到大峡谷了，你会看到，我们美国的国家公园，跟我们中国的很不一样。
好多次，她在说了“我们美国”之后，紧接着就是“我们中国”。
后者不是对前者的纠正，不是的。她说得那样自然。我似乎明白了，她宣过誓，早就是美国公民，现在跟白人成为邻居，在圣诞节将至的时候，她家的房前屋后，却为什么没有圣诞树?
怎么不一样?我问她。
我给你讲个笑话你就知道了。她说，曾经有个小姐，屁股上扎了一根刺，扎得很深，只好求救于医生。医生问这根刺的来历，她说是自己去国家公园解手时不小心扎进去的。医生一听，接连摆手：国家公园的刺我不敢动，必须上报立法委员会，经过他们讨论后批准了才行。郑敏说你听出来吧，美国的国家公园绝不允许有任何人造景观，上帝是怎样安排的，就让它们以怎样的形态自然呈现。
亚利桑那州西北部的凯巴布高原，积雪达数十厘米。我们的车犁开雪尘，开进高原上的公园，管理员却不让进，叫司机倒回去，说这是一车道，我们的车应该从四车道进去。其实，当时只有这一辆车，而且一车道和四车道在很短的距离内就殊途同归了。司机倒车的时候，我们都笑话美国人真死板。老贺说，要是这些家伙在我的手下干事，不上―个星期，我就要叫他走人的啦。
等车里安静下来，郑敏小声对我说，这不是死板，这是规矩。世界上最可怕的，莫过于没有规 矩。接着她讲了自己遭遇的一件事情。两年前，她因事回了一趟中国，几天后口腔生病，中国的朋友陪她去医院做了个小手术。医生看见她的护照，知道她是美国籍，开价九千块!朋友急了，说你别看她现在是美国人，可她是作家，作家在美国是最穷的了，比扫大街的还穷，你们可不能漫天要价，要那么多她也给不起。好说歹说，医生一点一点地往下减，竟然减到了二百。
九千和二百啊，郑敏说，如果你从一车道进去收九千，从四车道进去收二百，你选择哪―个?
我以为她如获重生，交了二百就走人的，但她没有，她不依不饶，要跟医生理论。因为她从九千和二百的落差里看到了规矩的混乱。她要跟医生辩明，在这件事情上，究竟该走一车道，还是该走四车道。如果该走一车道，九千她会给，九万她同样会给，她并不是嫌价高，而是觉得，不能既可以走一车道，又可以走四车道。朋友小声而严厉地警告她，都降到二百了，你还理论啥呀，赶快逃吧!
郑敏还说了几件事，都跟上面的那件事大同小异。
她问我，你到美国这么几天，进过商场，也进过洛杉矶湖人队的球场，你发现我们美国人排队有什么特点没有?
想了想，我说，他们把队伍排得很正。
我说的是“他们”而没说“你们”。
郑敏没有计较，高兴起来，说，就是!我们中国人排队就不一样了，后面的人不是站在前面的人背后，而是站在侧边，这样，既可以说他是在后面，也可以说他跟前者平行，只要他把脚稍稍伸长一些，还可以跨到前面去，成为前者的前者。这种规矩的混乱，让前者焦虑，并给他一种挫败感，觉得自己那么早来排队，实在不值。
阳光时隐时现，在阳光最明亮的地方，车停下了。科罗拉多大峡谷像上天安放在这片高原上的巨碗，一口连着一口，红色成为它的主色调，仿佛隐隐燃烧的火苗，但再看，它又变成棕色、蓝色、灰色，甚至白色。大自然浩瀚的气魄，叫人心生敬畏，且无法不相信神的存在。但说真的，它并没让我感动。有一年，也是冬天，我独自去川西高原，望着高天上的孤鹰，寸草不生的山脊，以及远处变幻莫测的雪峰，心里发颤。那些藏人，历经辛苦把经幡挂到山顶上去，让风诵读，把他们的真理传到山里山外，使我涌起宗教般的庄严情感。而科罗拉多大峡谷，这个据说在太空唯一可用肉眼俯瞰到的自然景观，却没让我感动。我想这是因为自己是―个观光客的缘做。何况我跟了这么多人来。大自然的灵魂，没有理由走进一个凑热闹的观光客的内心。
倒是在雪原上觅食的两只驯鹿，以及经米勒指点才勉强看清的那个在峡谷极深处的印第安部落，提示我潜到深处，沉静了片刻的工夫。
刚从国家公园出来，郑敏便接到电话。
是旧金山打来的，旧金山的北加州华文作家协会，早就等着我们去，要跟我们交流。在洛杉矶，我们也跟南加州华文作家协会进行过交流，在他们经常聚会的777会所，济济一堂。他们每个人都争着发言，还站上台去，朗诵自己或别人的诗歌。但我要说，他们显得过于认真了，因为我们这群人，大多想的是聚会尽快结束――时间这么仓促，还有那么多景点等着我们去看。
收了电话，郑敏说，旧金山那边把聚会的场所都租好了。
可事实上，我们至少还要一天半才能到达。
退出雪原，枫叶一树一树地红。这情景让我想起家乡的深秋。我家乡的枫叶是有名的，每到仲秋时节，小小的县城便忙碌起来，那是要接待各方来客。每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的上级，上级下来看红叶，当然需要殷勤接待，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常常是酒店暴满。接待方的工作人员，不回家，也不回单位，白天黑夜都在酒店里恭候。有一次，我回到市里，市文化局的朋友恰恰要去我老家看红叶，便捎上我，天黑尽时到达县城。刚在酒店住下，另一队人马风尘仆仆地赶来，敲开我们的房门，要把我们从房间里赶走。那队人马的接待员说，这房间是他们早就预订了的。我们正准备让出去，接待文化局的人说，不能让，让出去就没地方住了。双方争执不下，闹得乌烟瘴气。最后，两方接待员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比谁的官大。结果，我的那个朋友胜出，他既是文化局局长，还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比对方的官大，因此稳稳当当地住了下来，也因此而气宇轩昂。简单洗漱之后，被带去吃饭，加接待方和我在内，只七个人，却满盘满桌，多的是野味，且喝了六瓶五粮液。接待方不把上级客人灌醉，仿佛就不成敬意。客人实在喝不下去，往往偷偷地把酒倒掉。我在乡下的父老，要挣下这一杯酒钱，需远走他乡，在简陋的厂房里把汗流尽，把手磨穿。
老贺也看到了一树接一树的红叶，他说，看到这些红叶，我就想起海鲜，想起龙虾，你们想吃龙虾吗?反正我本人想吃，我想龙虾想得都快掉眼泪的啦!
车里欢呼起来，要老贺请客。
老贺是个慷慨的人，并不在乎请客。一路上，米勒不安排喝酒，老贺就掏钱买，请大家喝。美国的酒贵得出奇，半瓶装的啤酒，竟卖4.5美元。自从来到美国，只要走进商场，就在做心算乘法，比如4.5美元，就要再乘以6.8，换算成人民币，再决定买下还是放弃，像我这种数学很差的人，几天来脑袋都算痛了。但老贺不算，老贺说，喝一点啤酒算什么?支配这一点钱的权力我还是有的啦，要是你们到了我的地盘上，不喝死你，我就不让你下桌。
听到车里人欢呼，郑敏没有言声。在洛杉矶，他们招待我们，都是自己凑钱的，有两顿饭，还是他们每人做了一份家常菜，端到聚会的地方，让我们像吃自助餐那样挑选，谁做的菜上得快，谁就陕乐得像孩子。
旧金山一定也是这样。郑敏接电话的时候，我就听见她在说这件事。对方大概在征求她的意见，她把每人做一份菜的经验告诉了他们，说这样太好了，大家像一家人，吃得特别香。
我不知道旧金山算不算最有中国味的美国城市，在我看来是的。这不仅因为它有庞大的中国城，还因为它有山有水，类同于山城重庆，而我曾经在重庆念过好几年书。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街上能看到很多人，不像在洛杉矶，车行许久也见不到一个人影，清早起来散步，走老远了也无人迹，人们都坐在房子里，或者坐在车里。中国的人多，中国人也喜欢人多，并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叫“人气”。我们在旧金山玩了两天，跟北加州华文作家协会有一个聚会，但非常简短，只是彼此作了介绍，交换了名片，就散了伙。他们没请我们吃饭，一顿也没请。我总觉得这是由于郑敏的缘故。
两天之后的上午，郑敏把我们送到机场。我们办安检的时候，她朝我们挥挥手，然后转过身，跟米勒一起，回洛杉矶去了。
我很希望揣摩一下，郑敏在车上会跟米勒说些什么，她又会想些什么。
正是出于这种好奇，飞机升空之后，我打开了她送的书。
这是一本散文和小说的合集，全用第一人称。让我奇怪的是，整本书都没有她给我阐释过的内容，而是在挖空心思，发掘中国与美国的“同”，而不是“异”。比如开篇的《鼓浪》，写一群中国移民，身着中国传统服装，在好?坞的星光大道上，表演腰鼓舞。紧接着，她描写洛杉矶帕沙迪纳市每年元旦花车游行的场景。她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不同之同。
我承认，她的书让我既迷惑又感动。她的书让我对小说必须以人情世故作支撑的观念，第一次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文学，自然包括小说，有比书写人情世故更加重要的任务。
十多个小时的飞行，我没有合眼。我把她的书读完后，飞机在首都国际机场降落了。
走出机舱，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发现，郑敏给我的全部印象，都留在了缥缈的云空。现在我还记得她，再过若干时日，我拿不准自己是否还能把她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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