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育生 回族，西安市人。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中学教过书，后长期服务于宣传文化部门，现已退休。有专著《秦腔艺术谈》、《范紫东研究资料》；主编并参与编撰《中华妙语大词典》、《易俗社八十年》等。陕西作家协会会员。
近读胡适《齐白石年谱》，其中“游西安”一事，令人颇感兴趣。因嫌其叙述简略，又找来《白石自状略》，王森然《齐璜先生评传》，张次溪《齐白石的一生》等书，读后遂对此事了解甚详。
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1902年，时齐白石四十岁。这年冬天，在湖南湘潭一带画画为生的齐白石，有天接到远在西安的朋友夏午诒的一封信，邀请他到西安做画师，为其夫人姚无双教画。从未出过远门的齐白石正在犹豫之际，又收到也在西安的另一位朋友郭葆生的一封长信，说“关中夙号天险，山川雄奇，收之笔底，定多杰作。兄仰事俯蓄，固知惮于旅寄，然为画境进益起见，西安之行，殊不可少。”力劝他成行，以提高绘画水平。
齐白石出生于湖南湘潭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小做木工活，后来成颇有影响的画师。夏午诒和郭葆生，都是他在湘潭画画时认识的朋友。夏午诒名寿田，桂阳州名士，其父夏时任陕西藩台时，他随之去了西安。郭葆生名人漳，与齐白石同县，此时也在西安。对朋友的盛情邀请，齐白石最终还是答应了，西安之行成为他一生中远游的始点。
齐白石到达西安已届年底，就住在夏午诒家，教姚无双学画。姚无双学得很认真，他也很高兴，曾自刻一小印，题曰“无双从游”。在这里，他见到了在湖南相识的朋友郭葆生、张仲扬、徐崇立等，他们相携游览西安名胜，如碑林、大雁塔、牛首山、华清池等。在游大雁塔时，他曾题诗一首：“长安城外柳丝丝，雁塔曾经春社时。无意姓名题上塔，至今人不识阿芝。”（“阿芝”是其别号）长安自古有“雁塔题名”的传统活动，这时的齐白石自知没有什么名气，因而也未在大雁塔题名留念。
经夏午诒介绍，齐白石结识了大诗人樊增祥。樊增祥字嘉夫，号樊山，湖北恩施人。他于光绪三年（1877）中进士，后历任陕西宜川、咸宁、富平、长安、渭南知县，此时正在陕西臬司任上。他以诗文名噪一时，善作红梅诗，尤以记赛金花事的《彩云曲》最负盛名。据齐白石的老友黎锦熙说，齐白石最初见樊增祥时，还发生过一件极富戏剧性的事。有天雪后初晴，齐白石出于对樊的敬意，专门刻了几枚印章，到臬司衙门拜见樊大人。因他不懂得官场的行情，未给“门上”（传达）送“门包” （红包），“门上”竟不予通报。他一气之下回到寓所。夏午诒听说后告知樊增祥，他立即来到夏府，与齐白石见面后相谈甚欢，接纳了他的印章，并送给他五十两银子作为报酬。后来，还为他开了个刻印作画的润资标准，以扩大他在西安的影响。
第二年（1913）三月，夏午诒的父亲夏时由陕西升任江西巡抚，晋京办理政务。夏午诒再邀齐白石同往，他答应一起去北京。他在途经华山时，看见有几十里长的桃花，长时间的玩赏，喜之不尽。后来，齐白石有首《自题闲看西山》诗，由眼前西山的桃花，回想起当年在华山看桃花的情景，自注云：“余出西安，道过华阴县，登万岁楼看华山，至暮，点灯画图，图中桃花长约数十里。”他在陕西画的这幅《华山图》，连同来西安途中画的《洞庭看日图》，由西安赴北京途中画的《嵩山图》，则是他此次西安之行“自画所游之境”的代表作品。特别是这幅《华山图》，很为齐白石所珍爱，自题诗云：“仙人见我手曾摇，怪我尘情尚未消。马上惯为山写照，三峰如削笔如刀。”他回到湖南后，其师胡沁园对《华山图》爱不释手，让他将这幅画缩画在一把扇面上，以供随时把玩。特别是华阴一路桃花，长达数十里，给他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直到晚年，他定居北京，有次游览西山时还想起华山桃花之美，曾补题诗曰：“中年长安游，佳景初惊讶。积雪堆华山，桃芍华山下。”
当齐白石离开西安时，樊增祥曾对他说，他五月也要去北京，慈禧太后很爱画，愿意保荐他当宫廷师。齐白石在北京一直住在夏府。到了五月，他听说樊己从西安起程，怕见面后又提起此事，于是他坚决辞别夏午诒，欲回湖南老家。夏午诒不好强留，提出愿意为他在湘潭捐一县丞，也为他今后发展方便一些。齐白石平生最怕见贵人，更无意做官，他谢绝了夏的好意，辞别他还乡。等樊增祥抵达北京时，齐白石已经踏上了返乡的归程。
齐白石的西安之行，是他四十岁开始远游的第一站，为他一生“五出五归”开了个好头，也为他画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黎锦熙评论说，齐白石的画以工笔为主，草虫早就传神；到他作远游之后，画风渐变，才走上了吴昌硕开创的花卉翎毛一派，成为近现代中国画一位大师。
鲁 迅
1924年6月，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北大学联合举办暑期学校，邀请全国各地名人学者到西安讲学。其中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李顺清，北京大学教授夏元溧，南开大学教授陈定谟，李济之，蒋廷黼，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刘文海，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京报》记者王小隐等。时任教育部佥士，并兼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的鲁迅先生，也在这次邀请之列。据鲁迅好友孙伏园说，早在三四年前，鲁迅就筹划写一部历史小说《杨贵妃》，但最感遗憾的是没有到西安亲自体味一下实地的风光，因而迟迟未曾动笔。恰好有西安讲学的机会，所以他就痛快地答应了。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于6月7日离开北京，先乘火车到郑州，然后坐汽车抵陕州，接着登舟沿黄河抵达陕西潼关，终于6月14日到了西安。由于当时交通极为不便，一路上备受辛苦，特别是在“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鲁迅语）
暑期学校于6月20日在西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接着分别由各位讲师授课。鲁迅的讲题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从21日开始到29日结束，总共讲了8天11次12小时。他讲的这个题目，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在北京的大学开过课，讲过多次，书也正式出版了。要把这十几万字的内容，压缩在12小时内讲，而且还要讲出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来，那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书分为28篇，这次讲演只有6讲，仅2万字，他是根据什么原则压缩的呢？鲁迅在讲演开始就说：“虽至今日，而许多作品里面，唐宋的，甚至于原始人民的思想手段的糟粕都还在。今天所讲，就想不理会这些糟粕……虽然它还很受社会欢迎一而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来，一共分为六讲。”原来，他在讲演中贯穿的主线，就是剔除了糟粕的中国小说中最优秀最有价值的作品，由它们够成了中国小说的简要的历史。这种讲法，诚如研究鲁迅在西安这段历史的西大教授单演义所说：“在中国，可说是空前的，如不具有渊博而深刻的中国小说史的学识，是不能胜任愉快的。”鲁迅讲演完毕之后，时任陕西省长兼督军的刘镇华邀请他给下级军官和士兵做一次演讲，并希望选一个他们感兴趣的题目。他对来人说：“我向士兵讲说是可以的，但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6月 31日，鲁迅在讲武堂演讲约半小时，讲的还是小说史。他之所以坚持讲小说史，据孙伏园说，因为小说史的讲法本来可浅可深，可严正，亦可通俗。而按照许广平的解释，是因为鲁迅对当时西安以及北方军阀黑暗，是很小心对待的。这两种说法，对鲁迅来说，可能兼而有之。
鲁迅在西安多次看秦腔演出，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的事。据《鲁迅日记》记载，他到西安以后，在未举行开学典礼的一个星期内，在陕西易俗社连续三个晚上观看演出：16日，看《双锦衣》前本；17日，看《双锦衣》后本；18日，看《大孝传》全本。在演讲期间，26日又看了《人月圆》全本。在离开西安的先一天晚上，8月3日还参加了刘镇华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鲁迅对中国旧剧早就有看法，特别对梅兰芳男扮女装多有微词，为什么对易俗社演的秦腔却情有独钟呢？其中原因大概有三：第一，鲁迅原先对易俗社多少有所了解，或者还知道易俗社编写的剧本。易俗社是在辛亥革命的感召下成立的，他以“编写新剧目，移风易俗”为宗旨，在成立后的十年间就编写了大小剧本近二百个。1920年底，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给易俗社颁发了一张金色褒状，奖励它“编制各种戏剧，风行已久，成绩丰富”。当时，鲁迅既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又是通俗研究会成员，因此，他完全有可能了解易俗社及其编写的新剧目。第二，鲁迅多次在易俗杜看戏，与两个人的盛情邀请和热情接待分不开，一个是王捷三，一个是吕南仲。王是陕西韩城人，此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大三，与鲁迅相识并有所来往，是他建议邀请鲁迅来陕讲学，还亲自担任接待。到西安后，他又热情邀请鲁迅到易俗社看戏。吕是浙江绍兴人，曾在陕西财务部门任职，此时担任易俗社社长。他还是位剧作家，鲁迅看的前后本《双锦衣》就是他的代表作。鲁迅在西安认识了一位小同乡，又看了他编的戏，还受到他的热情接待，自然是喜不自禁了。第三，鲁迅对易俗社演出的新戏持肯定态度，才会接二连三地看戏。易俗社的新编剧目，包括鲁迅看的几个戏，旨在移风易俗改良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在写法上又借鉴了明代传奇的特点，结构宏大并富有传奇色彩，在唱腔和表演上也有较大的改良，较之老秦腔委婉而细腻，所以还是有较强的吸引人的艺术魅力的。试想，那时一场演出至少三四个小时，如若没有相当的观赏性，恐怕鲁迅是很难坚持得住的。据孙伏园回忆说，鲁迅“对易俗社演出的这些节目很感满意……他每次看完演后，总是给予好评”。正是由于戏好看，他才能一场接一场看下去。
孙伏园在西安期间写的长篇散文《长安道上》其中叙述了他们参观访问易俗社的情况，详细介绍了易俗社的文化学习，编戏，演戏，剧场，演员等方面情况。文中虽然没有点鲁迅的名，按照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鲁迅对易俗社的好感。参观者中应当包括鲁迅在内。1980年初，笔者曾访问过易俗社第七期学生康顿易，据他回忆，鲁迅等人参观易俗社时，社方将学生们集合起来，穿着统一的服装，列队表示欢迎。后来他们上历史课，鲁迅等从教室窗外经过，教师准备下讲台打招呼，可鲁迅把手一摆，示意不必下来，让他继续讲课，鲁迅从后门进来，听了一会课才走了。这年7月，恰逢易俗社12周年纪念，社长吕南仲筹备得十分充分，改造门庭，购置新箱，献演新戏，热火朝天。一时祝贺题赠者甚多，包括国民党元老于佑任，西北大学校长傅桐等人。在西安讲学的名人学者也有所表示，由鲁迅亲笔题写“古调独弹”，署上各位名字（鲁迅署名周树人）制成匾额，赠给易俗社。可惜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实物已不复存在，只留下后来根据鲁迅字迹仿制的复制品了。鲁迅离开西安前，和孙伏园商量，只要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花掉。他们打听到易俗社经费紧张，各人拿出五十大洋（鲁迅共得酬金三百大洋）送给易俗社。前面说过，鲁迅来西安的一个实在想法，就是实地感受一下西安的风光。于是他游览了不少地方，如大小雁塔，曲江池，灞桥，碑林等，逛了不少古董铺，还买了不少古书碑贴。据说在逛古董铺时，还闹过一些笑话。据参与接待的西大讲师兼陕西省长公署秘书张辛南说，有次他陪鲁迅逛南院门一家古董铺，鲁迅向人家要“鲁吉”，人家说没有；又领着他走到北院门，几家古董铺都说不知道“鲁吉”是啥东西，有人还以为是吃的卤鸡呢？后来孙伏园说，鲁迅说的“鲁吉”，不是“卤鸡”，而是名叫“弩机”的古代一种黄铜色武器，因为南北语音的不同而产生了误会。
8月4日，鲁迅与孙伏园，夏元溧提前离开西安，由水路东行，途经泊渭南，华州，潼关，涵谷关，抵达陕州。又换乘火车经洛阳，郑州，于12日到达北京。在20多天里，鲁迅看到的西安景象，虽然也有引起他的兴趣的地方，但大都是一片荒凉，破败，颓废之象，远非他想象的古都之气势，因而令他十分失望。他回到北京以后，只感到“糊里糊涂的回来了”。有朋友问他那边怎样？这时他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他回答说，“没有什么怎样”。他对孙伏园说得更干脆：“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至于原来已有腹稿的历史小说《杨贵妃》也因此而完全打消了再写的念头。后来鲁迅在给日本朋友山本初枝的信中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天空都不象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鲁迅的西安之行，打破了他写长篇的计划，从这点考虑，似乎有点可惜。
程砚秋
京剧的“四大名旦”全都来过西安，演过戏。惟有程砚秋，不仅给西安观众带来了程派名剧，让人们一饱眼福，而且他还在西安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于西安戏曲状况的调查报告，对国内重视地方戏研究有着开拓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刚刚一个月，1949年11月2日，程砚秋就带领秋声社全体演职人员，离开北京。先乘火车到郑州，再换大卡车西行，一路黄沙滚滚，风尘扑扑，终于11月9日抵达西安。他为什么急于到大西北去呢？原来，他于30年代曾到欧洲五国做过戏剧考察，前不久，即1949年4月，他随中国代表团又观摩过苏联戏剧，深感人家对本国民族艺术传统非常重视，而在旧中国非但不重视，艺人们反而深受摧残，任民族戏曲衰败和凋零。他觉得要重新振兴民族戏曲，首先应从调查研究开始，弄清自己的家底。过去艺术家们都说，“国人若想研究戏剧，非到西北去不可”（齐如山语）；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调查和研究西北方面的各种戏曲音乐，作为改进中国旧剧的参考资料。”
程砚秋在西安，受到各界人士热烈的欢迎。他除了演出之外，西安的领导和文艺界的朋友还请他参观和访问。他到西安的当天，参加完文艺界欢迎大会后回到住所，没料到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王维州就在屋里等候他了。王维州对他说，你刚才的演出非常精彩，贺老总没在西安，特地托我表示欢迎和慰问。还邀请他参观西安的名胜古迹。第二天，王维州亲自陪同程砚秋游览了五家坡。程砚秋演了一辈子《武家坡》，但从来没到过这里，也没见过寒窑，所以他看得非常认真，非常仔细。他想起戏里“破瓦寒窑”的唱词，原以为窑内有瓦，没想到眼前的窑洞竟是在黄土坡下挖成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砖瓦。那么，“破瓦寒窑”从何而来呢？原来陕西方言里有“坡挖寒窑”的话，“坡挖”与“破瓦”谐音，于是就以讹传讹了。后来程砚秋说，如果没来寒窑，恐怕还要继续错念下去，真是不虚此行。
有天下午，贺老总回到西安后，径直到程砚秋的住所看望他。他见到贺老总，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想象中的贺老总，一位久经沙场的大元帅，似乎应当是威风凛凛的大花脸，而眼前却是一位英武潇洒的长靠武生。贺老总自报家门，热情地握着他的手问好，对他解放后第一个到西安演出表示钦佩，并代表西北人民欢迎他。他的热情豪爽令程砚秋十分感动，一再说他来西安是求学来的，一定要把最好的程派戏献给西安人民。过了几天，贺老总又来看他，告诉他四川解放了，他就要转到西南地区去工作，并邀请程砚秋到西南演出。临走前，他送给程砚秋一件礼物，原来是他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从敌人手中夺得的战利品――一把日本指挥刀。程砚秋心想这是贺老总心爱之物，自己如何受得，于是连连推谢。在贺老总诚挚的态度感染下，最后他还是庄重地接受了这把战刀。后来他回到北京，对程夫人讲了刀的来历，还拿出刀挥舞了几下。他亲笔题词：“新国肇造，西北壮游，贺龙将军，慨赠宝刀。”并请人刻在战刀之上，以示这份珍贵的友情。
按照原先的计划，程砚秋花了大量时间，调查西安的戏剧现状。他先后调查了眉户戏，灯影戏，傀儡戏，汉调二黄，外来的戏剧如京剧，评剧蒲剧，河南梆子，洛阳曲子等。对于西安的主要剧种秦腔，他更是认真的进行调查研究，感到过去一些文字记载中关于秦腔的描述，与他现在看到的秦腔唱腔现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他说：“提起秦腔，不由使人联想到魏长生。魏长生所演的秦腔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曾看见过，但从《燕兰小谱》一类书上看来，可以断定其唱法是很低柔的。现在的秦腔，唱起来却很粗豪，似乎不是当年魏长生所演的一类。”带着这样的猜想，程砚秋和他在北京相识的老朋友、现在西安的秦腔专家封至模交换意见，共同探讨这一问题。封至模带他到骡马市过去的西安梨园会馆旧址，在那里发现了几块残存的石碑，上面记载的清代乾隆年间关于秦腔的文字，（恰好正是魏长生演戏的年代），给了他的猜想提供了实证材料。对于这个他认为是中国戏剧史上“一个有趣的发现”，程砚秋回京后写成了论文《秦腔源流质疑》（与杜颖陶合作），发表在当时的《新戏曲》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就是说在乾隆年间前后演的秦腔并不一样，之前可能是汉调二黄，其后才是现在的秦腔。不管这个看法是否为人们所接受，但在研究秦腔源流问题上，至今仍然是学者们回避不了的一个重要观点。
程砚秋在西安呆了近两个月，回到北京已经快到年底了。他认真总结西安的所见所闻，经过反复思考，写出了有事实有材料有见解有建议的《西北戏曲访问小记》。为了让它发挥作用，他将它寄给了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并附上一封信，说明他调查西安戏曲的初衷，特别是因为工具和工作人员的不足，仅仅只是开始，还准备做第二次西北之行。他请示周扬：“这样的调查，是否还有扩大的必要？”周扬很快给程砚秋写了回信，说：“你这次到西北，发现了西北地方戏剧的丰富材料，预备更进一步作有计划的详细的调查，并有意思到青海、新疆去研究各民族的戏剧乐舞，我十分赞成你的这个计划。”他还明确地回答：“你问对各地方戏曲的调查工作，是否还有扩大范围的必要，我认为是有这个必要的。”周扬的这封信和程砚秋的《西北戏曲访问小记》，很快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第二年春节过后不久，1950年4月，程砚秋实践了他的诺言，带着队伍从北京到山东，接着在陕西、甘肃、新疆、青海进行地方戏曲的调查研究，完成了他的第二次西北之行，为中国戏曲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