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歪开的坤宁宫，是紫禁城里最为神秘叵测的宫殿。这座明朝时候皇后的寝宫，竟在清朝变成了皇室祭祀之所，而主持这些祭祀的人既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而是一群身着神裙，手持大鼓的萨满太太。罕见于史书的清宫萨满祭到底是何种景象?清代大臣为何把一坤宁宫吃肉一看做莫大荣耀?皇室祭祀之物，又是如何成了百姓尝鲜的菜肴?且随本期“山海经”同探究。
北京老城的大街多是横平竖直的，横向的街道中，当以长安街最为恢宏；纵向虽无真正贯通的街道，但“中轴线”的概念，却是尽人皆知，且颇受崇敬。如今有不少地产商就因为他们的楼盘靠近中轴线，而强行附上“皇家”的宣传词。
中轴线的神圣，是由中轴线上建筑的神圣决定的，紫禁城内最重要的几座大殿，都是依次坐落在中轴线上。君子求中正，帝王在这一点上就更不可疏忽。故而历代中原王朝的宫殿建筑几乎都端端正正，左右对称，门开在正中央，不偏不倚。但紫禁城中，却偏偏就有打破这种完美的特例，而且打破特例者，还不是什么二三流的小建筑，而是与乾清宫相对应的坤宁宫。
紫禁城，虽早已没有皇帝居住，但文物保护专家们仍依照各种史料，尽量保持了主要建筑的外观和内部陈设。前朝的三大殿和后宫的乾清宫、交泰殿都大敞着门，只要你有耐心，可以站在护栏外面仔细端详殿堂内的每一个角落。这些殿堂虽形制有所不同，但仍有颇多相似之处：门开在正中，门内深处正中安放皇帝的御座，两边柱子与御座上方悬挂着汉字的匾额和对联……但是坤宁宫就特别不一样。
它和乾清宫、交泰殿同在一座巨大的汉白玉台基之上，相互之间很离得很近。乾清宫是第一座宫殿，面朝乾清门小广场，比较敞亮；交泰殿虽贴近乾清宫后身，但开间很小，并不令人感到压抑；唯独坤宁宫，体态庞大，而殿前却没有多大的空地。站在殿下，倍感压抑。更叵测的是，那紧闭的大门竟然歪开在了非常靠东(右侧)的地方。从门西边(左侧)的一扇扇小窗望进去，只见殿内阴暗，正中也未安放御座，地上倒是摆了20个坐垫。围着房间的北、西、东三侧有炕，炕上摆着在佛道寺庙里都很少见的神龛和祭器，而正对着大门还有一间厨房……一切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
在坤宁宫外，总是能听到游客们莫名其妙的嘟囔。导游在一边大喊大叫：这是皇帝结婚的洞房。确实，坤宁宫门东边的暖阁披红挂绿，还挂着喜字，一副洞房景象。但与门左边这偌大的一个莫名其妙的房间搭配在一起，不但没有冲淡坤宁宫的神秘与阴森，反而更加强了叵测的感觉。
清军进京之后，对紫禁城的使用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随着时间的发展愈发严重。例如雍正之后的皇帝在紫禁城内都居住在西六宫之南、乾清宫之西的养心殿。而功用发生最严重变化的，就是坤宁宫。从初至北京的顺治帝，一直到逊帝溥仪，皇后都不再届住于此。除了帝后大婚合卺之礼在坤宁宫东暖阁内举行外，殿内其余部分就都成了皇家萨满祭祀之所。正因为此，坤宁宫就被改造为西侧大明间祭神、东侧小暖阁洞房的格局，大门也就开在了暖阁和明间的交界之处。
清朝皇室，为什么要对紫禁城里如此重要的一座宫殿进行这么翻天覆地的改造呢?萨满祭祀对于他们来说为什么那么重要?
现在徜徉于故宫，能看到很多藏传佛教的殿宇，也能从历史著作和文学、影视作品中得知，清朝皇帝大都笃信佛教。但即便如此，佛教也从来不是清朝的“国教”。如果要给清朝定义一个国教的话，那么就是外儒、内萨满。以儒治天下，以萨满治满洲。
萨满，也称“珊蛮”，是“环北冰洋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民间信仰。在东北亚、西伯利亚、北欧、北美等地，至今仍然保留大量遗存，甚至个别地区还有繁盛的信仰活动。萨满这个词来自通古斯语，是通晓和探究智慧者的意思。它虽然是一种跨民族、跨地域的信仰，但是只是一种“准宗教”，因为萨满信仰没有成文经典、固定的礼仪，也没有对神明的系统表述。它包含了很多巫术和图腾崇拜等成分，是人类宗教史的活化石。满洲人的前身女真人就属通古斯语族，最早可以从南宋开始，就有对金朝女真人萨满信仰的记录。徐梦莘所著的宋代史学名著《三朝北盟会编》，甚至明确地写下了“珊蛮”这个词汇，并直观地解释为“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然而随着金朝女真人的急速汉化，统治者开始让萨满们仿效汉文化传统祭祀天地。而且随着佛教和道教的传播，金朝女真人的中上层阶层人士开始转向那些古老而有严密体系的宗教，萨满便成了纯粹的民间信仰，几近消亡。
建立后来清朝的建州女真由于当时留守关外，所以没有被过分地汉化，依然保留有萨满信仰的热情。而努尔哈赤起事之后，他和他的儿子皇太极吸取金朝失败的教训，采用了各种方法来尽量保持建州女真――也就是后来的满洲人的民族性。例如语言、服装、发式、八旗制度等，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萨满信仰。
皇太极建造的盛京(沈阳)皇宫，是这一理念的完美诠释。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建筑的外观，无不是木石结构、覆瓦飞檐的仿汉样式，但规划与功能上却非常满洲化。例如大政殿前的十王亭，是八旗制度的一种体现，在汉地找不到这样的宫殿规划方式。而清宁宫，便是萨满信仰的一种体现。虽然在皇宫附近，设有专门性的萨满祭祀场所“堂子”，但皇宫中的重要殿堂内还要专门设立一个祭祀的地方。尽管作为帝后的寝宫，清宁宫用来睡觉的地方只占整个建筑的一小部分(东阁)，另外的大部分(明间)全部用来祭祀，且按照满洲人习惯，在西、南、北三侧修建火炕。满洲人以西方为上、南方次之，故而西炕供神龛，南炕为御座。还要再殿外树立祭神所用的带斗神杆(索伦杆)。
读到这里便可知晓，北京紫禁城里的坤宁宫，正是按照盛京皇宫清宁宫的模样改造的――东面两间为暖阁、剩下五间为祭神所(所谓“间”，指的是四个柱子围起来的面积，而不是独立的房间)。只不过搬家到北京后，皇帝皇后也不在祭神之所旁边睡觉了，只在大婚的时候住两天。又因为皇帝登基时大都已经是中青年，故而真正在坤宁宫和皇后入洞房的清帝，只有康熙、同治、光绪三位，如果算上虽然在宫里结婚，但已是“逊帝”的溥仪，也仅有四人。坤宁宫因此上几乎可以说，是专行祭祀的宫殿。
清皇室对坤宁宫的改造，是在进京之前就已经预先完成的。同时，在紫禁城外东南方的长安左门外御河桥东(今台基厂大街北口路西)还仿效盛京也建了堂子，清末因此地被划入使馆区，又在南河沿重修一座。可惜上世纪80年代修贵宾楼饭店时，把新建的那座堂子给拆除了。贵宾楼现在有句广告词叫“昔日帝王宫，今朝贵宾楼”，其实应该是“昔日萨满堂，今朝贵宾楼”。
堂子虽然无存，但坤宁宫保护完好，祭神部分陈设完全按照原状陈列，可以让当代人一窥皇家萨满祭祀的神秘景象。
坤宁宫的窗棂子原本糊的高丽纸，如今为了文物保护以及让游客能够一窥究竟所以改成了玻璃。趴在玻璃上端详坤宁宫明间内的陈设，比较吸引人的就是西炕和北炕上的神龛。萨满神龛既不是塑像也不是木主(牌位)，而是挂在一个支架上面的平面神像，有点 类似旧日里百姓家在过年过节时候烧的“神码”。康熙帝大婚时，本来想要承袭明制，在坤宁宫的正中行礼，但是孝庄皇太后指出，那里距神像太近，颇为不敬，于是干脆就改在东暖阁里面行礼。在大婚这件事上，满洲皇帝算是抛弃了汉族官吏们“承明制”的呼吁。也许当时的礼部官员们心里面多有不满，说不定还有人有怨言，但这种怨言也是枉然。坤宁宫已经全然变成了皇家萨满崇拜的中心，祭神的频率远远比作为洞房的频率高得多。具体有多高?掰着手指头都算不过来：常祭是每天朝、夕各1次，月祭每月2次，春秋大祭春秋两季各3次，四季献神一年4次，元旦行礼每年1次，求福祭按需要随时举行。如此算下来一年中要在坤宁宫举行七百多次祭典，坤宁宫无疑也是紫禁城里最重要的宗教场所了。至少从频率上看，是远超过了藏传佛教在紫禁城中的主要祭祀殿堂雨花阁。
萨满是满洲信仰，供奉的神明自然应该是满洲神。但存坤宁宫的祭典中，颇受尊崇的却是来自汉地、被吸收入萨满祭祀的神明。例如祖佛(释迦牟尼佛)，菩萨(观世音菩萨)，和关圣帝君。上述三位神明每天都在朝祭中祭祀，而且关帝被供奉在最为尊贵的西炕上，佛和菩萨则被特别供奉存一座高一丈三尺三寸、宽六尺九寸、深六尺四寸的精美小亭中。
属于满洲风俗的萨满祭祀，却供奉了佛教中的释迦牟尼与观世音菩萨，以及汉族人关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据清时人考证，这是因为满洲居关外时，因为遭遇严重瘟疫，祭诸神不应，故而向当时还属宗主国的明王朝祈请神像。明朝就赠送了他们关帝和观世音菩萨两幅神像，竟然真的平息了瘟疫。为了感恩，故而在皇家祭祀中沿袭了尊奉佛菩萨与关帝的传统。尤其是关帝，由于忠信堪为世表，所以在满洲军队中地位颇高，人称关法玛(意即“关老爷”)。
夕祭时，供奉的神就完全是满洲人从关外带来的神了，例如代表七星的七位女神“纳丹岱珲”――祭祀物是一幅绘有七位女神形象的画像；庇佑马匹的“穆哩罕”――祭祀物是一个挂在神架上的偶像；蒙古神“喀屯诺延”――祭祀物是两只放在黑漆座上的绸制偶像；还有许多只在祭辞中诵念，但是没有祭祀物品的神。在西炕后面墙上挂着的带子和神索，是佛立佛多鄂谟锡妈妈(简称“佛多妈妈”)，系求福祭时，为宫中幼童祈求健康平安的神。这些神的名字都系满语，读起来非常拗口，而且神的身份与主管的事务有很多都已不太明确。可以确信的是，这种“不明确”，在清朝中期时就已经如此了。以至于乾隆制订《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时候，还专门为了考订比较重要的几位神的身份，进行了各种寻访，并最终记录在册，以防后人遗忘。
相比与清代几位帝王对佛经的熟稔，他们对于本民族信仰――萨满的了解，可谓知之甚少。萨满本无系统的经典与神学理论，再加上因为受汉族皇家仪范的影响，清朝皇家萨满祭祀摒弃了关外满洲萨满祭祀中的“巫术”成分，诸如降神、治病等。既无纯粹的信仰、又无功能上的需求，在坤宁宫、堂子以及京城各王府里频繁举行的萨满祭祀，很大程度上是尊奉祖制、捍卫传统，以及维系满洲人避免汉化的方法。这一点，在大量生活在中原的满洲人遗忘满语(时称“国语”)后就显得尤为重要。乾隆帝对此非常担忧，这也是他制订《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原因。他在开篇的上谕中说得很清楚――“昔时司祝之人……幼习国语，凡祭神祭天……无不斟酌事体，编为吉祥之语，以祷祝之。厥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於赞祝之，原字原音渐致淆舛……即大内之祭神祭天诸祭赞祝之语亦有与原字原韵不相吻合者，若不及今改正垂之於书，恐日久讹漏。”
因着这个原因，清朝皇帝虽然不见得真信仰萨满，但却非常重视皇家萨满祭祀。除了尽量亲自参加坤宁宫的祭祀外，重要战事出征、凯旋时，多会亲率宗室与满班群臣(朝中满族大臣)到堂子祭祀天神“钮欢台吉”和祖先“神武笃本贝子”。而且皇帝还专门花钱豢养了一百多人左右的祭祀团队，开销庞大。拿雍正四年的记载来看，每年要为这些人支出各类绸缎100匹、银子822两、米1302斛，而清代一品大员规定的岁俸(年薪)仅为银180两，米180斛。如果把祭品的支出也算上，就更加可观了。
萨满祭祀最重要的祭品就是黑毛猪。清末皇族傅佳回忆称，“在宫内伴读期间，每天都会见到有人赶着两口猪进苍震门(内宫的东门)。”而从白纸黑字的文献来看，仅嘉庆四年这一年间，就杀掉了30口大猪和805口普通猪，折银11729两。要知道，这时的杀猪数量与康熙朝相比已经是节约了许多，而且还仅仅只计算了皇帝用掉的，没有算上紫禁城中诸皇子祭祀时候用的。当时这些用猪主要被摊派到了京城各皇庄，那些庄头为此苦不堪言，且常出现因交不够猪被革职的情况。
没有热诚的信仰，而且耗资巨大，清宫里的萨满祭祀却出人意料地并不是特别的不招待见，甚至可以说比较受欢迎。当然这和信仰本身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萨满祭祀中多少还保留了满洲人入关前渔猎生活的痕迹，较之汉族礼仪中对情感关怀的漠视以及森严的等级观念，萨满祭祀更有人情味。对于满洲人来说，参与祭祀无疑排解了不少对故乡的思念，且一次次地加深了他们的群体记忆。
坤宁宫在正月初二和仲春、仲秋朔日行大祭之后，内外藩王、贝勒、辅臣、六部正卿都要与帝后一起吃祭肉。吃肉的时候，皇帝盘坐在南炕御座上，一改平日里面南背北的君临天下之态。大臣们也不必站或者跪，而是朝向皇帝，坐于地上的坐垫上。待司俎官将粗加工过的祭肉呈上来后，皇帝和大臣们都要亲手用刀割肉来吃；皇后和宫中女眷们，则在坤宁宫东暖阁中吃祭肉，一派昔日渔猎生活般其乐融融场景。
在明朝，同样是在紫禁城，且不说和皇帝对坐吃肉了，大臣们进后宫是非常罕见的事情。所以汉族大臣一方面对于满洲的萨满祭典感到不解与好奇，一方面若得到参与“坤宁宫吃肉”的机会，则非常受宠若惊，吃过几次肉，都要写在自己的履历里。甚至有民间传闻，出殡时都要打着一个幡，上书“x次坤宁宫吃肉”。乾隆五十八年的状元、无影殿大学士、四朝元老潘世恩，是出生在江苏吴县的正宗汉族人，他屡次被招参加坤宁宫吃肉，后来还得到了“毋庸入座”的待遇。感动得他专门写诗，来感谢皇帝的恩典：“康庄敢说驰驱瘁，大典时虞陨越羞。如此矜全真破格，此生万一岂能酬。”
民间还有传闻，说“赐坤宁宫吃肉”虽是荣耀，但祭肉仅仅是用白水煮过，没有任何调料，所以吃起来非常油腻、难以下咽。以至于有人贿赂太监，取来盐或者泡过盐水的纸，为祭肉调味。这种传说，从未见于文献。而且雍正九年的一条上谕却证明，坤宁宫的祭肉还是有味道的。因为皇帝说“坤宁宫祭神肉，近来颇觉无味……嗣后祭肉如仍前无味……俱不轻恕。”这证明祭肉并非一直都没有味道，且难以下咽。不好吃，恐是因为祭祀团队在烹调的时候没有尽心尽力。因为皇帝不是每次坤宁宫祭祀都参加，所以这些人便心存侥幸。他们不好好煮肉，是被什么事情分心了呢?雍正帝在这篇上谕中也说得很清楚――祭祀团队中有人串通太监“窃肉售卖”。
在位于北京西四大街上的老字号饭庄“砂锅居”，一到冬天就生意特别好。这里烹制的美食，在京城其他饭庄都很少能吃到，那就是水煮白肉。店史上记载，当初“砂锅居”在乾隆六年起家时，正是因为有可以廉价得到祭肉的机会。所以才干起了这行买卖。当时砂锅居的祭肉主要来自定亲王府，定亲王府的主人是乾隆帝的儿子永璜。京城诸王府的萨满祭祀，都是仿照紫禁城里的规矩进行。“窃肉售卖”的事，自然也和紫禁城一样常见。想来也可知道，窃肉这等小事，让日理万机的雍正帝过问，自然是因为已经发展到很猖獗的地步了吧。
不过这种勾当，倒成全了砂锅居的兴盛。今天的坤宁宫神厨的灶火已熄灭，祭祀也于溥仪被赶出宫后就停止，曾经祭神的神杆林立的堂子也在上世纪80年代被拆毁，但“祭肉”倒飞入了寻常百姓之口。无论好吃与否，我们多少也能尝个究竟，体验一把“赐吃肉”的待遇。对于生活在中原地区那些几乎已于汉人无异的满族人来说，这座白肉馆子里飘散的香味无疑更有一番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