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 非 就读于北京航空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后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留学美国时就读于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女子学院，获教育学硕士。现定居马萨诸塞州，边教书边写作。
远妈妈，近妈妈
我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来自中国广西的小女儿。她叫露依莎。露依莎今年八月就七岁了，我们领养她的时候，她刚满一岁。也就是说，我们和露依莎已经一起度过了六个年头。在这六年里，露依莎慢慢长大，我们逐渐熟悉。我们无法想像没有露依莎的生活，我们从心底里感到，领养露依莎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最最美好的一件事。露依莎以她无比的活力和魅力，成了我们家所有人最喜爱的孩子。
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中国朋友都告诉我，最好不要告诉露依莎她是领养来的。而几乎所有我认识的美国朋友都告诉我，要在露依莎还小的时候就告诉她她的身世。我呢，自然是听从了美国人的劝告。倒不是因为我不相信我的中国朋友，而是因为即便我不告诉她，她也会知道，因为只要她跟她爸爸在一起，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一个高鼻子、深眼窝、白皮肤，一个矮鼻子、浅眼窝、黄皮肤――藏不住嘛。
露依莎喜欢听故事。我们最喜欢讲的故事是她从中国来到我们身边的故事。每次讲，每次都有更多的细节，因为有不少细节都是在讲的过程中被回忆起来，在讲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清晰的。露依莎对自己的故事熟悉极了，她时常在我们给她讲故事的时候插话提醒我们一些细节。比如，我讲到我们日日夜夜地盼望她的到来时，她就会说，你在枕头底下压了六个拇指般大小的彩色木娃娃。(领养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它们能帮助我减轻等待期间的心理负担。)比如我讲到那天接到那个激动人心的电话时，她就会说，电话打到楠塔基特去了(楠塔基特是波士顿南部的一个岛，我们每年夏天在那里度假)。比如，我讲到我们手忙脚乱地拆开一个信封，在信封里发现一张极小的照片时，她就会说，照片上我伸出一点舌头(我妈妈看到照片时，指出这一点，有点担心)。我讲到我们急急忙忙去采购、打包，她就知道我们买了她至今每天睡觉还要抱着的那个绸布娃娃；我讲到我们在到达旅馆的当天就见到了她，她就知道她爸爸由于过分激动连摄像都忘记了，所以我们的录像片上就没有那个“历史镜头”；我讲到我们在回家的飞机上大部分时间都抱着她在机舱的过道上走动，她就知道那是因为她感到了“耳朵刺痛”(不知道这个她是听我说的，还是她自己真的记得那种感觉)；我讲到她在机场受到她爷爷奶奶迫不及待、热泪盈眶的“接见”，她就知道指着那张照片，因为那照片的背景上有一个电子钟，记下了当天的日期和时间。(我每次讲到这儿，都会强调一下那个碰巧闯入镜头的电子钟的重要意义。)
这些细节我们零零星星地给露依莎天天讲、月月讲，一眨眼就讲了整整六年。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意带她看一些有关孤儿成长的经典影视艺术作品，如《安妮》(这是露依莎的最爱，我们带她看了舞台剧、电影，还常给她在车里听这个故事和音乐)、《斯徒尔特?李陀》(这是露依莎的第二最爱)、《奥列弗》等等。
经历了如此频繁、持续的“灌输”或“熏陶”，露依莎应该多少知道一点自己的身世了吧?从理论上讲，是这样。但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我私下里很清楚我讲给她多少，告诉她多少，也很清楚她知道多少，理解多少。我讲给她很多细节，却有意省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这个细节是整个故事的开端，是整个故事的关键。我一直在推迟将这个细节交付于她，是凶为我觉得她一直年龄太小，还没有能力理解这个细节所包含的复杂意义。这个细节就是：在中国，有一位母亲给了她生命；在中国，这位母亲出于某种原因将她遗弃了。这个细节，我说出来都觉得太沉重了，更不要提给一个年幼的孩子讲述了。
现在，露依莎快七岁了，对事物的理解力比以前强多了。我就想，或许到了该跟露依莎“摊牌”的时候了。我自己对这方面的留心探索和旁人的经验都告诉我，如果在孩子进入青少年时期再“摊牌”，那就会使他们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他们就会产生逆反心理。也许那些过来人是对的。也许，我应该早一点把那个沉重的事实告诉她，让她带着这个事实长大，那么，这个事实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她人生的一部分，就像她的鼻眼手脚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一样。
这个信念，或者说愿望，使我决定利用假期的时间，集中精力解决跟露依莎“摊牌”的问题。我从图书馆借来一大摞有关领养孩子的书，有成人的书，也有儿童的书。成人的书我看，为的是给自己准备些精神食粮。儿童的书我念给露依莎听――露依莎已完全可以自己读书了，但我决定这些书还是我跟她一起读的好。
有一本书叫《我的永久家庭》，书里讲有的家庭是通过生育组成的，有的家庭是通过领养组成的，有的家庭的子女长得像父亲或者母亲，有的家庭的子女长得不像父亲或母亲……这些我都毫不犹豫地给露依莎念了、解释了。书里又说，那被领养的小女孩有一天突然想到自己的亲生母亲是不是也像自己一样有满头的黑发。念到“亲生母亲”的时候，露依莎插问：“亲生母亲是什么?”我按着书上的说法，照葫芦画瓢地对她说：“就是在肚子里怀那个小女孩的妈妈。”说完，我意识到自己停顿了、犹豫了……露依莎呢，只“噢”了一声，就没有再问下去。我则鬼使神差地匆匆翻页，继续念了下去。
我嘴上念着书，脑子里却炸开了锅：我不是想摊牌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露依莎的反应说明她只是把书上的故事看作是别人的故事，我不是完全可以抓住这个时机，“乘胜追击”，帮助她联想一下自己，告诉她，她也有一个在肚子里怀她的妈妈呀?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只感到心底里有一个阻力，它使我在那个思路上止而不前，它让我莫名其妙地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还有一本书叫《远妈妈，近妈妈》。书里讲，一个叫伊丽莎白的中国女孩，她的养母告诉她说，她有一个近在眼前的美国妈妈，还有一个远在天边的中国妈妈。她从她的近妈妈嘴里得知，她的远妈妈也非常爱她，但不能养她。有一天，伊丽莎白在操场上玩。她看到一个中国母亲带着一个和她一样的中国女孩。她坐在滑梯顶上向她们招手，可她们没有看到她，也没有理睬她。伊丽莎白心痛地独自坐在滑梯顶上沉默了许久，直到她的近妈妈走过来拥抱她、安慰她。念到这儿，露依莎说：“她伤心了。”我只说了声“是的”，便很快地又念下去了。
这一次，我没有停顿，我竟比前一次更加仓惶地逃过了这一段。我需要看到故事的结局――那个一般来说比较令人满意的结局。然而，即使是一个满意的结局，对我也已经太晚了，在那一刹那，我闪电式地经历了犹疑、混乱、伤心等种种心情，我也闪电式地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我决定，暂时不跟露依莎“摊牌”了。我不愿她这么小就经受如此的心灵创伤，更不愿她这么早就开始带着这个创伤成长。同时，我 也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在念《永远的家庭》的时候没有抓住时机“乘胜追击”了。那是因为我不知道露依莎有没有能力接受两个妈妈的概念，我更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把握将露依莎在感情上从我身边推向另一个母亲以后的那种局面。
现在我才明白，给孩子讲明身世这件事，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非常之难!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难的事情!
要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就会选择永远不告诉她，因为我永远也不愿把心爱的露依莎从我身边推向一个没有名字、没有相貌并无从得见的“远妈妈”，我永远也不愿让既天真烂漫又聪明自信的露依莎体会到被遗弃的滋味，我永远也不愿看到露依莎为了自己的身世而不解、疑惑、失望和痛苦。
然而，这一切的不愿都不能“如愿”。我可以选择现在不讲，但我不能选择永远不讲。我可以保证她现在不痛，但我不能保证她永远不痛。或许晚讲不如早讲，或许长痛不如短痛，或许……
从现在起，我将每天都面临“摊牌”的挑战，直到我讲出的那天。这一次经历使我懂得，孩子和孩子不同，母亲和母亲不同，各个孩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更不同。我前面没有一个可以完全效法的榜样。我必须依靠自己――依靠对女儿的爱和对周嗣事物的敏感与直觉，去体察最佳的心情，去选择最好的时机和环境，把这张牌摊开。
朋友们，我知道你们也许帮不了我什么。但是，我请你们为我祝愿，为露依莎祝福。请你们愿我“心想事成”。请你们祝露依莎永远不悲伤、不痛苦，祝露依莎永远幸福。
纠正意识与维护意识
很多人说，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做过母亲，那简直就是白做了一回女人。我在当母亲之前听到这话时，并不以为然。但在做了母亲之后，每每想起这话，便觉得它不无道理。我这并不是想为难那些为了这种或那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做母亲的女人，我只是想以自己还并不太长的为人母的经验，来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做母亲的享乐莫过于跟孩子一起成长。这话听起来实在是没有什么新意，但当我在生活中一点一滴、一分一秒地体验它时，它可是每一次都新鲜得如同一轮初升的太阳，让我觉得惊异、让我感到欣喜若狂。我们的家庭是个“中美合资企业”，这个事实更使得我所想说明的这个简单的道理在自我显现的过程中，带上些许复杂或曲折的味道，因而也显得更加趣味无穷。
我的女儿露依莎来自中国广西最南端的一个临海城市。我和我先生是在我们各自走完了人生一段道路，又共同遭遇到一些挫折后，自然而然地想到领养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初走这一步的时候，实在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或感受到某种感情上的强烈冲击。那种历史感和冲击波是在第一次见到露依莎的时候才开始的。它开始得铺天盖地、势不可挡。一见面，露依莎就以她鲜活而美丽的生命俘虏了我、占领了我，她让我热爱她、崇拜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将近三年做母亲的经验更使我坚信，我一生为自己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我努力地找到了露依莎；我无悔地做了、做着母亲。我努力是因为我知道我缺乏；我无悔，是因为我意识到，没有露依莎，我虽成了人，但我不会继续成长；没有露依莎，我的生命在她来到之前的那一刻就停滞了，就逐渐走向衰竭了。是露依莎这个素不相识的小生命拯救了我，是她给了我这第二次仍在成长的生命。所以，当人们见到我们一家时，说这个小女孩真幸运，我却总是暗地里惊异，人们为什么看不出我们做父母的有多幸运。
露依莎来到我们这个“中美合资企业”，自然要在“合资”的条件下成长，也自然会成为“合资”的产品。我作为这个“合资企业”的管理人之一，常常感受到两种文化对管理方法的影响。我常常意识到，自己在以一个中国母亲的本色，出演一个美国母亲的角色。我也渐渐发现我喜欢这样：我借助成长中的露依莎，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完善自己，甚或也可能改变自己，我兴高采烈地跟露依莎一道成长。
我在中国生长了三十年。假如不出国门，我便是中国大大小小城市中比比皆是的那种循规蹈矩的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长期的学校教育使我对一句话耳熟能详，这就是：要培养年轻人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如我们习惯地将灌输进我们头脑中的许多话囫囵吞枣咽下肚一样，我对这句话的意思从来也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倒是现在――在我做了三年母亲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句话原来并不完全正确。首先，说“年轻人”就没有包括“年轻人”以前那一段岁月中的人，即小孩子。其次，说“培养……能力”，就使这件事看上去像一件要花很长时间和很多心血才能做成的事。我的露依莎帮我认识到，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独立思考是儿童与生俱来的能力，不过他们的思考所依赖和借助的条件和成年人的思考所依赖和借助的条件完全不同就是了。如果我们拿成年人的思考模式去衡量甚至去纠正儿童的思考模式，一定要把他们的思考纳入我们的轨道，那我们就是在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以为我们在“培养”，但其实我们却是在扼杀。做父母的首先必须承认，孩子已经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才能有效地引导和帮助孩子将这种能力变成一种习惯。
从我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我所观察到的我们家庭中的下一代所受到的教育，我认为我仍然可以安全地说，较之于美国教育，中国教育往往更偏向于为了一个正确的结果而纠正，而美国教育则强调为了寻求结果而经历的过程，并着重于维护这个过程。为了行文的方便起见，我们不妨权且把这两种不同的教育方法分别命名为“纠正意识”和“维护意识”。中国父母在这个纠正意识的影响下，倾向于把孩子的所作所为看成是不成熟的、应该改正的；而美国父母则在那个维护意识的影响下，倾向于把孩子的所作所为看成是完美的、理当如此的。从孩子的角度讲，他们受到不同的成人思维模式的影响，他们在行为上对其所产生的反馈也就不同。受到纠正意识影响的孩子往往在行为上显得被动、不自信、没有创造力；而受到维护意识影响的孩子，往往在行为上显得主动、自信、富有创造力。
我这样说，肯定会招来许多中国父母的不满。因为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像是在阐述一个理论，这给人以铁证如山、案不可翻的感觉。其实，哪里是这样。我们中国人不也常聚在一起，向自己的朋友抱怨，你看我这孩子，在人面前怎么这么不大方，躲躲闪闪、唯唯诺诺的。当我们看到行为举止跟我们的孩子不一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也会无奈地说，嗨，人家美国孩子就是不一样；或者，嗨，那孩子到底是在美国长大的呀。朋友们，你们这样说出的话和我上面说出的话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你们承认了自己的不足，你们认可它，并用自己的行为强化它。而我，则承认不足，却不甘心与它认同，也不想继续强化它。我想，我们应该承认它、否认它，并给我们自己强烈的纠正意识派上正确的用场，即纠正我们自己。
也许，更有说服力的是举一两个露依 莎的例子。
例一，露依莎作画。露依莎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开始作画。她拿起一枝画笔，先画了一个不圆的圆。然后，在圆的两边画出两根向相反方向伸展的单线，长长的。再然后，又在圆的底部画了两根向同一方向伸展的单线，不过是短短的。最后在圆的里面画上了三个圆洞，呈倒立三角形状。我看了，知道这是一个人。我本能的反应是先夸奖她，然后纠正她(像我的母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从未间断、持之以恒地纠正我一样)，因为她画画是一个进步，又因为她把人的手和腿都直接画在了人脸上，并手长腿短。我夸奖了露依莎，又画了一个比例合适的有身体的人，让她照着画。露依莎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我的夸奖，却怎么也不能接受我的纠正。她一个劲儿地说不，到了脸上出现生气的表情。我正担心着一个新的发现：这孩子以后大概不会是很好的学生，这么不服从、这么不好学嘛。露依莎却蹬蹬地跑开，随后又手捧着她的玩具“土豆先生”来了。啊!我看见了一个脸上长出长手和短腿的人!原来她画的是她熟悉的这个动画形象的玩具人。我脸红都来不及，只是抱着她亲吻。我把那张画镶进了镜框。那张画是露依莎第一张独立完成的人像杰作，也是对我这个中国母亲以纠正意识为基础的教育方法的第一次败绩的纪念。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露依莎的老师听，老师说，我们尽量不纠正学生，我们让学生以各自的方式做事。
细想起来也是，每天露依莎从学校带回来的“成绩”不是几张在我们成人看来不过是纸上胡乱涂抹的几道彩线，就是一堆我们看来不过是剪得不成形状的纸片。一点儿也看不出老师干预的痕迹。但是，天长日久，就看出这些不成体统的东西也在变化，在向一个露依莎自己所控制的方向变化。(顺便说一句：露依莎在一个从幼儿园到九年级的私立学校上学。她去这个学校之前，在另一个学校上了几个月。她从那里带回来的“成绩”，可都是像模像样的成品，一看就知道是老师帮着做的。我们是因为别的原因离开那里的。但现在想来，转学的事是做对了的。这也说明，美国也不是所有学校都好的。家长对学校也得谨慎“选购”。)
例二，露依莎交友。每天接露依莎回家时，我都会问她，你今天过得高兴不高兴。有一段时间，我每次问她，她都说：“我不再是奥维丽亚的朋友了。”(应该指出的是．她说这话时完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就好像是汇报一个与己无关的事情。)奥维丽亚是露依莎班上跟她最要好的朋友。我一听这话，就追问：“为什么?”她就说：“她是丽丽的朋友了。”我就说：“那你也可以是丽丽的朋友啊。”这时，她就拿眼睛瞪我一眼，恨恨地说：“不，我是奥维丽亚的朋友。”每次到这个时候，我都有点紧张，觉得这孩子可能太倔，在学校大概对小朋友不够友善。于是，我除了要对她循循善诱一番，告诉她应该礼貌友好地对待所有的人以外，我还到她的老师那里去了解情况，问老师她在学校有没有对小朋友不友善的行为。老师的回答是否定的，并且似乎觉得我是突发其想。老师说，露依莎是一个活泼、快乐而友善的孩子。这样，我对她的“品行教育”就纯粹是无的放矢了。
正在我感到黔驴技穷的时候，我和露依莎关于交友的对话终于在某一天有了突破。我问她：“今天过得怎么样?”她说：“我不再是奥维丽亚的朋友了。”我又问：“那你是谁的朋友啊?”她说：“我没有朋友。”(一点儿也不伤感。)我说：“你为什么不能是丽丽的朋友呢?”她说：“因为丽丽是奥维丽亚的朋友。”听到这话，我突然茅塞顿开。啊!我明白了!却原来在露依莎的小脑瓜里，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朋友，而不能同时有一个以上的朋友。这原来是一个数字问题，而不是一个品行问题。这个发现真让我汗颜。我再次看见自己是怎样一个自以为是的成人；我看见自己怎样自以为是的以成人之心度小孩之腹；我看见自己在纠正意识作祟下对露依莎所做的振振有词的品行说教是多么的可笑。所以，我就说(也学她不惊不怪的神色)：“露依莎，你可以是奥维丽亚的朋友，也可以是丽丽的朋友。”她把原来放在嘴里唆的大拇指拿出来(我等着人献计献策帮她改掉这个坏习惯呢)，看着我，若有所思地说：“噢。”这是我们那一个时期关于交友的最后一次对话。以后，我再问她“今天过得怎么样”时，她就不再提奥维丽亚了。你看，要解决她的“思想问题”，我得首先解决我自己的“思想问题”才行。
自从我有意识地纠正自己的纠正意识以来，我就在生活中常常看到露依莎独立思考、对道理活学活用的无限的潜在能力。这些观察和发现常令我兴奋不已，给我平静的生活带来许多惊喜和快乐。再举一例，与大家分享。
例三，露依莎逛店。我每次带露依莎出去买东西，她都说，妈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常常本性难移，不延误“战机”，因地制宜地因人施教。有一次，我对她说：“要这个要那个不是买东西的理由。需要这个或者需要那个才是买东西的理由。”我那么说了，却并没有以为她就会真的懂了或照着去做，并准备着下次来逛店，她同样地再说要这个要那个，我也同样地再对她说我前次说过的话。孩子嘛，重复总是需要的。结果，有一次，我手里拿着一个漂亮的不沾锅，前前后后打量着，多半是自言自语地说：“露依莎，你说妈咪买不买呢?”(我带露依莎出去，常这样半像是对她又半像是半自言自语地说话，因为知道她听不懂，却又不愿冷落她。另外，我这个人不怎么会做饭，却酷爱炊具和食谱。)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很有头脑的小参谋说：“妈咪，你需要它吗?”我转过头来，惊异地睁大着眼睛，看着露依莎说：“不需要，不需要。对，妈眯不买了。”我确实不需要。家里的锅已经泛滥成灾了。
现在，当我看到在管教方式上流露出很强的纠正意识的家长时，我便对孩子产生极大的同情。因为我知道，这些家长正在不知不觉地迫使孩子的本能改弦更张，他们正在把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引入歧途，即在长年累月地改正自己的能力的同时，逐渐丧失自己的能力。很多人或很多专家都注意到，来自中国的孩子在学习成绩方面比美国孩子强，但在创造力方面却不及生长于美国的孩子(无论他们是白人还是华人)。我想，问题的症结大概就在于我们的太强的纠正意识。比如，我们看到孩子用左手，要纠正他，因为大多数人都用右手；我们看到孩子握笔的方法“不对”，要纠正他，因为大多数人不是这么握的；我们看到孩子做这件事的方法“不对”，要纠正他，做那件事的方法“不对”，要纠正他，皆因为大多数人不是这么做的。久而久之，孩子就不以自己的方法做事了，就以大多数人的方法做事了。换句话说，久而久之，孩子就丧失了独立的特性，孩子就将自己埋没于大众之中了。自然，我们的群体就多有服从群体的大众，就少有独树一帜的个人了。试想，假如我们不纠正那个左撇子，结果会怎样呢?说出来你不信：假如你不纠正他，他是会当总统的，像克林顿和老布什那样。假如你不纠正那个把大拇指埋在食指下面那样握着笔的孩子，结果又会怎样呢?说出来你又不信：他或许会成为世界级的大文豪呢!
所以我说，不要纠正孩子，让我们来纠正自己。让我们纠正我们的纠正意识。让我们培育我们的维护意识。让我们学会维护孩子的独立。让我们学会享受孩子的独立。让我们预见我们中国的孩子独立于世界之林的前景。
当然，假如你问我，既然你纠正了你的纠正意识，你的露依莎就一定会是杰出人物吗?我只好不无惭愧地说，这你要问她。或许露依莎那独立思考的习惯已经帮助她对自己的前景做了一个独立的选择。
现在你知道我是怎样在露依莎出现以来悄悄在成长了吧?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告诉每一个人，露依莎很幸运，但我作为母亲实在是比她更幸运了吧?我不仅得到了露依莎，我还得到了一个更充实、更完美、更长久的新生命。为此，我将永远感激露依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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