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豪 一九八五年生,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在读硕士,攻读古代美学与文论。性息读书写字,乐至沉酣。 中国散文虽源远流长,但到了20世纪,碍于政治、时势、观念、思想等诸多原因,渐渐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与丰厚积淀。大多数作者既无心亦无力去破除一切陋习与陈规,反倒乐于借着这种伪复兴所形成的市场而大快朵颐。是以,当我读到川人钟鸣的《畜界,人界》一书,便意识到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当今散文的“逆子”。
这种悖逆,首先反映在书写的题材。从“细鸟”“狮子”“孔雀眼”到“鸩沙”“树童”“蠹鱼”,不论大小正奇,尽数揽入;取用的书籍从《山海经》《搜神记》《博物志》到《酉阳杂俎》《北堂书钞》《聊斋志异》,不论野史笔记、小说考据,荤素不忌。譬如,“细鸟”一篇告诉我们这种鸟“好近人,夏夜长集于帷幄之上,或盈盈而入衣袖,鸣声不断,故又名蝉鸟”,而其“最喜爱栖息把玩的还是人体的幽隐之物”,女子食其皮毛,即艳丽无比,这种特性使得它成为宫中禁物,只有皇帝和他喜爱的女人才能专有,细鸟成为权力争斗的中心;又或如狐狸,“一般狐狸五十 岁变化为妇人,百岁变为美女,为神巫,达到这样的境界,狐狸也可以蜕变为男人,与女人交接”,而若历经千年,则“与天通,叫天狐”,叫声如婴儿,颜色赤红,有九条尾巴,亦名“九尾狐”……这种荒诞乖僻的知识典故或不为人所乐道,或纯以荒诞乖僻视之,其实这里颇有深意存焉。散文之散字,本义即为驳杂。
古代散文一路为庙堂文章,讲求言必有据、高华堂皇,以此垂名立身;另一路则不取正经,倾力新奇怪诞,笔记、野史、杂录中多有。两路文章其实是古代文人的两大寄情处。前者是功名富贵意识的体现,后者则是失意者、边缘人的专属。这种“知识的异端”更隐含着“异端的知识”,这既是就其知识特性而言,也是就这些知识的生产者而言――那些生平遭遇坎坷,却见闻颇广、志气颇高、腹笥颇深的不得志者。
当下散文的衰疲恰恰就是作者们太想得志,太想成功,于是犯上的不敢写,叛道的不敢写,怪奇的不敢写,荒诞的不敢写,只得在能写和被允许写的范围内如戴项圈的狗,有条件地撒欢。相较之下,钟鸣横出己见,专意记述、悠游含玩这些令散文家们蹙额攒眉的题材素材,不唯显出其识见,复令我们注意到这种书写潜隐的真意――经由异端的知识,我们可以摆脱并且嘲讽权力中心。
悖逆之二,则是书中张扬的想象力。韦伯说,现代化本质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所谓世俗化,很大的一个表现即是庸常,排斥任何越界的绮想与玄思,因这些会暗中搅乱世俗权力的利益与人事等级的划分,所以一个现代化越彻底的社会其实也是个越无趣越正统的社会。钟鸣警觉到此,封底一篇《自忾醒世钟》即直言“中国人曾发明了火药,却输掉过战争,最早使用指南针,却茫茫然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终,虽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也最早觉悟契刻之妙和印刷之美,却让书本成为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致死之疾,猥琐,苟且,现在虽秉持燧人精神,撵进化之器,犹如巨龙脚踹乾坤,入无人之境,却乏世界之心――但中国人最早亡掉的还是想象力”。
但钟鸣的想象不是漫无边际的玄想,而是牵扯东西、挂搭上下地将种种本就灵幻无比的典故、知识、比喻揉捏在一起。想象不再是名词,而是动词。是的,对想象方式的想象,也许是最终极同时也是最彻底的想象。譬如《其鸣也哀》一篇,他写道:“纯洁的人耳根也是清净的。所以说,只有圣人才能觉鸟语。圣方济各通过手掌上的一双麻雀,就看到了上帝启动的嘴唇。管辂卜筮解鸟语。孔子遇见了一只孤鹣在树上啼啭,便坐下来鼓琴和鸣。而乌鸦却使爱伦坡忐忑不安:分不清它是先知,是鸟,还是魔鬼。”从鸟语勾连古今中外,这已经不是驱遣知识所能胜任的了,没有清明的主见与丰富的想象,断然做不到。
又如《托卡皮、河童或帕克》一篇,他讲的是许多国家都有的“淘气妖精”。这东西在朝鲜叫托卡皮,只有一条腿,但可变成火球、青蛙、扫帚和美女,隐于深林,将人的所获变成牛屎;在日本名为河童,水陆两栖,头上顶着一个装水的盘子,只要水不干涸,即表示能量不绝,能将其他动物拖进水中吸血;在英国妖精又名帕克,一个夜游神,可四十分钟内绕地球一周,性爱吓唬乡间姑娘。帕克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曾以其惊人的速度,跋涉远地采撷一种神奇的花,帮助提泰尼雅和狄迷特得斯产生爱情。不过好心的帕克,误将花汁滴在了拉山德的眼皮上,导致两对情人之间的误会,不过最终仍言归于好。钟鸣借这故事,提醒我们淘气精的存在,在于“不受物的约束和诱惑,不看别人脸色做事”,而“若我们在爱恋或进取时都能说‘我是忠实的帕克’便好了!”,论议婉转曲折,故事瑰奇,细想想却也颇中肯可听。
从来都是这样,想象的终点不会止于想象。如果说,想象是对现实的垦拓与延展,那这种幅员开阔势必也会形成对既定事实的批判与解构,如此才既有高扬在天的轻灵舒逸,又有贴身于地的厚重切实。譬如,他从帕斯卡关于国王与动物的格言中,觉察到与权力相处的方式即是要使自己“动物化”。他认为,嵇康之所以不能存身,“在于他对变成动物还只存有幻想,究竟是变成不食死鼠和腐臭的,还是继续做人,他始终拿不定主意”,因此,他“最后和动物只建立了一种比喻关系,但这不足以挽救生命”;而能长啸的阮籍说明他“躯体还没有全部动物化,但至少局部器官已经属于没有多少威胁性的鸟类,由此保全了性命”。逾矩的奇想,入情的析解,对中国政治传统的特性洞若观火。又如他说“率然”一词涉及了一种两头动物,在一番奇妙故事之后,富有深意地写道:“ 一个身体要想不被它的两个脑袋撕成两半,势必要不偏不倚,严守中庸,相互退让”,“难怪许多新来这个国家的人被吓坏了。他们看见的人,无不为犹豫不决所苦恼……两个冲突的脑袋和道理,在相互弥补时,必然又会互相对抗、说服、压制、扯平、掣肘。持这种态度的难免不面临这样的局面――对每件小事,至少表面上,都要做出相互照顾的样子。这种过于的周全,准确地被描述为‘首鼠两端’‘瞻前顾后’和‘左右逢源’。”
钟鸣的《畜界,人界》并非人所习见的那种散文,那种散文,他根本不屑为之。他亟言“反环境”,是因这环境同化了太多人,同化得如此容易且无遗;他摒弃庸常,取新取僻,甘心做被高门大户逐出的逆子;他却又是最虔敬、最真纯的良善子弟,在幻化灵异的文字炼金术背后,我们清晰触知得到他的悲叹、愤怒、多情、专注、温和与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