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渐坤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曾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干事，《花城》、《随笔》杂志主编等职。花城出版社编审。 那时我突然有些怪想，以为廖德全是不该“误入文学歧途”的，尤其不该误入杂文随笔这一类文体写作的“歧途”，因为他是官。官是应该深藏不露的，应该把自己真实的内心层层包裹起来秘不示人。应该尽量说官话套话而不说或少说真话。假若一时技痒，也来“玩玩”文学，那也只应写些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或无关痛痒的花俏文章。据我所知，有些官们就是如此“玩”的，既附庸风雅又博取文名。然而廖德全却不。他不但老老实实地做官，而且认认真真地写他的杂文随笔，而且越写越多，越来越笔端带刺放言少忌，竞至于结集出书。难道他就没有想过，杂文随笔这东西，是最易犯忌招邪的吗?记得我担任《随笔》杂志主编的那些年，因为提倡说真话不说假话；关注现实直面人生，而不在现实面前闭了眼；抒发真灵性而不为文造情，就曾得到一些道貌岸然者不少“指导”、“规劝”的。当然，“规劝”归“规劝”，“指导”归“指导”，《随笔》不会因此而易帜。但刊物可以如此，官们似乎是不能如此的。所以，在他担任市委副秘书长的那些年，我就曾经对他说：你的随笔的确不错，但为个人计，最好少写或不写吧。所幸的是，若干年过去，他的官非但不降且升，现在已是市委秘书长了，且入了市委常委――时代毕竟不同了，思想已越来越解放。当地领导是识才爱才的。
但其实，就我个人意愿，是从一认识他起，就希望他多写的。因为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庸官或胡作非为的无良之官，不是那种专以假面示人的人，他很真诚，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亲民爱民意识。不久前，我曾读过他送我的两本关于《思考北海》的文章汇编，那里面收有不少他写的调研考察报告，从中也可看出，他是办事很较真很敢说真话的。而这，恰正是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杂交随笔作家所应具备的艺术勇气和良知。
廖德全的“误入文学歧途”，已有许多年头了，据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杂文、随笔、散文集的《后记》里自述，早在上个世纪“四人帮”倒台后不久，就已有《叛徒?暴徒-囚徒》一文在一份小报上发表，以后拉拉杂杂写了一些。但大量的创作却是近十年的事。收在这一本杂文、随笔、散文集里的杂文，有不少是直击官场的阴暗痛弊的。他憎恶官场的贪污腐败，鄙夷买官卖官跑官，弄虚作假大搞花架子“政绩工程”劳民伤财，以及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不平而三缄其口麻木不仁，乃至无视国法尊严，执法犯法、越权执法欺压百姓等等。如《“出个鸟庭!”》(2000年6月)一文所列举的，他“舅舅那个县的一个镇长”，在行政诉讼案中，“不但堂而皇之地拒绝代表镇政府出庭应诉，还敢出不逊之言：‘出个鸟庭!’”；南昌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告夏某诉被告南昌铁路公安局行政诉讼一案时，“被告既不应诉也不答辩，反而要对原告当庭拘留”，只“因法庭制止而未果”。又如《又见有人丢“乌纱”》(1997年12月)一文所揭示的，309国道山西黎城、潞城段：“18名有关负责人和7个有关单位”“以‘法’的名义胡作非为敲剥百姓”，以及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几位执法人员在一家小餐馆吃饭不给钱”，还“亮枪”威吓店员，“挥拳把店主打得脸肿鼻淌血”……所有这些，他都加以冷利的讥刺与无情的挞伐。而且由于身在官场，所见逾真，所想逾深，所痛所愤也就逾烈，因而往往出手一击，又多中官场积弊之要害。《质疑“官告民”》(2002年12月)一文中，那个县委书记“状告‘刁民”，据报道在当地引起轰动云云，显然媒体是作为新生事物宣扬的。他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借助法律之手。延伸自己的权力而已”。因为“县委书记在一个县的一亩三分地上是最高权力拥有者，包括该县法院院长的任免都是说得上话的”。所以，“书记告状，只赢不输，不用开庭，那位‘刁民’定输无疑”。这种“论时事不留面子”敢于直面官场为民请命的勇毅和良知，在他的《跑官、买官、卖官》、《析“拉大旗作虎皮”》、《如此“总理情结”》，以及《也是“惨胜”》、《政绩与劣绩》等多个篇什中。我们都不难读得。而这样的“官员杂文”和“官员杂文作家”。我以为是越多越好的。
当然，“杂文与时弊俱灭”――杂文除易招惹麻烦外，还因其时效性较强，有人或许以为难以久存，因而不屑在此等文字上多花精力和时间。但天下汹汹，皆为利来利往，从鲁迅到现在，又有多少“时弊”已灭呢!何况现在是社会转型期，新老弊病正多。所以我又以为，廖德全倘若再写，还是应该多写的。
收在这一本集子里的随笔，《得意高祖唱大风》一篇，我是在2001年读到来稿的。我以为好，是置于当代名家之列也不逊色。于是便在我主编的《随笔》杂志上刊发了，并于此后常常向他约稿。他的一些随笔，也曾被我选入我和陈寿英一道为漓江出版社编选的《中国年度随笔》选本。
我说廖德全的随笔好，是因为他的随笔和杂文一样，都有一种浓重的人文关怀和问题意识。他的这些随笔。大都是取材于史实史迹的。难得的是，他追问历史总不忘当下，或者直言之，他竟是为了当下才去叩问那些霉黄了的史实史迹的。所以他的随笔，不但有学养、思想和个性，有很强的艺术质地，而且又多带有杂文的特质，文字冷峻而佻?，话古问今态肆汪洋内含讥刺，行文看似斑驳庞杂，实则放收有序。而且更妙的是，在看似专心一意地叙写那些古人古事时，又往往冷不防地腾出手来，顺势对当下的痼症流弊，狠狠地抽打一鞭子，既揭出了文本的题旨，又鞭挞了当下的卑陋。使文本具有以古鉴今顺势砭今的艺术上的多义效应。这是他行文上的机智和“狡黠”，更是他关注现实的良苦用心。《得意高祖唱大风》本是叙写刘邦得天下后，为刘氏江山永固而不惜大杀功臣，以至摩下再无“猛士”为他“守四方”而生发的深重隐忧，篇末的一句“英雄盖世的高祖，终究老矣”，本来已够令人发今古同悲之叹，但廖德全似乎不满足于此，在写到刘邦打下成阳后，为麻痹敌手项羽而行韬晦之计，对华丽的宫舍、满城的珠宝佳丽强忍不取时，又不失时机地插入――
韬光养晦，人皆知之，但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我们时下的一些人，也都知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却还是不肯放过任何机会，能出手时就出手，想出手时就出手，捞钱敛色，多多益善，根本就不考虑什么后果不后果，俨然一个短命鬼的穷凶极恶模样。难怪他们早早就身败名裂，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还捎上那颗聪明的脑袋，不像刘邦，能忍出一个皇帝来。
写到高祖还乡，“地方政要”“接待工作做得太差”，“所幸高祖不拘小节，没有深究”时，也顺手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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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许多官人大官人一开始都不怎么严拘小节的，他们也是人嘛!是那些惯拍马屁、靠拍马屁起家而又一无长物的人，把他们拍坏了，拍出了娇骄二气，拍坏了社会风气，这是后话。
《曹操之忧》也然。本是揭秘这千古奸雄在权力角逐中，因时势所迫，想当皇帝但又不能、不敢，因而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种种无奈和烦恼的，但文中写到陈琳先为袁绍草拟讨曹檄文，致使曹操因惊骇而头痛不治自愈，说“陈琳之檄，可愈头风”，后袁绍兵败，陈琳又厚着脸皮投奔曹操这两段史实时，也趁机发挥说――
想想我们时下的一些“文人”。在报屁股上发过几篇小文章，就自以为“著名”了，天下文章就是自己的好，报刊不在显著位置刊出就是不识货，看人家这也不舒服，那也不顺眼，连鲁迅也不怎么样，不批他几笔骂他几句就不顺气。这也太浅薄无知了。我们的小说家评论家散文家，这个“家”那个“家”，什么时候能写出能治人头痛。或者能使人头痛的文章，再骄傲也不迟。
文人大都恃才自傲……但人家给一点好处，开出高薪，给个小官你当着过过瘾，多给几块钱津贴外带一套住房、小汽车什么的，就跑得屁儿一颠一颠的了……他永远也不会明白。身有傲骨，对于真正的文人是多么重要!
像这样的信手拈来，相机植入，古今杂糅，纵横捭阖，嘲讽揶揄，以增益文本义涵的多元和内容的丰赡，收取艺术上的多重效应，在他的其他随笔里，也是显而易见的，《后祖情怀》如此，《张飞之死》如此，《远逝的珍珠城》、《万里瞻天》也如此。事实上，廖德全自己也说过，他是在杂文、散文的基础上，试着把随笔写成“大散文”或“大杂文”的。而他如此写的良苦用心，无疑也是为着他的文章于社会进步和世道人心更有补益。
至于他集子里的散文，最使我感动的，是他怀念母亲的《倚天之祭》和此文发表后续写的《悠悠我心》。那的确是两篇如他自己所说的“泪水沤出来的”文字。这个从苦难中走来的汉子是有情有义的。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刚强的男子汉，其实内心深处也有其深重的感伤。不过亲人已逝，心祭已毕，我这里就不再多说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