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按照我们一般的说法，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在狭义上说，诗学是研究诗的学问，研究人的诗性的智慧。从广义上说，它几乎涵盖了全部的文学理论。诗学是文艺学或者文学理论智慧的精髓和核心。也就是说，它探讨的是人对世界进行诗意的体验和把握的智慧方式，一种与叙事学相对应、以诗性为核心的方式。
唐朝以前，我们中国人对“诗学”这两个字的理解，指的是“《诗经》之学”，是经学的一部分。比如说从汉到唐，我们的国家都要设五经博士，其中有专门研究《诗经》的，所以是经学的一个部分。但是唐人把诗作大了，作成一国之艺。一国的士大夫都能写诗、都要写诗，不会写诗似乎就不配当士大夫。
在这种情况下，“诗学”的概念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的“诗学”带有了一种新的含义，那就是诗性之学，即研究人的诗性智慧的，或者是研究写诗方法的一门学问。当然，原来作为经学一部分的那个“诗学”含义也还在流传。它是双轨的，沿着两条轨道一起运行。诗学是研究诗的智慧的。它从经学变成一种士大夫之学，逐渐向平民化方向拓展。比如说晚唐，有人称李商隐“诗学宏博”。他没有写很多诗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但是诗作得很好。“诗学宏博”就是讲他的作诗能力和作诗智慧非常深厚、高明。还比如说郑谷，他有一首诗《中年》，庆幸自己年长诗学也长，所以把以前的诗作改了好几联，改了好几遍。这个“诗学”也是写诗的学问，而不是“《诗经》之学”，不是经学。到了元代，就有这么一个说法，“诗学盛于唐，理学盛于宋。”“诗学盛于唐”不是说唐人作诗的理论多么高明，如果从诗评诗话来说，宋人要比唐人更发达、精深。但是从写诗的能力和诗性智慧来说，唐朝是最发达的。用唐朝的“诗学”和宋朝的“理学”相比较，就能较明白地说明，“诗学”概念，指的是诗的智慧与作诗的能力。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诗学复兴的势头，多数人都是从不同的作品里面探索人类的诗性智慧和它的原理。比如说巴赫金，他有一部书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它绝对不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样谈小说理论，也不是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别人怎么样去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而是直接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从那里体验出一种对话诗学：而且在比较中认识到，托尔斯泰的作品是独白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对话性的。他是从作品本身去体验出诗学的智慧的。巴赫金直接面对拉伯雷的《巨人传》，从那里发现一种民俗化的“笑”，得出了他的“狂欢理论”，即狂欢的诗学。而我们研究李白，不是研究李白的作品本身，不是从诗学的方法直接面对李白，而是把主要精力用在搜集唐人是怎么讲李白的，宋人是怎么讲李白的，明清人是怎么讲李白的，我们的前人是怎么讲李白的，讲哪一首诗是怎么样评价的：然后呢，我同意这个，不同意那个。这样就是诗学研究，显得与诗的纯粹体验、与诗的本原性生命相当隔膜。真正的诗学研究应该直接面对李白，把李白作为一个原原本本的、活生生的生命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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