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解放后父亲有了工作，家庭生活条件好多了。这张照片摄于北京解放三个多月后的1949年5月22日，孩子们的服装明显整齐干净多了。现在兄妹三人都是退休安享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三人的子女全都学业有成。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携全家从甘肃返回北平，租住于东城北新桥大头条50号，一个有八户居民的大杂院。大头条东头是北新桥学校与教会医院，南边是交道口师范学校，大头条内大部分房产归北平总学监云紫晨所有。云紫晨当宪兵上校的女婿一家住在我们院子的西邻，院子东邻是一于姓商人。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宪兵上校邻居乘飞机逃离北平。于家的儿子解放时公开了地下共产党员身份。有人命案的中统特务头子云紫晨，解放后被关进了监狱。此乃后话。
北平：饥饿的古城 巨大的兵营
1948年11月份，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几十万国民党军龟缩进了城内，占据了很多胡同、学校与居民院。当时北平城内粮食十分紧张，很多市民处于饥饿与半饥饿状态。大家都期盼北平和平解放，希望填饱肚子，希望彻底摆脱饥寒交迫又提心吊胆的非人生活。可以说，当时的北平是一个饥饿的古城，一个特大的兵营。
我们欠云紫晨几个月房租，云勾结宪兵上校女婿，让8名国民党士兵强行住进了我们家。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被强行用木板从中间分隔成两间，里间住我们家五口人，外间成为士兵们的地铺。从里屋出来时，必须小心跨越士兵的地铺。夜晚士兵的鼾声，往往让我们久久不能入睡。马车连连部设在我们院内搭建的帐篷内，马粪、马尿遍地，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当时困在城内军队的食物完全依靠空投，军队的马车再把空投的食品送往各个部队。士兵的全部食物只有两种美制食品：压缩饼干与烤土豆条，军官们多了一样牛肉干。每个士兵全天食物仅有一盒压缩饼干与两盒土豆条，一个个饿得两眼冒金花。因此不时发生士兵持枪抢劫空投食品的事件，赶车运送食品的马车兵也不时偷吃点食物。我们院内，马车连连长用皮带抽打偷吃士兵的现象经常可见。
铁桶般围困北平城的解放军，给了城内国民党士兵巨大压力，使得国民党军队不敢过分骚扰老百姓。住在我们家中的士兵，全都是抓壮丁的兵，都不愿意打仗，对住进我们家也深感不安。记得一对兄弟兵不满15岁，还有一位叫杨明的秀才兵是连部的通讯员。他们不时从十分短缺的食品中，送给我们兄妹一小块饼干或者几根土豆条，减缓了我们的极度饥饿。
当时，北平城外炮声隆隆，城内国民党军队如惊弓之鸟，夜晚北平上空几乎被国民党的照明弹照得彻夜通明。晚上全城戒严，空旷的街上只有宪兵的口令声、脚步声、警笛声与偶尔的枪声，全城处于恐怖之中。1949年1月18日凌晨，两次巨大的爆炸声把我们惊醒，整个胡同的居民与士兵都跑到大街上，以为解放军攻城打进了北平。第二天见到报纸才知道，特务对和平解放积极奔走的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下了毒手，在何思源离我们不远的锡拉胡同住处引爆了定时炸弹，炸死了何思源的一个女儿，炸伤了五位何家人，何思源及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女儿何鲁丽逃过了劫难。特务们阻止北平和平解放的罪行，激起了全市老百姓的愤恨，声讨破坏和谈罪行的标语与传单不时在街头出现。对特务与宪兵横行霸道极其不满的士兵们，不时与特务、宪兵发生冲突。1948年，广安门外华北剿总军械所的士兵与宪兵曾经大规模火拼，武器精良的士兵们打死打伤了不少宪兵，让士兵和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特务与宪兵的嚣张气焰也大为收敛，不再敢公开向士兵们挑衅了。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将军公开宣布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北平。
终于盼来了和平解放
1949年1月22日，北平报纸纷纷发出和平解放的号外，饥饿中的市民与士兵终于盼到了和平解放。日日夜夜期盼的和平解放终于到来了。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入城,“共产党万岁”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全城。1949年2月2日，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绝大部分市民涌上了街头，向解放军欢呼、致敬、鼓掌。我在人群中拼命挤到最前边，头上的棉帽子被挤丢了竟然毫无知觉。解放军的服装与国民党的美式服装相差较大，每个解放军战士的腰带上都掖着一条白毛巾，都挂着一个搪瓷碗，腿上全都打着绑腿，风尘仆仆朝气蓬勃，与面带菜色萎靡不振、全部呆在屋里等待整编的国民党士兵不可同日而语。当天下午，住在我们家、我们院及胡同里的国民党士兵与马车、物资，就通通撤到了城外。我们拆掉了家中的隔板，与街坊一起彻底打扫了院子与胡同，运走了不少垃圾与马粪。紧接着，地下党的同志与军代表开始逐户家访，统计居民断粮的情况。对于严重断粮户一律免费供给10斤玉米粉，同时调集大量粮食与食品投放北平市场，北平食物奇缺物价飞扬的局面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四天，一位解放军战士来到我们家中，请我们全家到部队有事相商。我们忐忑不安坐上吉普车来到北平花园饭店，这里是解放军一个部队的临时指挥部。迎接我们的竟然是与爸爸十几年未见过面的亲叔叔，当时是第四野战军38军后勤部的负责人。父亲与叔叔都是“九一八事变”后逃到北平的东北爱国流亡学生。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迁入北平以后，免费招收东北爱国流亡学生入校学习，父亲与叔叔同时进入了东北大学。大学中二人同时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组织，积极参加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变”后两个人分手，父亲流落到甘肃当了中学教师，叔叔辗转到了延安。进驻北平以后，叔叔从户口档案中查到了哥哥在北平的住址，才找到了我们。我们在叔叔那吃到了几年来最丰盛的饭菜，还得到了极其珍贵的礼物：叔叔用自己的津贴购买的一袋面粉。两天以后叔叔随38军一起南下去解放全中国，一直打到广东，之后又挥师北上到了朝鲜。再次与叔叔见面，已经是抗美援朝胜利之后的1953年夏天。
1949年2月12日，北京20万市民在天安门广场聚会,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叶剑英市长号召人民成为城市的主人。解放军主力部队并未驻扎在城内，大部分部队南下了，少量城内驻军驻扎在公园里与空旷的广场上，显示了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的高风亮节，受到广大市民极高的评价。北平解放十几天后，长年失业的父亲得到了教师的工作，家中坐吃山空、饥寒交迫的状况彻底改变了。哥哥和我进了大头条东头的北新桥小学学习，全家人迎来了全新的生活，彻底翻身做了主人。北平和平解放以后的第16天，在我们家住过两个多月的国民党起义士兵杨明登门拜访。杨明对曾经打扰我们生活表示了深切的歉意，还给我们兄妹买了一些食品。穿着崭新的政府发的黑棉衣裤、戴着黑帽子的杨明，与我们兄妹三人在北新桥照相馆合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兄妹三人的衣服与鞋子十分破旧，反映出解放前生活的贫困。杨明离开我们家以后，直接去了前门火车站返回了秦皇岛老家，以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几进几出，情定北京
1949年5月底，父亲被调往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工作，随父亲搬离北平前夕，兄妹三人在北新桥照相馆合拍了一张照片，此时兄妹三人的服装已经明显好于刚解放时，反映出父亲有了工作后家庭经济状态的本质变化。离开北平，离开生活多年的北新桥大头条，我们非常恋恋不舍。以后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我们先后移居辽宁、黑龙江、陕西，直到十几年后大学毕业时，我才再次落户北京。“文革”中，我被下放到秦岭山区当工人，户口第二次迁出了北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永久定居于北京，则是改革开放研究生毕业以后的1981年，至今落户北京已经30年。
编辑/任 涓 woshirenju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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