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口语写作”，人们总会把它的发端追溯至处于19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歌运动醒目位置的于坚、韩东等人的诗歌。事实上，“口语写作”有着更久远的源头。毋宁说中国新诗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场口语写作运动推动的结果。在晚清“诗界革命”中便有“我手写我口”的倡议。而当胡适发起白话文运动并“尝试”用白话写诗时，作为现代汉语之奠基的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口语的力量，其“言文一致”的目标其实是为了消弭口语与书面语(言语与文字)的差异。胡适曾归纳“白话”的语言特点――“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1)，更显示了五四白话同口语的渊源关系。
当然，白话与口语终究不是同一的，并且白话文运动从文学及一切文章体式的变革要求出发，将所用的语言(文言)置换为白话，表明它在性质上是一次汉语的书面语系统的改造，运动对口语廿包括它的词汇和句法卅的借用，同对其它语言成分如文言、外来语的汲取一样，是出于建设以口语为基础的汉语书面语的考虑。(2)因此，以口语化为重要动力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其书面语性质表明它并不是一场真正的口语化运动。正由于此，有人在比较1980年代中期的“口语写作”同五四白话文运动中胡适等人的口语主张时，认为：“从表面上看，当代诗歌中的口语化实验似乎是胡适等人主张的延续，其实不然。胡适他们提倡诗歌口语化是出于启蒙的需要，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而在当代口语派诗人那里，这种历史的动机和合理性已然消失”(3)。这种分析也许有一定道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口语写作”的“口语”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迁变。
“口语写作”总是暗含着与之相对的另一极写作――书面语写作。“口语写作”对诗歌语言的态度，有几分“语音中心主义”性质，即认为口语是对心灵世界的直接摹写，因口语的当下性(在场性)、鲜活性和书面语(文字)的滞后性、凝固性，而显出对后者的贬抑和对前者的褒扬。这与那种认为书面语比口语更能记载文化的深层内涵和多种层次的看法完全相反。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书面语与口语究竟孰优孰劣?这实际上是一个诉讼不清的公案，其背后潜藏着复杂的语言和诗学的问题。
一方面，从现代汉语的特性来看，现代汉语的形成以“言文一致”为目标和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消除了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差别，既然它同样包含了书面语和口语。1930年代瞿秋白所说的口语与书面语完全同一的现代汉语――“书本上写的言语应当就是整理好的嘴里讲的言语，因此，他可以比较复杂些，句子比较的长些，字眼比较的细腻些。然而他不应当比较嘴里讲的言语起来是另外一种语言”(4)――是不存在的。按照朱光潜的说法，“无论在哪一国，‘说的语言’(口语)和‘写的语言’(书面语)都有很大的分别”，“说的是流动的，写的就成为固定的。‘写的语言’常有不肯放弃陈规的倾向，这是一种毛病，也是一种方便。它是一种毛病，因为它容易僵硬化，失去语言的活性；它也是一种便利，因为它在流动变化中抓住一个固定的基础”；而人们历来对语言的这种“分别”态度不一：一派“总想保持‘写的语言’的特性，维持它和‘说的语言的距离”，另一派“看重‘写的语言’守旧的毛病，竭力拿‘说的语言’来活化‘写的语言’，使它们的距离尽量缩短”(5)。
另一方面，就诗歌写作而言，它涉及的不仅是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般差别，而且还有诗歌作为一种特殊书面语形式对口语的过滤。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说，口语与诗歌语言具有某种“类似性”：口语的特点，如它的灵活性带来不断变换的句式可能性，它的随意性导致新的语义的不断生成，显然迎合了诗歌语言的要求；而诗歌语言作为书面语对普通(规范)语言的颠覆性和反常化，同口语以鲜活和流动对书面语之凝滞和强制的松动十分“相似”。然而，口语无论语汇还是句式，都毕竟具有许多“反诗性”的因素，比如它的?嗦、驳杂和粗鄙化倾向等，使它一下子难以进入诗语世界；尤其是，它的交际功能导致语句的流动和散漫，使诗意的展开和保留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对口语的警惕和剔除是必要的：诗歌语言总在吸收口语的同时也在纠正口语。
而就新诗的历史情形来说，它的特殊性在于其所用语言为现代汉语。因沾染西方语法而在整体上显出外彰化特点的现代汉语，在诗歌语言运用上如何重归内敛和含蓄，这是关键的问题。由于现代汉语(书面语)在生成上与口语的趋近，它在语音、词汇和句式结构上都同口语保持某些相似性，这使得新诗在借鉴口语优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口语的杂芜。再加上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毕竟有着不完全相同的语法规则，口语向书面语转化和内在体验转化为诗形时必然发生的变易，这双重裂痕导致新诗语言运用上的难以调适。新诗语言无论在语词还是句式上，已经均不能同口语保持完全一致，这是由新诗语言趋于复杂化和精细化的内在需要决定的：这种需要同时要求着新诗语言对现代汉语廿特别是日常口语卅的“锤炼”和“提纯”。
在汉语诗歌中，书面语与口语的纷争由来已久。新诗诞生后，由于其所用的语言――现代汉语在来源上的驳杂，诗歌语言取向上的各执一端也就在所难免。这种争执是新诗诞生之初就遭遇并在后来的成长岁月中相伴始终的语言纠葛：新诗草创期间，胡适、康白情等人强调作诗如说话，大力提倡方言俗语入诗，显然倾向于口语化写作；这种倾向在1920―30年代遭到了众口一辞的指责，“象征派”诗人、《现代》诗人主张运用含蓄的“雅言”入诗，以至一度出现“晚唐诗”风潮；在1940年代，特定的历史情势要求新诗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式，很多诗歌又渐趋明朗化，虽然也还有坚持诗艺和语言的深度探索的……这种交替出现的情形几乎未曾间歇，其间争论的范围和激烈程度时大时小。1980年代中期的“口语写作”，不过是一次更为集中的表现。
“口语写作”在1980年代中期再次被提出时，主要是针对“朦胧诗”深度模式写作而采取的一种反叛和拆解姿态。“口语写作”诗人重视对生活中庸常、琐屑一面的抒写，大量口语(乃至俚语)入诗成为他们抵抗僵化和拓展诗域的手段。他们将诗歌中的口语同平民化、现时性、亲近感等诗学特征对应起来，对书面语所代表的精英化、恒久性和距离感进行冲击，这既是一种诗学策略又是一种写作模式。
从表面上看，“口语写作”作为一种诗学观念，似乎是对不同语言(种类)进行择取的结果，即在或偏于坚硬的书面语写作或偏于柔软的口语写作的权衡中选择了后者。但严格地说，新诗中的书面语与口语之争，只是现代汉语资源(普通白话、方言土语等)分歧在新诗中的体现，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选择何种诗歌语言的问题，而是对同一种语言材料(现代汉语)的不同运用即诗歌的语用问题，归根结底是诗歌语言的不同风格的问题。可以看到，在新诗进程中，每当人们感到诗歌以其“晦涩”“朦胧”(风格)远离了现实生活，或阻碍多数读者群的接受时，诗歌语言首先被要求进行改造：以浅显易懂的取代艰涩深奥的，以简洁明快的替代迂回曲折的，以大范围使用的统辖小范围使用的……然后是形式的相应改变。各个时代的要求动机和纷争的表现不大一样(比如1930年代就出现了对“俗言俚语”和各种“民间”形式的极端强调)，书面语与口语之争只是一种。
一直到今天，现代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异仍然是新诗的一个话题。不过，将口语和书面语各执一端的看法已经渐渐被摒弃，书面语与口语的不同特点使人们认识到：“书面语无论它如何追求潜文本的丰富，都应当不断地从口语中吸收生活的新鲜的资料以焕新自身的生命力，而口语无论它如何富于生活气息，贴近生活，都应当不断地依靠书写来加深它的潜文本”(6)。应当说，这种辩证态度将有助于充分发挥书面语和口语的各自优势。也就是，如何通过对一般的书面语与口语差异的探讨，在二者的调适中寻求恰切的新诗语言。
注释：
(1)胡适致钱玄同，载《新青年》4卷1号(1918年)。
(2)汪晖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基本方面不是召唤用真正的口语(即方言)来进行文学创作，而是以白话书面语录为基础、利用部分口语的资源形成统一的现代书面语”。见《汪晖自选集》，第35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王晓明等《“戈多”究竟什么时候来?》，载《花城》1994年第6期。
(4)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5)朱光潜《诗论》，第90－9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6)郑敏《结构一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第12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