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莉 生于广东湛江,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马莉诗选》《金色十四行》散文集《怀念的立场》《温柔的坚守》《夜间的事物》《爱是一件旧衣裳》《词语的个人历史》等。2003年荣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现供职于《南方周末》报社。
在一间屋宇里居住,我每天看见我走进一间屋宇的姿态。我知道一座屋宇的所有门窗都要在一些时间里敞开以及它们必须敞开的原因和秘密。一座屋宇就是一个人身体的隐蔽之所。一个人内心的言说和他的所有秘密都是在这个人的屋宇里呈现,在墙壁上面,在地毯下面,在走廊的过道里,在一个抽屉和另一个抽屉之间,在浴室巨大的镜子上……是这些影子触动了我,有时候,屋宇的上空翻动着大朵大朵阳光的影子――那些影子悠闲而缓慢地穿过门廊前的一块玻璃和另一块玻璃,穿过一棵夏天的果树和果树上纷纷摇晃的叶子以及穿过我的身体,手,面庞和脚下的道路以及路边的细沙和碎石,轻轻地擦着宽阔的水泥马路的地面,并且弥漫而过。
在一间屋宇里居住,我要掌握开启这座屋宇的钥匙。此刻,我就要走进我的屋宇里。许多写作的女性早就知道而且十分熟悉弗杰尼亚?伍尔夫,她说女人应当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多年前,我已拥有了一间完全属于我的“自己的屋子”。我的屋子很大,它拥有两个阳台,一个向南一个向东;它还拥有一个很大的浴室以及一个很大的客厅和一个小巧玲珑的餐厅……在这座屋宇里,我还拥有一间十分隐蔽的只属于我个人的写作室,它在卧室的最里面,它的窗子是敞开式的,朝向东方,从透明的玻璃望出去,夜晚,无论是坐在书桌前或者躺在大床榻上,都可以看见窗外高高悬挂的月亮。而在白天呢,可以看见一大片绿色的草地和玉兰花树。我先生的书房与我的写作室之间仅仅隔着一间卧室。在我们的卧室对面还有一间不太大的卧室,那是我们的孩子安安的卧室。
一个人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就如同拥有了安放自己灵魂的居处。一个写作的女人有了自己的房间就可以开始她的阅读与写作的计划了,这一天,她才真正步入了与语言相依为命的路途。
这样的道路是狭隘而又漫长的,每天与语词想遇,而真正相遇的只有自己。是自己与自己的相遇,与自己的敌人相遇。我必须习惯这样的表达方式,其实我早就习惯并且已经在运用这样的表达方式了。现在,我正在向我的浴室的方向走去,浴室是我最为重要的存在方式,因为那里有一只巨大的果绿色的浴缸。安放浴缸是为了阅读的需要,早晨起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果绿色的浴缸里放满温水,在温水中洒几滴玫瑰精油或者迷迭香,然后脱去睡袍,把自己放入水中。这就是我早晨的阅读方式。在傍晚最疲乏的时候则洒一只香氛盐包,它可以补充皮肤一天的水份和去除疲劳。水中的阅读是平静而安详的,没有战栗和忧愁,因为心静如水,水是澄明的,它过滤着我白天所有的梦想与夜晚的梦呓,它让我在虚妄中面对一个既使是词不达意的语词,也能自由地幻想并且飞翔,它使我的声音变得和谐,它使我的面孔――在幻想与假想的虚构中沉迷且忧虑,突然中止。在水中的阅读使我常常闭上眼睛,这样我就会想起失去月亮的夜晚,在一个没有人的山上,在一个没有人的水边,除了树叶的影子和风走动的声音,就是你自己和你自己在一起。这样的夜晚是迷人也是最虚弱的,这样的夜晚……当你闭上眼睛,把双手伸出来一直伸向眼前的黑夜中去,你感觉到另一个生命正向你靠近,手臂,顺息万变的姿势,一种呼吸以及悄悄伸向你唇边的舌尖……
从我的黑色手包里摸索出那一大串钥匙,再从中找出一只小小的银色的房间钥匙,这样,我便从容地走进了属于我自己的屋宇。现在我将要用最自由最轻而易举的动作开启我那一扇房间的木门。现在,门在钥匙的旋转中敞开来了。现在,我走进来了……
屋里面没有人,没有人的屋子是黑暗和静止的。我把门开启得很大,这样在我走进屋子里的时刻那些被锁在屋外的新鲜空气便随风而入,室外的光芒开始进入到这间没有人的黑暗的屋子里来。我脱下鞋子,换上一双布拖鞋,先到我的卧室看一看,然后再到孩子的卧室看一看,看什么呢?丈夫还没有下班,孩子还没有放学。家中没有人,我看什么呢?我回到自己的卧室,把上班服脱下来了,从床上抱起一堆早上换下来的家居服,光着身子跑到浴室,放热水,开始浸泡。
一个人一生中有几种阅读方式呢?一种是坐在一张椅子上,一种是躺在一张眠床上,另一种就是沉浸在温水中了。这样的阅读是轻松愉快的。我闭上眼睛,想象着今天我遇到了怎样的人,而最重要的是我今天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想今天与我有关的事物,我的眼前却一再出现我的屋宇,我的墙壁、我的书桌以及与我朝夕相处的阳光、水杯、剪刀、桌布、笔筒、花瓶、抽屉……我甚至想起了两三年前的几封情书……
一个人的居住伴随着一个人的生命路线,想一想吧,到目前为止,在我个人的居住史上,我有过多少次的搬迁?从大学毕业到目前为止,在这座繁华的广州城,我的家,从开始一个人的家,到后来两个人的家,再到三个人的家,我总共有过十个家呵!这是一个人在一座城市居住的搬迁史。
第一次搬家是1982年春节之前,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广东电台文艺部文学组做编辑,我的男朋友朱子庆帮我把行李运到了广东电台的招待所,我便匆匆地回湛江看望母亲去了。春节一过,我告别母亲独自一人来到广州人民北路省电台报到。当时广东电台没有办法给我这个新来的大学生安排宿舍,让我住到电台的招待所六楼,与当时广东电视剧团演员住在一起。我的家什很少,只有一只皮箱的衣服和两个纸箱的书,它们伴随着我度过与周围环境极度不适的孤独的三年。每到周末,我的男朋友朱子庆就从中山大学乘公共汽车来电台看望我,我们到对面的流花公园散步,然后到附近 “大可以” 和 “大快活” 的大排挡吃馄吞面或牛腩粉。那段日子很简单,我们经常到外面漫游,因为招待所的房间里住着四个人,没有空间给我们谈情说爱,我们就只有来到马路上,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在一条大马路上走过来走过去。两个人紧紧地搂着,直到深夜末班公共汽车停靠站台,他才飞身而上,返回中大。那个夜晚他的身影在我的眼前一直晃动到天亮。
第二次搬家是同年五月,我从招待所搬到了一座叫综合楼的二楼。所谓综合楼,是因为那个楼的前面是宿舍,后面是演播厅和排练场。我与一个姓周的古怪老太婆合住,那是一间十四平方米的小房。中间用书桌和书箱隔开,实际上每人只有七平方米。在这小小的七平方米的我的小窝,每天晚上,我一边写诗一边收听录音机里立体声台的交响乐,那时候广东电台的第四套节目全是播放交响乐,我回到宿舍就打开来听;每到周末,朱子庆依然是从中山大学乘坐公共汽车来宿舍看望我。这年的七月七日,我生日的那天,他用粮票换来一只黄色的小蓝子,买了几斤鲜荔枝装在里面带来给我。我下班的时候,一进小屋门,看见他正在用电炉给我煮鱼汤……这一年秋季,子庆毕业了,他分配回了北京。把我留在了广州。我几乎天天晚上或读书,或写诗,或给子庆写信,我从不与那个老太婆讲话。在这间小屋子里,我写了很多诗,自己编撰和油印了两本诗歌集《冬天的歌》和《放逐者》还给子庆也油印了一本小诗集。在这间小屋里,有一位叫谭健华的女孩子几乎天天来帮助我,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使我终生难忘:她是打字员,她帮助我把写好的诗歌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印出来,然后,帮我调好油墨,帮我印刷。不仅如此,在生活上,她几乎像我的小妹一样,陪我看病,陪我上街,陪我去电台后门的小菜市场买菜,帮我挑鱼,帮我杀鱼,她还从她的家里拿些黑发菜和红枣来,帮我煲滋补生鱼汤……有时周末还请我到她在“606” 大院的家居住,她的父母对我很好,就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这一年的9月22日,我提着自己在广州高弟街花十四元钱买的红色行李包和八元钱一件蓝色牛仔裙,及一件十三元的黄色的太空褛,只身一人乘北上的列车去了北京。在我去北京结婚的第二周,我的母亲和妹妹来电台的综合楼找我,想看看我居住的环境和条件,发现我的床铺上放着古怪老太婆晒的虾米、红枣、木耳等药材,床板上竟然有蚂蚁在爬……到了晚上,我的母亲和妹妹想在我的单人床上挤一挤睡一晚,但是那个古怪老太婆不让我的母亲和妹妹睡在我的单人床上,说什么这是广播电台,不允许外人随便来住(连我的亲生母亲和妹妹也被她说成是外人,多么可恨!),就这样,我的母亲和妹妹只好花钱去招待所住一晚。这事是后来我妹妹告诉我的。我至今都觉得对不起大老远从湛江来广州看望我的母亲。我至今都不明白那个古怪老太婆――她还是老共产党员呢?竟然没有一丝人情味,后来想一想,明白了,她是那个革命年代出生的人,而且经历过文革,“革命加文革”把像她这样年纪的人的心灵完全扭曲了。那一代人永远找不回来本该具有的善良与道理。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我去北京之前只是写信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还没有接到我的信就作为一名体检医生去广西的新兵站给新兵体检去了,回来时母校到广州中山医学院找到了我的妹妹,就和我的妹妹一起来省电台看望我,谁想到我已提前去了北京。母亲和妹妹因此没有找到我……我是9月25日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和子庆看完根据欧阳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三家巷》才四点半,我们俩就去建国门的一个婚姻登记处领取了结婚证。10月3日在子庆家的建国门外大街东城区南二里庄的四合院里,办了三桌酒席的婚宴。他们家族很多人呵,所有的亲戚都来了,当然还有他的朋友和同事……之后不久,我在同仁医院外科动了一个摘除肾结石的大手术,是子庆的小学同学后来是首都医科大学的医生曾首都,他帮助我们请了他的著名博士生导师给我动的手术,这位导师姓王,在外国留过学,他给我作了肾结石摘除术,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手术,从早上七点我被推进手术室,到中午十二点我被推出手术室,整整五个小时呵,子庆在手术室的门外足足等了我五个小时,我一出来看见的首先是他,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在北京住了半年,直到身体完全恢复,直到第二年即1983年的3月3日早上,我才离开他回到广州。很久以后,我都在怀念着这场生病的日子,我写下很多诗歌,也读了很多书。我知道了什么是友情与爱,什么是离别。
第三次搬家是1983年秋天,我分配到了新的集体宿舍,与白玲女士同住。房间大约是十八平方米,三楼,有单独的洗手间和厕所。而此前,这个新楼还没完全交付使用时,我就和子庆先住到这里了,因为这年的夏天他来广州探望我,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电台文学组的领导让我们先住在新楼里,但新楼还没有交付使用,不能住太久,所以就同意我们以探亲的名义,去湛江我母亲那里居住。探亲假快到了,我们回到广州后仍然得住在这里,因为实在没有房子居住。在这座还没有交付使用的新楼里,我们俩像神仙一样过着快乐的日子,因为什么都是新鲜的,整幢大楼只有我们俩居住在里面。一个周日上午,我带子庆去高弟街买猎装,那时候广州开始流行猎装。早上九点多出门之前我们用电炉烧着一锅水,出门时竟然忘记关电炉了。到中午买了一件灰色的猎装回来时,一进门嗅到一股烧干的味道,才发现锅里的水全烧干了,锅也烧变形了,幸好没有闹出火灾。不久,子庆回北京上班了,而我也很快分到了宿舍,就是这座楼的三楼,与白玲女士同一间,共用一个客厅。白玲在音乐组工作,她家住广州,偶尔才来宿舍住一次,所以这间宿舍几乎是我一个人居住。不久,妈妈从湛江给我托运来了一个大书柜,那是我在考上中山大学之前妈妈请木工师傅为我制作的,是苦楝木质地,记得当时花了100元钱。这个大书柜做好之后不久,我就考上了大学。妈妈说这个大书柜 “放在家里没人用,占地方”,希望我用来放书,她在信中说 “好重好重呵”, “要几个当兵的才能搬得动呵”。这个书柜是我的第一个家具 ,我在这个新集体宿舍住了将近一年。第二年即1984年5月,子庆从北京来广州探亲,这次来广州意义重大,因为子庆的同学张硕成正在想办法帮子庆联系调动,而且已经联系成功了。我们俩就住在这间宿舍里,白玲女士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女士,她建议我们把她的单人床与我的单人床合并起来变成一张双人床。这样,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两地分居的最后一年。1984年5月18日那天是子庆二十五岁生日,我们俩在这儿举杯共饮,他也提前给我过了生日,送给我一只十分精致且有插座的黑笔,装在一个深绿色绣花缎面的盒子里,打开来里面写着: “送给亲爱的马仔,愿你写作一生,奋斗一生。”这个生日礼物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有时候整理书柜的时候会偶尔看见它,打开来看一下,笑着笑着,眼泪竟不知不觉流下来。
第四次搬家是1984年夏天,在我们结婚近两年时,电台分配给我一个旧的仅8平方米的家,这个所谓的家没有单独的厕所和洗澡间,全是公用的,开始有一间小小的厨房,但不久又被隔壁的人家抢去了。那时候人与人之间为了生存是心狠手辣的,这使我萌生了调离此单位的念头。尽管如此,但那毕竟是我们第一次拥有的两个人真正的家!搬家的时候,又是那位叫小谭的女孩子和电台的几个小青年用小推车帮我一点一点儿搬的,不久,也就是这年的11月3日,子庆给我写了他离开北京的最后一封航空信,也是我们分居的最后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短,主要是告诉我车次:“亲爱的马仔:此离京前最后一信。写完另发一电报给你,有备无患。今天上午排队,刚才(下午1点25分)才拿到票,是硬卧,中铺,10车厢。车次47次(6日早上6点到广州)。我明天(4号)晚7点20分上车。有两包东西可随车走。你请两位朋友一同来接一下。得你前信,知你身体不适,务要小心将养,我马上就到了。不赘言。吻你!” 落款是1984年11月3日。这年10月1日, 子庆参加完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国庆35周年大型焰火晚会后,从北京调到了广州,那天是6号,早上6点,我的大学同学林双壁及我的电台两位好朋友陪我一起赶到火车站来接朱子庆,她们为我和子庆的团聚而高兴!子庆在广东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与郑心伶、陈志红一起合作编辑《文艺新世纪》这是广东唯一的批评刊物。这次调动,子庆从北京把我们分居两年的 “两地书”和结婚的家具全托运过来了:两张大红老虎沙发,那是我们一起到北京体育馆前面的太平庄用五十元钱加五十斤全国粮票买的第一个结婚家具;一张圆形餐桌、一张子庆单位优惠订做的只花了三十五元的大书桌,及一堆书。由于八平方米的房子太小,这些托运来的家具全放在了电台一楼的楼梯口旁边,我们文学组在三楼办公,每天上下班时我总是不住地观察我的家具,看它被弄脏了没有,有没有破损,书箱的盖子有没有被撬开,书有没有丢失……在这个小小的新家,我们在八平方米的房间里洗澡,衣裳也晾在房间里,天天在食堂打饭,想煮点儿汤只有烧电炉,十分艰苦,有一次我竟差点儿触电,原因是小家里的电线太多,电视的电线、电炉的电线、台灯的电线、电风扇的电线,电吹风的电线……想起这些我们真是幸福又难过。最幸福的是,我们只用了二百八十元买了一个十四英寸的乐声牌黑白电视,还是朋友帮我“走后门”买的呢!团聚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是在鲁迅研究专家郑心伶先生家过的年三十,那个年夜呵,终生难忘。我曾经为此写过一首诗纪念那个雨夜我们相依偎着走回家的情景。
第五次搬家是1985年5月,我终于调离了广东电台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单位。我已经结婚两年了,单位里几乎人人都分配了房子,但仍然不给我分配哪怕一间并不大但配套的房子。由于没有房子,我一直是集体户口,子庆调来广州就没有办法落定他的户口。在这关键时刻,戏剧组的姜荣芳大姐帮助了我们,她让子庆以表弟的身份落户在她的家,这样,子庆就安全而顺利地来到了广州。姜大姐是我不会忘记的一位好大姐。由于没有居住的房子,加上电台的气氛太正统,太不自由,我被 “马列主义老革命”们 视为 “非主流” 和“现代派” ,他们竟然让电台里的小青年们不要跟我学,要警惕我的一言一行。那些小青年们对我特别好,把这些话都悄悄告诉了我,他们其实心里是明白的。而我早就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了。花城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若丁先生正好主持广东《五月》杂志社工作,他把我调到了那里。我和子庆在朋友陈碧玲的帮助下,在滨江东路租了王阿姨的一间每月三十元的三十平方米的房子,我们终于把电台楼梯口底下的全部家具和我妈妈托运来的大书柜搬到自己租的新家,那是我们比较宽敞的家了,这个租来的新家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厨房及洗手间。搬家的那一天下午,我正要上火车去北京开《诗刊》未名诗人的诗歌笔会,子庆文联单位一帮小伙子和女孩子都来帮我们搬家,子庆无法送我上火车,是女友小谭送我上的火车。从北京开完诗歌笔会回到广州,是子庆去火车站接的我,我们一起打的回到这个新家。我一进门,看见这个新家被他装扮一新,我竟然哭了起来。《五月》杂志社与我的新家只隔着一条珠江,白天我沿着江边走路上班,傍晚我也是沿着江边走路回家,一进家门,子庆已经在做饭了,他不用坐班,每天在家中编稿和写文章。他让我先洗个温水澡,然后在床上小睡一会儿,待他把饭菜端上桌的时候他才叫我起来。在这个幸福的小家,每天晚上我们读诗歌,讨论着关于诗歌的问题。我的许多重要的诗譬如《一棵棕榈树和两个女人》《月光下,那棵神秘树在哭泣》就是在这新家里写的,这两首诗分别被老诗人公刘主编的《探索诗集》(1985上海文艺版)和《1985年诗选》(1986人民文学版)及著名诗人牛汉主编的《中国》(1986年第一期)选入。而子庆在这个新家则写下了《广东文坛为何静悄悄?》一文,此文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广东文坛展开了长达一年的广泛讨论。在这个新家,我们在南方大厦买了一个自行车和一个蝴蝶牌缝纫机,大学的老同学何东平、林双璧、画家王川、诗评家司徒杰、徐敬亚及广州的许多文人朋友都来过我们这个家。在这个家里,我们过得很自由也很幸福。虽然我们只住了半年。这个家最难忘的是,推开走廊尽头的大窗就能看见珠江,我们下楼只要走一百多米就可以在江边上散步,看珠江上过往的船只,而在午夜呢,我们躺在床上就能听到悠远的汽笛。
第六次搬家是在同年即1985的11月份,我们搬到子庆的单位即广东省文联的办公室二楼居住,在大沙头码头的附近,所谓家,其实是一间大的办公室隔开半间给我们居住。旁边是老诗人黄雨先生的民间研究室。12月中旬,子庆上北京开“上园诗歌笔会”。这期间,刚刚调到深圳的吉林诗人吕贵品来过我这个小家,他说我这个小家是个“浪漫的小鸟窝”。有一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就听见有人从我居住的窗外投小石子进来,我以为是附近的民工,我有点害怕,后来我探出头来一看,原来是他!他在楼下大声喊道:“马莉,是我!吕贵品!”他让我马上下来,说要带我到附近的早茶店吃早茶。我就洗梳完毕后下来见他。他带我去附近的大排挡吃早茶,又与我一起逛广州中山五路的新华书店,推荐我买了《爱的荒漠》 《刀锋》等书,然后我们一起去北京路的中山公园,在那里谈诗歌,谈诗人,还谈别人事情,他希望我和子庆能调到深圳去。他说深圳不愁没有房子住。记得这年年底的一天,我们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李士非先生打来的,他说诗人北岛来了,希望能见一下面。我和子庆当晚来到花城出版社的办公室,推开门一眼看见诗人北岛,他很高兴地说:“马莉小姐每见一次都更加漂亮!”那晚说了什么话我都没有记住,但唯一记住了这句话。后来我们很快要离开,因为当晚子庆要上北京参加《诗刊》社在“上园饭店”举行的诗歌评论笔会,火车是晚上八点半开。子庆在八点的时候离开,从花城出版社出来正好赶上一辆去火车站的31路公共汽车。他后来写信给我说,他下了汽车飞迅跑到火车,只差两分钟就开了,好悬呵……子庆12月30日从北京回来时,已是1985年的最后两天了,我们在那间办公室隔开的小家里相依为命,在这年的最后一天,我怀上了我的小安安。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个深夜,我们从窗外望去,月亮很圆很大,子庆说了一句让我感到寂寞的话:这样的月亮让人想起诗歌的盛唐时期……
第七次搬家是1986年3月,我们搬到了起义路省文联《文艺百家》杂志社的办公室,那也是一间八平方米的小房间。隔壁住着老诗人寒星。在这个新家,我们的好朋友赵薇小姐帮我们买了一个日本乐声牌电冰箱,是果绿色的,一千元钱。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实用的大家电。这个冰箱为我肚子里的小安安储蓄了大量的水果:苹果、芭蕉、橙子、李子、香蕉、芒果、菠萝、荔枝……我每天不断地吃各种新鲜水果,以致于我的孩子一生下来皮肤特别白净特别好,医院的几位年轻护士问我,你怀孕时是不是吃了上等珍珠粉?我说我没有吃什么珍珠,只是大量吃了水果。这个冰箱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我每周一、三、五的早上挺着大肚子步行去《五月》杂志社上班,子庆天天送我过两条马路;下班后我自己慢慢步行回到我们的小家。晚上子庆用电炉给我做青菜鸡蛋烙饼,早上他跑到珠江对面给我买艇仔粥或糯米鸡、棕子。这年10月9日上午十 时二十分,我在省妇幼保健院剖腹产生下了一个男婴,我的好朋友赵薇亲切地称他为“小安安”,并认她自己为“小安安”的姑姑。
第八次搬家是我生下亲爱的孩子小安安出院的时候,我的婆婆从北京来广州帮我带小安安,《五月》杂志社在越秀南工会旧址二楼已分给我们一房一厅,子庆的文联单位同事们帮助我们把家先搬过去,在我出院之前这个新家已基本收拾好了。我在这个新家坐的月子,由于我气虚,中医给我开了一个方子,每天饮北芪甘草水,子庆天天用高压锅煮好了给我饮。婆婆天天给孙子洗尿布。那时候街上虽然有一次性婴儿尿片,尿湿了就扔掉,不用洗,很省事。但很贵。我每月工资才八十元钱,小安安的人工哺乳期才两个多月我就没有奶水了,我们就给他买当时最优质最昂贵的进口奶粉 “力多精”,一铁盒就要二十五元呵,他十天就吃完一铁盒,仅吃奶粉就要花掉我一个月的工资,所以一次性的高级尿布是买不起的。我母亲托人从湛江捎来了医用脱纸棉和军用蚊帐,婆婆剪成一块块四四方方的形状给小安安用,婆婆很干净,每天把小安安的尿布洗得干干净净。由于棉花和蚊帐十分柔软,小安安的小屁股每天都干干爽爽,从没有因为尿布而过敏。但是小安安生命中第一次生病,却是在这个新家得的,可能是洗澡时着凉了,患了感冒,发烧三十八摄氏度。我们抱着他到越秀区医院看的急诊。不过他两天就好了。满月的时候,子庆用相机给小安安在沙发上照了一张像,照片冲晒出来后,子庆给这张照片命名为:朱力安将军。在这个新家,我们只居住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我深入到俗常生活所有细节的细节深处。
第九次搬家是1987年1月5日,可以说是我们结婚四年多来第一次拥有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两房一厅,淡绿色的房子,是子庆所在的省文联单位分配给我们的新房,地址是江南大道晓园新村D幢19号601室。这个晓园新村的新家,我的记忆是太深刻了,这个家我要大书特书一番:搬家时我的小安安快三个月大了,我买了一个红色塑料大洗澡盆,垫好小毛巾和小枕头,把小安安放在这个大红盆里,像一只小船,小安安躺在里面,我和赵薇小姐一人一边抬着这张可爱的小船上了搬家车。在这个新家的第一天晚上,正好停电,子庆去买烧鹅,我守护在小安安身边。等了很久,天已经黑了,差不多八点了,子庆才回来,他一进门就说:“马仔,给我找点棉花擦擦,我出了点儿血。我一听吓了一跳,从里屋跑到客厅,看见他的手也肿了,鼻子正在流血。我吓哭了。赶快找来棉花、酒精、碘汀、棉签、沙布为他包扎。原来子庆在买烧鹅时,发现被档主蒙骗,他一生气就给了那个档主一拳,打在那个档主的后脑勺上,那个后脑勺太硬,子庆用力过猛,手就肿了;而那个人还手打在子庆的脸上,把鼻子打出血了。幸好鼻子的血很快就止住了,可手却肿了一个星期才好。我们精心布置着这个新家,子庆买了六个精致的小苦楝木书柜和一个放电视的组合柜、六张折叠式的木凳子、一个茶色玻璃茶几,还为我买了一个美丽的梳妆台呢!为了买一张地毯,子庆跑了好多商店,货比三家,最后选了一张青草绿的地毯。春节的时候,我在家抱小安安,子庆跑去海珠区的江南大酒店商场,买各种生活用品,还精挑细选了一套咖啡色的方角型沙发及一块飘满绿树叶子的窗帘布。四川女诗人肖敏送给我们一棵印度橡胶树,我们把它种植在客厅里。那时候我们都不用坐班,轮留在家抱安安,只要安安睡觉了,我就开始写作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写了很多生活小品,子庆帮我投到一些时尚的杂志上发表,这些小品也就是后来被批评家命名为 “小女人” 的那些散文。那是我散文成长的初始,而在此之前,我只会写分行的诗歌不会写不分行的散文。晓园新村的家客厅很大,我常常在客厅的地上铺一张大草席,和小安安共同坐在草席上,小安安在一边玩耍,我在一边读书;小安安玩着玩着就睡着了,我就给他盖上一张小毯子,开始写作了。一会儿,小安安睡醒了,肚子饿了,我就放下笔,抱起他来哄一哄,给他冲牛奶或者调果汁……子庆下班回来,迅速做好三个人的饭菜,给小安安系上个小围兜,三个人在饭桌上有说有笑地吃饭,日子过得简单而快活。这个家有一个大阳台,子庆在阳台上种过苦瓜,我们有两年吃过他种在阳台上的苦瓜呢。苦瓜个儿很小,但很清香。有一个星期天,子庆在阳台上烧草木灰,我闻到一股来自土地的气息,我说:“我闻到了一股很喜欢的气息。”子庆说:“那是上帝的气息。”1988年春节过后不久,子庆把小安安送到了北京的奶奶家,因为小安安吃进口奶粉过敏,脸上总是长奶癣,我们认为他应当去北方调养一下,因为北方的干燥气候可以治好他的奶癣。送他上飞机的时候是在清晨五半点起床,六点多我们上了公共汽车上,我抱着小安安,他已经会叫“妈妈”了,我一遍一遍地听他叫“妈妈”“妈妈妈”……小安安在北京的奶奶家只住了一年半时间,1989年夏天,北京发生 “民运”,5月21日,子庆迅速把儿子接回了广州。我去火车站接他们时,子庆从车窗口把小安安先递出来给我,我从窗口直接把他抱出来的。我问: “安安,你想妈妈吗?”他说:“想。” 我问:“安安,你认得妈妈吗?” 他回答:“认得。” 我把儿子放在圆柱旁边的地上,我给他吃果冻,他很快就吃了一个。然后我们仨就打的回到晓圆新村的家。在这个家,小安安先是上住宅公司的幼儿园,后来改为上好好幼儿园,是小班。这个幼儿园有个叫方方姐姐的生活老师,教安安及小朋友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由于她是广州口音,教得一塌糊涂。小安安回到家问我:“妈妈,为什么是好朋友还要杀死呢?” 我说:“好朋友不能杀死,好朋友要相互友爱才好。” 小安安说:“是方老师教唱的。” 说着就唱给我听:“杀死雷锋,好朋友,中意革命,不打仗……” 我听得眼泪都笑出来了,那个教唱歌的方老师说普通话时发音全是齿音,不会卷舌,把“学习”唱成“杀死”。这样的老师真是误人子弟呵!在晓园新村的家我写下很多诗篇,也写下了遭人误议的所谓“小女人”散文,更难忘的是,我竟然无师自通地画起了画,挂在家中的四面墙壁,有一天广州美术学院的李正天老师和他当年的太太陈小丹女士来我们家做客的时候,发现了我绘画的天才,要给我办一个画展。1991年春天我的画展――《诗人马莉黑白画展》如期举行,李正天老师给我的画展作了序言。我的画展轰动了广州的文艺界。我的大学老师卢叔度先生专门为我的画展写下了一幅对联:“黑白人间黑白画,朦胧月色朦胧诗。”这位卢叔度老师不仅是我的老师,早在1949年全国解放初的时候,他还是我姨妈的老师,他的妻子还是我姨妈的同学呢!
第十次搬家是1992年春节,子庆已调到花城出版社《文化广场》杂志社工作了。社里给他分了新的两房两厅,地址是天河体育西路天河街15号702室。那一年春节过后,2月14日,我调到《南方周末》报社工作,负责编 “芳草地” 副刊。报社离家三站地,我每天走路上班。下班时我就去报社的幼儿园接小安安,那时小安安就读《南方日报》幼儿园中班。第二年开始,安安进入附近的体育西路小学就读,直到读完了他六年的小学生涯。在体育西路这个家,是我工作和写作最开心也最难忘的岁月。我写下了许多诗歌和散文。不久,子庆调离了花城出版社,老范把他调到版协的《读书人报》当副主编,同时他还办起了广州第一个七星读书会,举办每周一期的七星学术讲座,还与广东电台合作开播了近两年的“每周一书”节目。此外,他还与朋友积资了三十万,先后开了七个书店(七星书舍、暨大书店、吉之岛书廊、红与黑书店、诗与真书店、佛山百花书廊)及一个七星酒巴。在这个家,他还自费办过一份七星读书会会讯的小报,每期一千份。1998年12月15日,他花三万元买了一部二手车,这个车的号码是粤AK0169。这个车子真不愧是一个地道的二手车,它不断地坏来坏去,不断地需要修理。子庆虽然常常来报社接我回家,但他天天一大早就开车出去运书我就很不放心,总是提心吊胆。他经营的书店生意开始很快乐,后来却很辛苦,再后来就很艰难了,他的身体几乎要垮了……也是在这个家,他被他太信任的一个姓张的打工仔(出纳)骗过钱,那个姓张的出纳背着他利用手中的便力和信任,私开增值税票(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以获得非法私利。这样一来,则害苦了我们,我们被工商局罚了好几万元钱。这钱本应当由那骗子个人全部偿还的,可至今都没能完全追回来。因为子庆工作实在太忙,而那人又远在佛山,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在这个家呵,我们的内心都太过劳累,他为生意劳累,我为他的劳累而劳累。他的皮肤经常过敏,他的身体日渐不支,他作过许多恶梦,他的许多朋友都催他还当年的积资款。几年后,他在书店生意一再亏损的情况下,一点一点地亲手把朋友们的钱还了……这个难忘的酸甜苦辣家呵,我们三个人居住了将近八年,就像抗战八年一样呵。安安在这个家辛苦而快乐地度过了他的小学“寻找恐龙”的生涯,他特别喜欢恐龙,画了很多恐龙和迷宫,画了很多儿童的“涂鸦”。子庆呢,以调进社科院而结束了他的书店生意,我呢,就像一场大病终于得以痊愈一样,担忧的心总算放下了。
第十一次搬家是1999年8月5日和6日。在此之前的1998年10月,我们报社给我分到一套三房一厅。这个实际面积为八十平方米的家坐落在瘦狗岭山下,地址是天河区粤垦路532号燕翔楼A梯402室。这是房改的最后一批福利房,今后单位再也没有房子可分了。我和子庆亲自实地考察了几个月,想出了一套设计方案:把每一面墙壁打掉,房间与房间之间用书柜或者衣柜间隔开来。使一套原来三房一厅的房子变成两卧室、两书房、一客厅、一餐厅、一厨房、一洗手间。这样的设计使这座房子从内部结构看是完全敞开式的木制杰作,无论墙壁和地板,无论书柜和衣柜,全部是木头的。我们把意图告诉了一个叫小熬的设计师,让他按照我们的要求绘出施工图样。我们付给了他一千元钱。施工图样出来之后,是江西的小梅师傅按照设计要求给我们制作的全部木头家具。这个木头的家就像一个清凉的大森林。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在这个家居住五年了。我们很喜欢这个家,用我儿子的话说:“这个家很好,装修得很脱俗。” 可是,在这个家,子庆出过一次车祸,那是2001年4月19日,星期一早上,他开着小面包车送我去广轩大厦参加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新闻学习,时间是一周,每天上午八时至十一时。这一天也是我们在流行前线的红与黑书店成功转让彻底结束的一天,他说他要先去把红与黑的书运到暨南大学书店,然后再去接我。他让我十一点钟下课时在大门口等他,他十一点多准会来接我的。十一点到了,我在广轩大厦的大门口等呀等,一直等到十二点半还没来,我不断地在他的呼机上留言:快来接我。我真笨,偏偏没有给他留下广轩大厦门岗值班室的电话,致使他无法复机。最后,我打电话到暨南大学的书店一问,一个女店员在电话里告诉我:“朱经理出了车祸了……”我顿时天昏地转,马上呼他的手机并留下电话。没想到他很快就回话了,他说: “马仔,我的头碰破了,出了点血……”听到他能说话,我高悬的心是放了下来,便马上打的去中山三院,在急诊室里遇见了他,他头上包着白纱布,正准备照CT片。他说:“如果你一开始留下电话,我就可以告诉你我出事了,你就不用在那儿傻等了……”还好,他的头皮缝了七针,留下一个月亮形状的疤。这件事故之后,我们下决心要把书店一个一个地结束掉,于是2002年的6月,我们把暨大的书店结束了。最后一个书店是 “吉之岛书廊” ,也是在2003年8月6日结束的。那一天下着大雨,我们一家参加了同事小周的婚礼,回来时让安安先回家,我们则去吉之岛书廊,只一趟就把剩余的书运全回来了。这些书我们都堆放在家里的客厅中和阳台上,及走廊的过道里。在此之前,我和子庆齐心合力,一起到书市批发中心去退货,我们一家一家地找档口,向他们解释不经营书店了就只好把书退回给你们,实在对不起之类。有些档口老板的心地非常仁慈,很快就给我们退了钱;有些则很狡猾,不仅不肯退还能赖则赖,或者 “死不认书”,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再运回家来。子庆打印了一份图书目录,我分送给报社的图书馆及个人挑选。图书馆选购了五千多元的书,我的同事也买了不少,其中陈明洋仅个人就选购了两千多元的书,刘磊个人也选购了一千元左右的书,还有一个都市报的著名女记者张蜀梅,个人选购了八百元的书。那段日子,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让子庆找回信心,不做书店做别的事情也一样能做好,而且做得会更好。两周后,我坚决要他把小面包车卖掉,虽然这个小面包车与我们同甘共苦了的五年,它成了我们家中的一员,但它实在是伤痕累累了,它应当退休了。于是吉之岛书廊结束后两周,即8月16日。子庆以六千元把这个亲爱的小面包车卖掉了。那天傍晚我下班回家,两个人的心里都有些空虚,因为那个小面包车是我们家最勤劳的一员,怎么说卖就卖了?我不后悔,只是忽然有些难过,我想为什么在卖掉它之前竟忘了给它拍几张照片留作纪念呢?我想我今后只能在心里回忆它的模样了。特别要记一笔的是,在这个瘦狗岭的家,我写下了一百多首十四行诗,出版了《怀念的立场》《温柔的坚守》《夜间的事物》三本散文集。而子庆也写下了他的对诗歌的深刻思考:《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这篇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后,在诗歌界反响特大,著名作家邵燕祥先生在电话中说“这是一篇最好的诗歌评论!”林贤治在电话中说:“代我向朱子庆致敬!感谢他写下这样一篇批评文字!”此后,子庆又写下一组《瘦狗岭诗歌笔记》及另一篇洋洋大篇《广东,一个诗歌大省的新的崛起》但是,这个幸福的家周边的环境越来越变得杂七杂八,空气质量不好,加上楼的附近的一所红英小学太吵了。所以,我们又想要搬家了。
我们寻找了好久,终于在一个有星星有河流有各种热带花草树木的地方,买了一套近一百平方米的不太大的房子,这将是我们第十二次搬家……我在搬家之前就不断地想象我亲爱的新家:推开门就是一片绿色的草地,不远处就是一条小河湾,我们躺在床上就可以看见落地门以外的星空和月亮……我们舍不得瘦狗岭这座木头房子,安安也舍不得,他说很喜欢这个家的设计和装修……上个星期,子庆专门给这个木头的家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了一卷照片。是呵,明年我们又要搬家了。我想我会永远想念这个木头的家,想念我们居住过的每一个日子及每一个瞬间,那些艰难而快乐地走在家中的每一个脚印,我们仨,安安在这个木头的家度过了他学习期间的初中和高中;子庆从生意场上安全而准确的着陆,实现了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型;我呢,一如继往地写作,从诗歌到散文,从一个居处到另一个居处,跟着我的感觉走……哦,星星与月亮的地方,也许那才是我们永久的居处。后来,我在我的诗歌中这样记录下我的心情:
准备好一双平底布鞋,一顶宽大的草帽
带上爱你的心情,飞鸟的想象
如果你也想念我,想念我的诗歌
我脆弱的歌喉,如果你真的想陪伴我
就去旅行吧,去很远的地方旅行
去星星出没河流消失的远方旅行
我们手牵手不要说话
不要吵醒沉睡的河流
不要让月亮发现我们的行踪……
呵,一个人一生究竟要迁徙多少次,才能最终找到适宜自己的居住地,并诗意栖居呢?我相信,不论我们走向哪里,神始终在守护着我们,点燃我们内心的火焰,引领我们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