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记得第一次和异性接吻，有人记着第一次领到工资，有人记着第一次离开生养他的故乡，有人记着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看国旗冉冉升起，有人记着第一次看见自己的热泪把洁白的新雪融化……我记着我在《诗刊》发表的第一首诗。
也许《诗刊》记不准她所接受的每一个诗人的“第一次”，但每一个诗人却记得(应该记得)自己被《诗刊》接受的第一次，尤其是像我这样生活在基层的业余写作者。“徐俊国”三个字在那期的《诗刊》中显得好像稍大一圈。当时那激动啊，不是现在这种心跳。当我翻到贺敬之、吴思敬、耿林莽等闪闪发光的名字时，感觉自己就跟在名人身后，他们不会注意我，但是，我，在看他们，那么崇敬、那么自豪、那么仔细地端详又端详。
那是2000年第4期，“中国新诗选刊”栏目选载了我发表在《绿风》上的《马群》一诗，它是我2000年前写作的大型组诗《精神城堡》中的一首，只有六行，就六行。“每天晚上／月亮垂下银白色的鞭子／一直垂到我的纸上／月亮向我寻找马群／我的马群是些鲜艳的文字／整夜醒着”。2000年是我极其苦闷的一年，当我在《星星》《飞天》等发表了《精神城堡》中的大部分作品之后，我忽然发现自己只是沉浸在以文字为马的技术性驰骋中。现在想来，2000年第4期的那六行小诗，不止是满足了我登上国刊的虚荣心，更为重要的是它让我在渐渐冷却的心情中重新思考、梳理、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甚而产生了某种写作理想。
在诗歌面前，我一直非常自卑，任何一点小小的进步或成绩，它带给我的只能是百分之一的兴奋，剩下的全是怀疑、困惑，继而是反省，最后凸现出更大的差距和漏洞。迄今为止，我所有的前进都伴随着痛苦和彷徨。打小时候起，看别人时我总聚焦于他优于我的那些局部，而看自己，常常会把丑陋和幼稚的斑点无限放大。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要想弄得好一点，必须有明白人拿锤子给敲敲脑袋。而把我拉到真实的镜子面前的是参加诗刊社函授学习时认识的那些好老师，他们教会我怎样观看玻璃中的影像。原来我也有别人羡慕的亮点啊，单纯、洁净、善良，像从土里刚拔出来沾满露水和草香的新鲜和生动，这些都与生俱来地盘结在我的文字中。这让我稍稍胆大起来，有了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去攀爬更高的山坡，与更大的惊喜相遇。
今天，终于有机会来说说我对一本刊物的敬重与感恩。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的那座大楼，那几间拥挤的办公室，那些顶着光环却平易近人的老师，第一次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常联系，多交流；第一次去编辑部，他们说正好有活动，一块进餐吧；第一次说谢谢，他们说多支持啊。寂寂无名的毛毛虫支持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分明不足!是参天大树在帮助毛毛虫变成蝴蝶!一本刊物对作者的鼓励与扶持是无以言尽的。从2000年到现在，《诗刊》发表我的诗已有10次，计30余首，上过头条，还多次配发了简介或相片。如果算上诗刊社主编的《2004年中国年度诗歌》《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新世纪五年诗选》等集子，不到三年，竟出现了7次。
一个作者要表达他对一本刊物的敬意有许多方式，我的做法是多邮购刊有自己作品的那一期刊物，少则5本，多则10本，在“新星四人行”发表那次，我喜滋滋地将稿酬全部兑换成了2005年第8期的《诗刊》，很沉的一个包裹，50本呐!放在自行车后架上没法摆置，最后是爱人回家骑了摩托车才弄到小区楼下。除了赠给几位好友，书橱里现在还一排溜挤着32本。每天晚上，睡觉前看着它们，看着它们在数千册书籍中因为整洁而格外显眼，我的内心充满说不出的富足与骄傲。为这事，爱人曾说我傻得可爱。我说，下次不了。下次，还5本吧。
从第一次在《诗刊》发表作品的“一”开始，数到这篇文字是十一，接着可能是十二，再往下数，能数到多少?《诗刊》能允许我数到多少?数到什么时候?我不敢去想，只有真诚而深情地祝福：祝福自己，更祝福这本在中国诗坛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长久影响力的刊物。我想趁现在还穷，还愿意怀揣钢笔，提着灯笼为虫子照路，愿意跪下来，用蜂蜜漱口，和大地及大地之上卑微的存在轻声说话，我想在纸上，在这美好的人间多留些我生活过的痕迹。
再过几十年，若有人问起《诗刊》，我肯定会把手放在干瘪的胸口上，说：“我是她最勤奋的那个小学生，麻木时她让我疼痛，疼痛时她递来温暖。”
我感谢《诗刊》，并深深弯腰。
徐俊国，1971年生于山东平度，中学教师，曾进修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迄今已在《诗刊》《星星》《绿风》《扬子江》《诗潮》《散文诗》《飞天》《解放军文艺》《山东文学》等期刊发表诗歌近三百首。组诗《热爱》获《散文诗》全国首届校园文学大奖赛金奖，并被《新华文摘》《青年文摘》等多家报刊选载。入选《2004中国年度诗歌》《2005中国年度诗歌》《新世纪五年诗选》等多种选本。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