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约着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在早期中俄文化交流中，俄国东正教和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是中俄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桥梁。尽管他们的活动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在客观上却为促进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发挥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中国；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B977.512；G125；G15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2)01-0068-04
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文化接触可能在中国的元明之际，蒙古人把先进的中国文化带到俄罗斯国家形成以前的罗斯诸公国，中俄开始了最初的文化联系。但这个时期的联系是通过人员往来、商品贸易和文字传输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中国文化在俄国的传播是偶然和少量的。中俄两国的正式外交开始于17世纪中叶，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中俄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开启了两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关系，为两国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法律依据。1728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中俄文化交流全面展开。在早期的中俄文化交流中，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起了特殊和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俄东正教传教士团进入中国
马克思说，东正教是俄罗斯“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镇压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17世纪中叶，俄罗斯想逐步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蚕食，同时也把东正教带到中国的领土上。1665年，俄国军队占领了黑龙江上的要塞雅克萨，在其上修建了被称为“阿尔巴津贼堡”的城堡。随军的东正教教士叶尔莫根在雅克萨俄军据点内修建了一座纪念耶稣复活的教堂。1671年，教士们又在雅克萨修建了一座仁慈救世主修道院，作为东正教教士在中国的堡垒，强迫当地居民信仰东正教。这是首次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东正教教堂。1683年，康熙帝率军亲征雅克萨并取得胜利，教堂和修道院被平毁。清军还俘虏了一批俄国哥萨克士兵，清政府将他们编入八旗，隶属于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并安置在镶黄旗驻地――北京城东北角的胡家圈胡同，他们当时被称为“阿尔巴津人”。清政府还赐给这些人官衔，给予俸禄、住处和衣食，允许他们与中国人通婚。康熙皇帝为了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划出胡家圈胡同内的一处庙宇作为临时的宗教祈祷所。《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这座庙改建成东正教教堂，并称之为“索菲亚教堂”。因为教堂内有一幅俄国果尔库斯克主教圣尼古拉的画像，所以又被称为“尼古拉教堂”，中国人称其为“罗刹庙”。
东正教教徒在北京活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俄国西伯利亚的行政中心托博尔斯克。1695年，俄国东正教托博尔斯克教区主教伊格那提派人给列昂捷夫司祭送来一份教会证书，正式承认尼古拉教堂为东正教堂，并指示他们：“不仅要为沙皇，而且要为中国皇帝祈祷……以便在中国找到一块传播东正教的立足点。”这个教堂就是后来的俄罗斯北馆，是东正教会在北京的第一个教堂。战俘在北京受到优待、宗教信仰得到尊重并拥有自己的教堂的消息传到俄国，很快，北京东正教会的活动受到了俄国政府的重视。
沙皇彼得一世想以北京的圣索菲亚教堂作为窥探清政府政治活动的窗口。1693年，他派义杰斯为使节与清政府交涉，临行前给他的训令之一就是要求清政府拨地供给俄国在北京建造俄罗斯东正教堂。1694年2月28日，理藩院致信义杰斯：“西洋各国来我国久居的侨民共有一所教堂”，并无继续在我国领用地基建造教堂之例，因此“此事碍难照准”。除了这种公开的要求清政府准许派遣东正教士来华外，俄国商队每次来华时都有若干教士一同前来，以加强与北京东正教徒的联系。1711年，彼得一世派胡佳科夫率俄国商队来北京，当时康熙帝正准备派遣殷札纳等前往伏尔加河流域访问那里的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及其首领阿玉奇，俄国抓住康熙皇帝急于派使节去土尔扈特蒙古部落的有利时机，提出派遣东正教士来华接替已年迈的列昂捷夫司祭工作的要求，并以此作为俄国方面允许殷札纳等人过境的交换条件。康熙帝为了顺利过境接受了这一条件。1714年，殷扎纳、图里琛等人完成使命回国时，彼得一世派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和修士司祭拉夫连季、修士辅祭菲力蒙等十人组成东正教传教士团同殷扎纳一起来北京，这就是第一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他们于1715年4月30日到达北京。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根据该条约的规定，俄国东正教会取得了定期派遣传教士和留学生的权利，也取得了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新教堂的权利。教堂地址定在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1732年正式建成，称“奉献节”教堂，即后来的俄罗斯南馆。此后，俄罗斯南馆成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固定驻地。俄国从1715年起开始派遣第一批东正教传教士团来北京，此后每十年派遣一次，每次大约派遣十人，其中四人为宗教人员，六人为学习汉语和满语的留学生。这一制度因为《恰克图条约》的规定而延续下来，前后共派遣二十次。
二、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与早期中俄文化交流
《恰克图条约》不仅缓解了处于紧张状态的中俄政治和经济关系，而且开启了中俄文化交流的新时期。条约签订后，俄国传教士团和留学生来到北京，他们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中俄两国从17世纪中叶开始频繁往来，迫切需要通晓双方语言的人才。清政府亟须培养精通俄语的人才，以改变过于依赖传教士的状况，同时也是便于处理东正教事务。这种需要通过北京传教士团得到了解决。为了培养俄语翻译，1708年，清政府设立了一所俄语学校――俄罗斯文馆，北京传教士团的传教士和留学生为俄罗斯文馆俄语教习的来源。俄国对满、汉语翻译人才的需求也是通过北京传教士团来满足的，俄国最早的汉语教学与汉语研究机构就是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通过北京传教士团成员的语言学习和教学活动，传教士团成为中俄联系的语言纽带。1716年，俄罗斯文馆由原隶属于内阁典籍厅，改为归内阁管辖，更名为“内阁俄罗斯文馆”。校址亦迁至东华门外北长街，又称北池子。俄罗斯文馆一直举办了154年，1862年并入京师同文馆。它为我国俄语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图书交流是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内容，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在图书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自组建以来就开始收集中国的图书，每届领班换班时都要进行馆藏图书的交接。传教士团的成员在中国大量收集中国典籍，丰富了俄国各大图书馆藏书。1818年7月27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给传教士团的指示称：“传教士团必须尽可能利用拨给它的资金为传教士团图书馆搜集图书、地图和城市平面图……当发现好书和珍贵物品时，应该购买两份，一份留给传教士团，另一份运回俄国。”几乎所有的传教士团成员都拥有自己的私人藏书。1795年第8届传教士团在北京 俄罗斯馆建立了一座收藏中国图书的中外书房，同时还收藏传教士团成员的手稿，到了19世纪下半期，该书房成为俄国最大的中国文献收藏地之一。与俄国的汉籍收藏相比，传人中国的俄文文献数量不多，而且传播的主体是俄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以第12届传教士团为媒介，中俄两国间第一次实现了国家间正式的图书交流。1844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通过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第12届修士大司祭卡法罗夫向清政府索要藏文的《甘珠尔》和《丹珠尔》经书各一部。经道光皇帝批准，清政府将藏于北京雍和宫的《甘珠尔》和《丹珠尔》经书共800余册赠与俄国。为了答谢清政府，1845年俄国政府回赠10箱357种800余册俄文图书给中国，回赠的图书涉及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助于中国了解俄国。其中有些书籍反映了俄国及世界最新科技成果，也有一些世界名著。这些图书不论版本还是内容，都十分珍贵，尤其是书的内容，正是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所急需的。但清政府并未认识到这些书的价值，还由于当时中国人中认识俄文者不多，这些书没有被利用起来，也未能及时翻译介绍给国人，失去了一次了解俄国、认识世界的好机会。这些书后散失无存，从仅存的书名目录可知，内有普希金、果戈里等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
中国文学名著《石头记》也是通过东正教传教士团传人俄国的。第11届传教士团(1830-1840年)学员帕维尔?库尔良德采夫1832年因病返回俄国时，带回一部中国文学名著《石头记》的手抄本，共有35册，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直接传到俄国的一部文学作品。同一届传教士团学员科瓦尼科在返国后曾用“德明”的笔名，为1841年至1843年的《祖国纪事》杂志写了10篇题名为《中国纪行》的文章，其中第9篇翻译介绍了《石头记》头回的片段，曾引起俄国大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的注意并加以评述。
经过在北京长期的刻苦学习，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中有不少人精通满、汉、藏、蒙文，熟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俄国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学研究是传教士团文化活动成绩最为突出的一个领域。俄国早期的汉学家们都是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传教士及留学生，他们的研究涉猎了中国的哲学、宗教、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社会、法律及农业、天文和经济等领域。
俾丘林(1777-1853)，1808年出任第9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和修士大司祭，他被誉为“俄国的中国学奠基人”。他在北京13年，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常身着中国服饰，深入北京社会，观察了解风俗民情。经过刻苦学习，他精通满、汉、藏、蒙文。他在京期间译有《北京志》、《准噶尔志》、《成吉思系前四汗本纪》、《蒙古志》、《西藏志》、《中亚诸民族志》、《西藏青海史》等。他在北京期间还广为搜求汉、蒙、藏、满文书籍和各类文物，回国时他带走了几吨重的中国书籍，其中包括《十三经》、《廿三史》、《大清一统志》及各种地图。俾丘林在返国后成为俄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长期在外交委员会亚洲司任翻译，并继续从事汉学研究。他把《四书》及其全部注释译为俄文，并把《三字经》译为俄文，称之为“12世纪的百科全书”。他还把自己的汉学著作《西藏青海史》、《卫拉特或卡尔梅克历史概述》、《中华帝国详志》、《中国的国情与民风》、《中亚各族史料汇编》等陆续刊布。为此，他先后三次获得俄国科学院的杰米多夫奖，成为俄国汉学界的权威。俾丘林除了把中国文化介绍到俄国外，还纠正了西欧传教士过去对中国猎奇式的描绘。他的学术活动起到沟通中西文化特别是中俄文化的桥梁作用。1831年，他在恰克图创办了俄国第一所汉语学校，为俄国的商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培养了一批汉语翻译人才。
巴拉第是第12届和第13届传教士团团长和大司祭，曾把《元朝秘史》等书翻译成俄文，也曾把《诗篇》、《日颂》等“圣书”译成汉语，后来还编辑了《汉俄语言辞典》和《华俄大辞典》。他还著有《佛陀传》、《古代佛教史纲》和《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等。他致力于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代表作有《元朝秘史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注》、《圣武亲征录译注》、《乌苏里边区历史概要》等。他还搜集到大量中国文化方面的资料介绍给俄国和西欧，不仅促进了中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它促进了中俄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了解与中俄关系发展。来京的俄国传教士、留学生中涌现出一批熟知中国文化的外交人才和汉学家。他们不只是把中国的儒家、佛教、道教经典与历史、地理、民族、经济等方面的名著译为俄文，而且写出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专著，这些译著和专著在俄国的出版，使俄国人民了解了中国和中国文化。俄国图书以及其他知识通过传教士传人中国，也使中国对俄国的了解加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促进中国文化在俄国的传播以及俄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三、对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的评价
在早期中俄文化交流中，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是中俄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桥梁。传教士团政治色彩浓厚，它的文化活动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其派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沙俄政府与在中国的俄国人的联系，俄国在中国长期以宗教名义维持这一机构，是为了保障其在华贸易和政治利益。传教士团的活动几乎都受俄国政府的控制，执行沙俄的对华政策。历届修士大司祭来华前都接受详细的政府训令，规定其工作内容是：“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传教士团把工作重点放在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情报资料上，而忽视了传教活动本身。
因为东正教是完全依附于沙皇政权的，所以传教士团必然带有政治烙印，它的政治使命高于宗教使命。俄国政府是想借助传教士团维持与中国稳定的外交关系，利用其维护俄国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达到刺探中国情报、培养翻译人才和传播东正教等目的。传教士团所从事的文化活动是实现其外交活动的手段，所有的文化活动几乎都与搜集中国情报有紧密的联系。在俄罗斯文馆担任俄语教习的传教士团的成员愿意接受清政府聘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能出入清廷的重要衙门，方便接触到中国的高级官吏，以便刺探情报。而向传教士团派出的画家和医生，他们表面上是为教堂绘制圣像、为传教士团成员诊病，实质上是为了以画家和医生身份吸引并取悦中国的政府官员，从而达到其政治和外交目的。但在为俄国政府效劳的过程中，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还是不自觉地充当了文化使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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