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终于知道，我在这儿什么都没做，现在是无事可做，那――过去，也从来没有做过什么。这么一座适合人生活的城市，只要你在这儿呆上个五年六年，管保你走在大街，会一个劲儿地跟人乱点头，乱打招呼，我在1998年的夏天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沿东风路往东走，然后往左拐，就拐上人民路。从商业大厦开始，一直到百货大楼，就是这一百多米的地头，那时候正改造成步行街，我是晚饭后去溜达溜达的。我口袋里装着满满一盒玉溪烟，还没走到人民剧场，就只剩下了三根。
我的中学就是在这座城市里读的，中学时没正经读书，那时候就爱逛街，见街上总有些人横着走路，觉得人家很威风，就也想这样，把天天晚上逛街当成课外活动，很快，我果然也就是在街上横着走了，就果然很威风了。从1996年到1998年我差不多完成了这样一件大事情。
遗憾的是，然后我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并且在后来走了完全不一样的另一条路，从前拿刀的手后来改操拿笔了。歪诗韵文地走了下去。离开的时候，是因为高考落榜了，落榜的人自然不止我一个，那些天天在街上能遇上的哥们几乎都落榜了。在我还继续在街上威风的时候，他们却一个个地暗暗地消失了，然后就是我也消失了。
我现在再回来的时候，那些人居然都已经混在什么建委、土地局、设计院、公安局、法院这些部门了。我却还是没事情可做。我们小区的网吧里就天天出现我这个人了。我也算得上一把岁数了，总不能还到街上去逛吧。找人喝酒都找不到的，打这些朋友的电话，他们都说跟单位里的同事在一起，或者说是在办公。有一次，一个在设计院工作的朋友叫我去打麻将，我虽然没钱还是硬着头皮去了。这些人现在混得好啊，我对他们现在的混法不太熟悉，我希望能尽快地融入他们，就去了。
在打麻将的那个下午里，这个人的手机响得―时不停，他一会儿说他在合肥，明天回来；―会儿说他在杭州，陪老婆―起消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又说他在阿五家的饭店里，在打麻将，说老萧也回来了。我不知道这回是什么原因，居然他跟人家说实话了。我也没问是谁。现在这些人，你是问不得的，你一问他就说你不认得。手气居然不错，我赢了50块钱。恰巧我赢得又不是最多的。晚上那顿酒赢得最多的那个人请了。他们就说老萧的业务水平还是不错，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搁浅。我听了心里有些得意。心想，你们这些屁孩子，说到真本事你们哪行。
吃饱饭，其实是酒喝高了，设计院的朋友要带我们去卡拉OK。都这个年代了还卡拉，我坚决反对。这下他们仨一起偏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确信我是从外地――大地方回来，没有怀疑我是从外地的某个郊区的工地上回来的。我建议找个喝酒的地方，能有点儿金属音乐，最好能有个什么见不得人的乐队在一边助兴。这下他们是彻底服了我。这小地方上哪儿找这么个地儿去。我又得意了一番。
最后决定去喝茶，去的香啡花园，就在政府广场上，离我家很近，整个西门这片儿，灯光最亮的地方，灯光最复杂的那个就是。喝了三个小时的茶，打了四局80分，我们就一齐起身走。这回我抢着去买单。导买小姐把我导到吧台前，把一张单子给我，说：84，谢谢先生。居然很标准的普通话。我―下子噎住了。被这口普通话和84块钱的茶水给噎的。我差点就问是84角?
这样我把口袋里的所有钱都掏了出来都给她了。那小姐也有些吃惊，好像她从来没见过零钱似的，想想也是，谁没事儿口袋里有近百元的零钱，全是十元钞和五元钞，连个钱包都没有。这样我半夜回家了。回到家我就把皮鞋锁起来了，我不打算再出门，就算是出门，不过是去小区里的网吧，去那儿穿拖鞋就成。
其实就呆在小区里上网也是件乐事，至少不坏。仔细想想，多好，安全，比投保要安全多了。投保二点儿都不保险，投保是告诉你发生了之后你能得到什么保障，而我们需要的是不发生什么。像我这鸟样子，牛得很，现在这状态上街去估计还是横着走路，这习惯一时难以割舍，倒不是我不愿意割舍，在外地我就乖得很，可一回来我就觉得横起来了，很自觉，要真是横着走的话，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一根烟都发不出去，因为我谁都不认识，也没谁认识我；二，遭一顿痛打，弄不好还要挨刀子，挨刀子早就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听说现在街上混的人手里都有喷子。
还是小心一点儿好，再说了，这些年我也写了点东西，虽然一个字儿都没发出去，也自命是书生了，犯不着跟那些小痞子一般见识。不职他们同流合污。我就天天睡觉，上网。想泡MM了，在网上泡就是了，应有尽有，环肥燕瘦。多好啊。网络真是个好东西，谁都没见过谁，一根线儿接上了就能瞎吹牛，任怎么吹都行。
我发现有一件事情还是做得不太妥当，就是皮鞋不该锁起来，锁起来其实也没关系，我那天一下把钥匙木知道放哪儿了，愣是找不到。平常在小区里买份报纸，买瓶啤酒，买盒什么的都无所谓。可表姐叫我去她家吃饭；我也想看看表姐的小毛毛头。我家在西门，表姐家在北门。一出我们小区的门就能坐上6路车，6路车在她那小区的门口有个站牌。从理论上讲，跟我在小区里活动差不多。但是我不能穿拖鞋赴宴啊，我是个书生呢。搁这小地方，真刀真枪地比，没准儿我还能算个诗人作家什么的呢。
我最后是把柜子砸了，穿了皮鞋去的。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进家门，换了皮鞋下来我又琢磨这回该把皮鞋放哪儿呢。我妈已经看见了我慎重考虑的棒子，我妈说你要是不想出去就不出去，要是想出去就出去，别没事儿在家里折腾家具。要不这样，你把防盗门钥匙交出来。这样不就成了。你想出去都出不去了。关键你还是想出去的。大概现在混得不行了吧。就拿皮鞋，拿柜子撒气。
责任这个东西不能说，一说起来没意思。说说我的这些个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威风凛凛的哥们吧，当年他们都在人民路上横着走路的。当然，他们只是当年在人民路上横着走路的人中的一部分，大多数横着走路的人今天白天出门都很稀罕。那天―起打麻将的人，阿五是个初具规模的老板，设计院的那个人叫张秋，赢得最多的请了那顿酒的叫王泪。这里又要分层次来说。
阿五是我初中的同学，初中毕业后去北京的一个番号保密的部队放了三年电影回来了，他回来后没有工作，就在街上漂着，那是1997年元旦刚过，我在家里接到他的电话，要我去他家喝酒。酒是北京的二锅头，褐赭色的坛子装的。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断了联系，就是这一顿酒恢复了联系，我们又重新是哥们。我们同学的时候是1991年，在一个叫魏家坝的小镇子上。1997年的时候，我们都在这座城市里，刚刚复员的他在这座城市里除了战友大概也不认识谁。
当一个人重新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是需要重新再认识的，甚至于就是再认识一个陌生人，过去的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为据。何况从1993年到 1997年，正是我们生长、发育，动荡不堪的年龄。 1997年的那顿酒喝过以后，我们并没有马上立即成为哥们。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除了在路上碰着，我们几乎没有在一起玩过。这时候，我在忙我的酒PE；他在经营他的烟酒店。
张秋是我的高中同学。在一中，总有那么一群人无所事事，整天想着法儿玩。比如历史上的一中“五虎”，95届的许镇、李认、谈勇……，96届的谷鸿、凤雷……我们是97届的。97届的还有吕弱、苏醒、许勇，我们在师兄们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就狂起来了。我们还没离开，下面98届的江科、周伟、刘剑也起来了。但我们这届最强，我们这样认为，别人也这样认为。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张秋跟我们的关系很一般，这也很正常，很多时候，一个人你认识，认识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原来是很好的哥们。而同时很多人，关系很铁，很不错，忽然有一天，你发现一切都是假的，是不是哥们不是说了算，也不是―贯是哥们就是哥们，是不是哥们通常是某一刻的事情。大多数人，只能在某―时刻是哥们。其他时间内，他仅仅是你认识的一个人。与大街上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1998年的秋天，我和张秋同时去了省城―所高校读书，在那里，我发现我们原来就是哥们。当然，我在写这些字的时候，这个凉爽的2002年的夏天，我重新回到这座城市。在1998年，在省城，在那样一所高校里，面对来自全省的其他阶级兄弟流氓土匪，我们就是铁哥们。我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说难其实假的，虚得很，哪里会有什么难，无非是一起喝酒，一起泡妞，在外人面前我帮衬他，他也替我架势。再大不了的就是，我今天给他100块钱，朋天他替我请一帮哥们喝酒。
我读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没有继续读下去。我又去了别的地方。我很多时候都觉得，我的生活就是去别的地方，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这个世界在帮助我，帮助我最终完成我自己，这个自己我是一点计划、一点把握都没有，我也不认识我自己。到2001年，张秋已经回来这座城市了，他不动声色地进了设计院。我觉得除了画地图外，他是什么都不会画的，更别说设计了。可是他能喝酒，在省城的几年里，他的酒量增长速度是圈子里的新闻联播，每天都在刷新。他还会察言观色，他会来事儿，他黑的白的都行。最关键的是他有个好爸爸。
王泪也是那所学校的同学，这之前我们认识。现在补充说一句，我们在那个有名的建筑学校读的是成人教育，王泪是受单位派遣去学习的。王泪初中毕业后就进了建委，一直半懂不懂地工作、吃香喝辣。去学了几年后，还是半懂不懂。半懂不瞳也什么影响都没有，工作干得很好，奖金比谁都多。
不能抱怨什么，有些人就是过得好一些，有些人就是过得孬一些。有人过得好就有人过得孬。社会分工是这样的简单，可这些简单的道理需要进入社会才能知道，比如我弟弟他就不知道。我昨天看了他的作文本，我弟弟的偶像是：“竹林七贤”、李白……我不想列举这个名单，尽管这个名单我是另6样的熟悉。在我中学的时候，我是一直不承认自己不如我一中的同学们的，我觉得自己也就像阮籍―样避世而过，隐而不霹；我的同学们后来去了北大、清华、复旦，今天遍布全球。而今天，在我否定过去的一切的时候，我的弟弟，正在一中读书的弟弟，他继续如我当年一样地想，并且这么做。
我劝我的弟弟：不同的时代了，人才的标准不同了。能看得出来你有济世安邦之心，可得要先有济世安邦之才。这个才是什么呢?不是写文章，不是思考问题，或者说是不仅仅是这些，还应该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说到这里我忽然发现历史上最好的诗人、作家都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尽管他们都有满腔的热情想渡苍生。我就说了出来，我问我弟弟：你应该想想，那些人，比如屈原、阮籍、李白、苏轼，为什么都没有做成事业呢?我想客观原因是有的，但是主观上也有原因。你既然想成就事业，那你就要避免跟删)走一样的道路。
我弟弟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强行看他的作文的悲痛使得他伤心欲绝。接着我就离开了弟弟的房间回到客厅里，然后和父母一起说起了弟弟的事情，分析他的性格形成，最后达成共识：他形成今天的性格完全是因为他的内向和自闭，而这个内向与自闭则来自他的父亲和哥哥，先天的遗传基因和后天的生活环境如此。我的弟弟在作文中写到他不愿意拿着一张北大清华的文凭坐享其成，他不知道今天，在今天，在新世纪的中国，即便是拿着北大清华的文凭也不存在着坐享其成一说，这里，我想批评十下全中国的中学老师们，我只能批评老师们，老师们其实也是替罪羊。
一个优秀的老师，比如我的高中物理老师朱儒奎先生，他一直深得我的敬仰，他不仅仅是业务精湛，作为一个老师，业务精湛不能说是优秀的老师，如果说是优秀的老师，这个标准是落后于时代的。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给他的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所有老师的义务。再比如我弟弟现在的语文课老师。我弟弟是个不爱开口说话的人，但是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阅读量惊人，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惊人，而他从不吐露，惟有在作文中展示。他的语文课老师王立金我不认识，他是一个好老师，但他给我弟弟的评语我都看了，不乏鼓励溢美之辞。可是，对待一个孩子，对待他的崭露头角的思想的芽儿，他应该给予疏导和矫正。必要的矫正不是扼杀什么天才少年。
1999年的春节，我决定从建工学院里撤回来，我没有办法适应那里的生活，我决定回来补习，重新参加一次高考。当一个人自己决定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是找到了某种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神秘动力，这是无法言说的，总之，我是打定主意要好好复习，迎接考试，我大概有5个月的准备时间。当我在马市金家庄区的矿内一栋楼上开始坐下来的时候，我知道在我的城市里，还有省城合肥，所有我的哥们一定都以为我是失踪了，失踪在我那样的平常，他们――我的哥们虽然不了解我，但是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这样的人没有太多江湖兄弟。一个人从思考中获得的，再从生活中验证，是件快乐的事情，通俗地讲，就是想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我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尼采，1998年我第一次读到尼采的书，这让我兴奋不已；另一个是我伟大的父亲，他总是那样高大。
我会常常想起高中的一个叫刘建荣的同学，她曾经说过一句朴实无奇的话，她是在1995，年说的，那年我16岁，、她应当比我大一岁，17岁；她说，一个人付出努力的机会总是有的，但是未必、就一定能得到回报。当时我是听不进的，我坚持只要我想去做，就一定能够做到。我是有这样的经验的，在我的初中时代，二年级期末考试我的成绩是全年级倒着数，到了三年级，我还不是成了全年级第二。1999年，我打点行装，渡江东去马市的时候，心里甚至还带着一些得意。我又将做自已想做的事情。
一个人在某个阶段都会有一个目标，一个梦，他(她)会陷在这个梦里，可这个梦终会有醒的一刻，这个梦醒的一刻就是下一个梦诞生的时候；一个人总是活在梦中，他(她)为目标活着， 1999年的上半年，客观的环境、主观的意志上我都梦醒了，我为另一个梦而奋斗。1999年的高考分数线一出来，我就想到了刘同学的那句话。秋天的时候，我去了一删币专，读的专业是政教，在皖南的山区。
这世界无时无刻不蕴藏着莫大的机遇，互联网就是我的机遇。如果没有互联网，我是不会去写作的，我有良好的阅读基础，有敏感的神经，这一切在遇到互联网以后，我开始写作，非常业余地写作，而写作竟成了我现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在2000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在这个时候差不多也醒了。发财的梦想更是早已经醒过，我的哥们早在1997年就已经挖了“第一桶金”，我的梦想是快乐，快乐成为我最高的追求，惟一的追求。失业的前奏是2001年我们的学校招生的分数线只有200分，毕业了，我就失业了。
总还是要回到这座城市的。人民路还是人民路。街上每个公厕的位置都没有变化。在师专期间，我抽时间看了全国一些顶级城市，也想过在中间选择一个留下来。回来的时候，是那样的轻松，失业也便失业，在一些宴会中，我总被介绍为“自由人”，不在交警队，不在建委，也不在银行和电信。可能量，它在积蓄着，我不做什么，但期待着做一些什么，总之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