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拄上纪70年代末,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诗歌又有了新的蓬勃发展与繁荣。随着一批老诗人的回归,中年诗人积聚的热情爆发,以及大批青年诗人的涌现,老中青三代诗人共同努力,创作了大量歌颂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优秀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这里主要说的是在十年内乱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诗人,他们一进入诗坛。由于经历特殊,各种思想观念、文化积累的不同。在创作上显出了一些不同的特点。由此而引发诗坛的一场大争论。为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在我印象中,《诗刊》的办刊方针始终是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的。“江山代有才人出”,青年是未来和希望,因此《诗刊》对青年诗人的创作也足极为关注和支持的。许多青年诗人的作品也都是在《诗刊》首先发表的,有的也就成为了他们的成名作。1980年4月号,《诗刊》在头条以“新人新作小辑”推出15位青年诗人,主编严辰在“推荐语”中,对这一代青年诗人的创作作了热情的评价,认为他们的创作“摈弃空洞、虚伪的调头、厌恶因袭、陈腐的渣滓,探索着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方法,新的风格。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在8月号又推出“春笋集”,集中发表青年诗人作品,并在7～8月在北京召开了“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即第一届“青春涛会”。《诗刊》培养新人、支持青年诗人的创作足一如既往的。
随着青年诗人走向诗坛,对他们中的部分人的作品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而且分歧越来越大,甚至对立。开始主要集中在艺术表现上的“懂”与“不懂”,继而延及诗歌创作的许多问题。1980年4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诗歌讨论会上,就开始了这种争论。接着谢冕在5月7目的《光明日报》,以《在新的崛起面前》为题,发表文章,呼吁要允许探索,应当“容忍和宽宥”有的诗让部分人看不懂。7月21日《人民日报》则发表蓝翎文章《看不懂的推想》,反对看不懂的诗。其他一些报刊对看不懂的诗也陆续发表了两种意见。由此涉及许多创作问题,逐渐引起诗界、文学界,甚至社会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诗刊》电收到了一些不同意见的文章,在召开“青春诗会”期间。编辑部决定从8月号起开辟“问题讨论”专栏,发表了章明2月份就寄来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同时又约郑敏写了一篇不同意见的文章《诗的深浅与读诗的难易》(发表时用笔名晓鸣),两篇文章同时发表,编辑部决定这个“问题讨论”栏目由我做责任编辑。并在召开“青春诗会”的同时,又提出接着还要开“诗歌理论座谈会”。经编辑部研究决定,由吴家瑾和我具体筹备,于9月20～27日在北京定福庄煤炭干部管理学院的招待所举行,因此也称“定福庄会议”。会议邀请了持各种不同意见的老中青评论家和诗歌报刊代表共23人,共同讨论诗歌问题。通过自由讨论展开学术争鸣,对当前诗歌创作和有关理论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目的是促进诗歌创作健康发展。在讨论中涉及了诸如新诗发展道路,诗与现实的关系,坚持传统和学习外国诗,以及诗的抒情性和自我关系,特别是怎样看待青年诗人的艺术探索等等,大家在会上会下争论问题面红耳赤,不分身份地位和影响,平等交换意见,各抒己见,生动活泼,气氛热烈。编辑部领导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都曾到会上参加讨论,会议结束时,冯牧同志代表中国作协到会上讲话,希望诗歌理论工作者能及时发现和研究诗歌创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诗歌新人的创作和思想状况,鼓励他们热爱生活、积极创新。会后由我起草了这次会议的综述。力图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会议情况。文章由吴家瑾修改,经邵燕祥、柯岩审定,最后由柯岩改定题目为《一次热烈而冷静的交锋》,由我和吴家瑾共同署名,发表于《诗刊》1980年12月号头条专栏。
南于《诗刊》的理论座谈会的召开和8月号起开辟的“问题讨论”专栏,正式开展了所谓“朦胧诗”的论争。“朦胧诗”的命名由章明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而来,其实争论双方都意识到“朦胧诗”并不是一个准确的称谓。反对者章明用“朦胧”一词,也只是一种贬意的感觉认识表达,因此在讨论中,丁力就改用“古怪诗”来代替。而支持者也不愿说什么“朦胧诗”,后来就用了“新潮诗”的命名,以后还编过一部《新潮诗选》正式出版发行。但“朦胧诗”的名称一出现很快就被广大读者认定,这时朦胧诗也就成为中性而不存在褒贬了,后来有人编《朦胧诗选》、《朦胧诗赏析》等,还有人编了《台湾朦胧诗选》,也许都是为借“朦胧”诗之名的影响而增大发行量吧!
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社会思想意识的多样与复杂,对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读者关注作品,而领导注意的是理论导向。诗坛出现的新问题和理论探索,引起了当时上级领导的极大重视,专门开会研究如何加强正面引导。为了执行上级指示,《诗刊》1981年1月号停发了“问题讨论”的文章。以后则只能发正面批评文章,而不能两种意见并列发出。在这种情况下,孙绍振在参加了理论座谈会后交来的论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考虑不适宜讨论气候,编辑部权衡再三,决定不发表了,就由我写信委婉地退还了他。后来领导指示,“问题讨沦”还要继续,主要是批评,要做到有的放矢,认为孙绍振文章有代表性,让我把文稿要回来发表。无奈领导意见还要执行,于是我给孙绍振写信,只说编辑部研究决定,文稿仍要用,并表示退稿是我处理不慎,望鉴谅。孙绍振很快就把文稿寄回,并附长信表示感谢《诗刊》对他的支持与培养。我收到后交编辑部,后来这篇文章加编辑部按语,在1981年3月号发表。据说冯牧曾表示,孙绍振的文章语言表达有文采,是有才气的,可惜观点是错误的。由于《诗刊》自1980年8月号开展“问题讨论”以来,以及9月召开的诗歌理论座谈会后,影响很大,领导认为主要问题是是非观点不鲜明,因此孙绍振文章发表后,主要就是发正面批评文章,到1981年8月号,“问题讨论”就结束了,这一期,我从自然来稿中选了一篇陈志铭的文章《为自我表现辩护》,表示不能同意一些极端的批评意见,也对孙绍振的两个“不屑”,封闭“自我”不赞成,算是较中性的观点。
这场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的确影响很大,但也没有人作最后的结论。从1981年7月后到第二年,我写成了一篇长文章《实事求是地评论青年诗人的创作》,对青年诗人的创作充分肯定,也对一些诗提出了批评,当然只是表达了我个人在当时的认识。文章在《新文学论丛》发表后,邵燕祥看到了,可能是大致赞同我的观点,决定在《诗刊》1982年10月号转发,先考虑文章较长,准备摘发,后来到发稿时又决定还是全文照发。文章在《诗刊》发表后,的确在诗界引起了反响,尽管不是问题讨论。但有人认为这是对“朦胧诗”问题讨论不是总结的总结。《诗刊》在1982年还给这篇文章评了优秀评论奖。这让我认识到,我的这篇文章在诗歌界还是代表了不少人的意见的。
1984年4月,具体由邵燕祥策划主持、由我参与组织和服务工作,在北京的上园饭店召开了一次中青年评论作者读书写作会。这次会议主要是读书、讨论、写作。在读经典著作的同时,也对近年来的一些主要诗评文章和代表性论文研究诗论,取得了一定共识,认为诗歌理论研究要从实际出发,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实是求是,不走极端,要有历史感,看到发展进程,不能简单地肯定和否定。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上园派”观点。1985年下半年第二届全同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初选读书班,仍在上园饭店举行,参加人员与上次有交叉,理论观点却大致相同,其中一些人后来共同做了一些事情,编书、写文章等,于是有了正式的“上园派”命名,应当说这也址“朦胧诗”火讨论之后,诗坛格局的新的变化产物。当然随着社会现实和诗歌本身的发展变化,后来又有了许多新的情况发生,那就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