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下诗坛针对语言问题提出的种种说法，我觉得有必要将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语境与八十年代的“实验诗”现象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实验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诗评家唐晓渡认为“其最深刻的根源始终存在于内容”，“可以把诗理解为人类通过语言进行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实验”。虽然这次实验行动不单是语言的实验，但诗人们在语言探索上付出的努力和遇到的困惑是以往诗人所无法比拟的。事实上，在这次行动中，诗歌语言表达的可能性被不断地发掘出来。语言的魔力也不断砥砺着诗人与读者的感觉。
诗人陈东东在《明净的部分》自序中提到，“让汉语脱胎为诗歌音乐的梦幻主义，一种忘我抒写的炼金术”。而对“炼金术”这一说，西川也有专文论述，恕不赘述。八十年代的诗歌实验采取了一种近似“狂飙突进”的方式，明显带有急功近利的成分，对语言的过分关注忽略了诗歌作为心灵艺术的直觉和真实性。女诗人张真说，“我深深迷恋语词之美及其迷宫般的精神。”而“迷恋语词之美”、“诗到语言为止”这些说法遮蔽了诗歌作为心灵艺术对经验明澈性的要求。这也直接导致了八十年代诗歌中浮躁的“语言神话”现象。
诗歌是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并非神话(或神化)式的语言发明。正如帕斯曾说的“写一首诗就好像从面包炉中拿出一块面包”，这份真诚来自对生活实实在在的感动。
可喜的是，九十年代以来，诗歌语言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化，至少在以下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说对琐碎的日常生活表现力的加强使语言重获活力，从而拓展了诗歌的表达空间。抒情的节制使语言列趋理性（这一点当然要辩证地看）。但不能忽视的是“八十年代”的巨大阴影仍然乱罩在今天的诗歌写作中。这主要表现在不是沉溺于八十年代的惯性写作就是对八十年代的矫枉过正这两价目极端。语言对于诗歌来说处在内在本质和表现技巧这两个向度的交叉点上，具有又重意义。当下诗歌语言的弊端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其一，陶醉于语言的熟练操作，诗歌流于平板、肤浅。最突了的特征就是“无焦虑写作”，写作变为一种无痛分娩。深度的缺失和心灵的缺失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衰弱无力的语言无法直面现代人“形而上的焦虑”及心灵的伤痛。这一切共同造成语言不能承受诗歌之轻。
其二，小心地避开了诗歌表达上的一些误区，如滥情、狭隘、陈词滥调，却陷入另一些误区，如单调乏味、无个性化、对正常抒情和想像的回避等。一种新的语言禁忌，如拒绝抒情、消解深度等可能再次成为诗歌艺术上的障碍。当然，以上问题并非全是八十年代后遗症的结果，但我觉得从历史角度来打量一诗歌无疑是无的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