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土文学翻译是文学文化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浮躁》作为著名乡土文学作品之一，其英译本不仅传达了原作的“思想”与“风味”，而且在翻译策略与方法的运用上体现出一种杂和倾向。由此可以看出，“翻译即意译”，归化和异化策略、直译与意译方法本无优劣之分，二者相辅相承，殊途同归。
关键词：乡土文学；文化翻译；归化；异化；直译；意译；《浮躁》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105-03
乡土文学是指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文学。乡土文学文化翻译是文学翻译的细化概说，着眼点是文学翻译，同时又聚焦于表现特有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语言形式和文化意象传译特征。换言之，乡土文学文化翻译是针对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学文化翻译研究。由于“文学与文化相因相成，文学是表现文化现象最敏锐的部分，是研究文化现象最重要的资源”，[1]而乡土文学中特有地域文化与语言表现形式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因此，如何将乡土文学作品中表现民族地域文化的意象进行传译，以及如何再现其文化内涵和独特地域色彩便成为文学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试以贾平凹小说《浮躁》英译为例，探讨乡土文学文化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直译与意译的本质问题。
一、 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之争
翻译界关于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之争由来已久。以孙致礼为代表的异化论者认为，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准确而完整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和“风味”，为达此目的，无疑必须走异化的途径，因而异化也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第一位的。[2]以蔡平为代表的归化论者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本国的读者通过本国文字了解他国文化，所以译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符合译语规范，这样才能让译文读者理解，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因此在文学翻译中，归化法将始终处于主导地位。[3]王东风对《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中涉及文化的比喻用法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杨宪益的译本基本上遵循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异化”的方法；霍克斯（Hawks）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的方法。鉴于这两个译本均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认为翻译策略本无优劣之分，只是根据社会发展要求、文化层次、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以及读者对象不同而采用不同策略，以达到翻译的最终目的――跨文化交际。[4]
从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来讲，所有文学翻译的目标应是尽可能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因此，文学翻译必须是跨语际的文化翻译。由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有的文化信息和文学意象都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这又注定了翻译必须是跨文化的语际转换。也就是说，文学语言是语言与文化的共同体，而文学翻译总是在探究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语言障碍。异化与归化策略的选择，直译与意译方法的采用，其分歧正是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翻译中语言文化共同体的差异处理上。从《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来看：一般认为，杨译是竭力主张传达中国文化因素的，而霍译则倾于向英语的方向归化。两种翻译策略都是无可厚非的，各有自己存在的理由。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淡化原文的文化词语甚至也是一种翻译策略。有时霍译比杨译对中国文化因素的传达要求更高，而杨译有时也有很强的异化倾向。[5]也就是说，尽管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不同，所采用的直译与意译的翻译方法不同，翻译的效果也不尽相同，但翻译即译意的目标却是相同的。
二、翻译策略本质
1.归化与异化相辅相承。译学辞典对“归化”与“异化”定义是：“异化”与“归化”相对，指在翻译方法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归化”与“异化”相对，翻译上是指恪守本族文化的语言传统，回归地道的本族语表达方式。[6]92-93 也就是说，“异化”和“归化”在本质上都属于翻译方法。“异化”主要是按照译文语言的表达习惯，表现原文的思想文化和内容。而“归化”与之相反，严格遵守原文的语言表达习惯，体现原文的语言表达形式。无论采用哪种策略，译文必须反映原文的思想与风味。
由于翻译策略主要体现于文学文化翻译方面，因此乡土文学文化翻译更能说明翻译策略的本质问题。《浮躁》是陕西著名作家贾平凹的代表作之一，不仅表现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初期的各种复杂情况，更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文化气息。英译《浮躁》中，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的例句，如：
①水上的好手在两岔镇，“浪里蛟”却全在仙游川。可是几年里的水饭，皆在阎王爷的饭锅里抢吃的。[7]444The best sailors were from Crossroads Township, and the “wave-riding dragons” were all from Stream of Wandering Spirits. For several years those who made their living on the river had to snatch their food out of the pot of Yama, the king of the hell.[8]487
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例句，如：
②“谁叫了你们？你们是吃屎的狗，一叫就来了！”(7]54 “Who invited you bunch of shit-eating dogs, ready whenever anyone calls?”(8]65
这样粗略的划分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因为“归化”与“异化”两种策略在翻译实践中是交织渗透，而直译与意译的方法又是互为补充，并行不悖。例如上例中“在阎王爷的饭锅里抢吃的”译为“to snatch their food out of the pot of Yama, the king of the hell”， 表面上看译者借用印度神话中掌管阴曹地府的“Yama”（阎摩）来替代中国神话中的阎王，即“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呈现出“异化”的“外语表达方式”，属于“归化”策略，但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译文表达又完全是依原文的语序而作，是“异化”的表现形式。又如例2中文化语词的译文是异化策略的产物，但表达方式却并非都是“依样画葫芦”的异化形式，而是在归化的语句或语序中夹杂着异化―直译的词语，如“吃屎的狗”译为“shit-eating dogs”。也就是说“归化”中有“异化”，“异化”中有“归化”，而所有译文又都充分体现了两种策略的殊途同归。
如果说《浮躁》英译本的译者葛浩文与《红楼梦》的译者霍克斯一样，也是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然而整个译本都是以原文本的格式与风格翻译的，甚至连句子的基本语序也不例外，很难以归化概之。如果说译者是遵循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异化”的策略，而在其异化译文的表述中却夹杂着地道流畅的归化表达形式，又不能简单地以异化而论之。综观整个译本，归化与异化策略交相辉映，直译与意译方法相辅相成，译作准确而完整地传达了原作的“思想”和“风味”。策略与方法的优势互补，使译文以原语与译语的杂和样态再现了原文的风貌，故而荣膺了美国美孚文学大奖。
无论是以“准确而完整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和‘风味’”的异化“是第一位的”，还是“为了让本国的读者通过本国文字了解他国文化”的归化“为主导地位”，无论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异化’方法”的杨译，还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方法”的霍译，虽然各自的翻译策略不同，但翻译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忠实地传译源语的文化特征，再现原文的文学意象。即便是霍译的目的是为了取悦读者，杨译的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华文化，二者都是要通过传达原作的“思想”和“风味”才能达到取悦的目的，实现传播的愿望。因此，归化与异化，直译与意译，始终平行并存于翻译之中。虽然宏观策略不同，微观方法迥异，但目标一致，殊途同归，相辅相成。之所以讲是“并存”与“平行”，是因为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异化―直译语句，也没有纯粹的归化―意译语篇。在归化语篇中夹杂着大量的异化―直译的语词与短语句子，归化―意译与异化―直译并驾齐驱。同样，在异化语句中归化―意译的文字也是屡见不鲜，归化―意译与异化―直译的译文并行不悖。
2.直译与意译异曲同工。同理，根据译学辞典对“直译”与“意译”的定义，即直译与意译并列，是主要译法之一。一般认为译文形式与内容都与原文一致谓之直译，亦即以原文形式为标准，依样画葫芦的是直译；另起炉灶的是意译。意译与直译并列，是主要译法之一。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谓之意译，即以原文形式为标准，译文表达形式上另辟蹊径，[6]92-93我们可以将例1划入归化策略下的意译一类，而例1则可归类到异化策略下的直译的范畴。然而，例1 的译文并不是完全彻底的“以原文形式为标准，译文表达形式上另辟蹊径”的意译，因为译文句子的语序完全是依原文的语序而作，并非都是“回归地道的本族语表达方式”。例2的文化语词译文基本上是异化策略下的直译。这又进一步说明，既不可能存在纯粹的异化―直译的译文语句，也不存在纯粹的归化―意译的文本。“直译”中有“意译”，“意译”中有“直译”，直译与意译相辅相成，异曲同工，即准确而完整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和“风味”。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塑造文学形象的工具，文学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艺术形式再现另一种语言形式所展现的语言艺术。在翻译过程中追求语言艺术美、再现原作的艺术性是文学翻译的目的，即把原作中包含的一定社会生活的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从翻译的性质和功能上来说，就是将原语精神文化活动的产物，转化为译语精神文化活动的产物。因为每一部文学作品的语言特征，都是该作家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创造出来的，翻译要保存原作风格特点，要使译文与原文一样生动形象、形神毕肖、雅俗等同、简洁精美、词情并茂，只有经过译者头脑的加工制作、能动地创造，才能在译文中重新客观化和物质化。[6]291-292而直译与意译的方法，正是译者在“重新客观化和物质化”过程中所采用的“能动”措施，“以原文形式为标准，依样画葫芦的直译”或“回归地道的本族语表达方式”，都不是“能动地创造”，又如“一九七六年，报纸上、广播上接连报道唐山地震，河南发水，东北某县降下大块陨石，这和尚就私下说不好了，天翻地覆，国要乱了。果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逝世”，译为：[7]58 In 1976, the newspapers and broadcast media told of an earthquake at Tangshan, floods in Henan, the landing of a meteor in a certain county in Manchuria. The abbot proclaimed privately that heaven and earth had turned upside down and that the nation was in for chaotic times. His prediction proved accurate, for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Zhu De died within months of one another. [8]64句中的地名、人名等专有文化语词的“汉语拼音”直译，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译文读者根本不知道这些省份的名称和伟人的姓名意味着什么。用“Manchuria”译“东北”，更忽略了这是个殖民色彩很浓的异化―直译词。同样，《浮躁》例句“妇人就又说：‘自家的猪饿得哼哼，你还有粜的糠？’” [7]103 “The pigs in your own home are squealing from hunger,” she said. “But do you still have chaff to give them?” [8]112 中的英语译文“The pigs in your own home”（自家的猪），“But do you still have chaff to give them?”（你还有粜的糠？），原文的“猪”（单数），译为“The pigs”复数，把“有粜的糠”译为“give them”（你还有糠喂养/给它们？），“猪”的“单”、“复”数变化和“粜”与“喂养”或“给”的更改，不仅达不到“词情并茂”，连基本的意思都变了。
翻译的过程是通过掌握原作的思想内容，然后选择适当的译语将它表达出来―改变语言外壳，保持思想内容。哲学家贺麟在《谈谈翻译》中说:“某一真意，可用土语向本乡人传达，可用京话向国人传达，可用文言或白话向旧人新人传达，亦可用英、法、德文等向异邦人传达，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可见，思想内容可以相通，才是翻译的基础。翻译标准虽有不同的提法，但总是把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或曰“信”，放在首位。[6]1-2同样，翻译的策略虽有不同的提法， （下转第109页）（上接第106页）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也总是把准确而完整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和“风味”放在首位。
关联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包含两个示意―推理过程的言语交际行为，译者的责任就是要努力做到以最小的推理努力获得最佳的语境关联。因此，译文“加工制作”的过程与结果也就可以用关联理论所倡导的通过推理寻求“最佳关联”和林语堂的“必经心理的剖析”所明的“心理事实”来佐证。[9]文学文化语词不仅是该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语言艺术表现形式，更是体现其民族文化内涵的文化意象本身。因此，文学文化语词的翻译不仅要着眼于其文学语言艺术的相似形再现，更要兼顾其文化意象的相似形再现，其过程与结果都必须始终保持“使原文作者的意图(intention)与译文读者的期盼(expectation)相吻合”，而译文，即“重新客观化和物质化”的最终形式，则必须是“同原文释义相似(interpretively resembling)的接受语语。[10] [12]无论选择归化还是异化策略，也不管是采用直译还是意译的方法，要使译文成为“同原文释义相似的接受语语段”，在语言方面，则要合理使用合句法与分句及断句规则。在文化翻译方面，则应注意英语读者的习惯，该变换则变换，该变通则变通，切忌照搬硬套。[11]而这种“变换”与“变通”手法所体现的正是上述译例所要展示的直译与意译异曲同工的相辅相成的互补效果，所追求的就是所有译文都必须是“同原文释义相似的接受语语段”。
三、结语
归化与异化的定义虽然不同，但却是一对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翻译策略，直译与意译的界定貌似水火不容，却是一对异曲同工优势互补的翻译方法，前者专指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涉及文学、文化、语言和社会规范，同时还涉及翻译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只针对语言转换的理据与方法，主要涉及相应语境下的翻译方法和技巧运用。异化不等于直译，归化不等于意译。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异化―直译语句，也没有纯粹的归化―意译的语篇，只有策略倾向相互渗透与方法倾向优势互补而产生的混合形式。也只有这种原语与译语的杂和样态，才能使译文成为“同原文释义相似的接受语语段”而再现原文的风貌，实现文学文化翻译的文化交流目的。
参考文献：
[1]畅广元. 文学文化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96.
[2]孙致礼. 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M].南京：译 林出版社，1999.
[3]蔡平. 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中国翻译,2002，(5).
[4]王东风. 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
[5]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 社,2003: 283.
[6]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2004.
[7]贾平凹.浮躁[M].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
[8]Goldblatt, Howard. Turbulence [M]. Baton Rouge and Lond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9]赵荣，班荣学.“剖析论”与“关联论”的本体阐释[J].宁夏大学学报,2008,(3).
[10]林克难.关联理论翻译简介[J].中国翻译,1994,(4).
[11]黄俊雄. 达意“优”“美”能传神[J].中国翻译,2009,(1).
[12]E. A. Gutt.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00.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