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根本特性可概括为两个字：新与变。新在哪里?喜新厌旧，花样翻新，刻意求新，标新立异。举凡新观念、新语词、新感觉、新体验、新技法、新形式，在新诗每一个发展时期、每一流派社团，无不蜂涌而至，变幻多端。
虽然新诗一诞生，就与意识形态、国家主义、民族战争捆绑得紧，颇受制约，但自由放任一直是新诗与生俱来的。这种本性，无论在诗形(形式、体式)、诗涵(内容、意义)、还是诗质(本体性元素)等方面，都成就了它求新求变的“天职”。
学理地说，新诗的新，强调了对旧体诗的瓦解、离弃、断绝的一面，显示新诗对现代性的狂热追求。完全切合新诗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实际命名，所以我不太同意有些论者，认为新诗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权宜性的概念。
不可否认，新诗的新，带来了因时间神话的幻觉而导致进化论的浓厚色彩，但就艺术而言，新诗的伟大功绩之一，是动摇了旧体诗在形式与内容上近于僵化、老化的模式，刷新了现代语境下新的诗性思维，开辟了书面语与口语相结合的新话语资源，不仅造就了这一新艺术形态独立成型，而且走向无限的开放。
伴随新诗的新还有一个是“变”。变是指蜕变、嬗变、多变，大到本体性主要元素，小到形式上的跨行、押韵。变，是新诗永葆青春的最大秘密。贪得无厌的变，是新诗迄今不衰的根本动力。因为有变，新诗能与固化老化模式化抗争，新诗永远处于青春期，永远行走在“半路上”。所以我也不太赞同朱自清先生引袁中郎关于“因变而益衰”的说法。新诗的多变，不但不会衰败、消亡，反而是在寻求新的增长点，寻求扩容，激发活力，增添生长的无限可能性。
由于自身的简括、短小、瞬间、便捷等特征，新诗的变自然容易出轨、出格。动不动就来个反弹、反拨、反叛(反叛前辈、反叛同行、反叛同道、反叛典律)，时不时也来个断裂(自我分化、自我否定、自我裂变)。在变中，肯定是解构多于建设，极端多于守衡。正是变，造就新诗实验与探索两大特性。
由于新与变的主宰，新诗始终难以形成基本的稳定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因此为国人所诟病。人们最重要的依据是：一种艺术的成熟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过程，过快的嬗变，是不利于艺术审美规范的积累，而未臻于审美饱和的艺术，永远处于未成熟阶段。原先，我比较倾向于这种看法，现在则有所改变。
由于新诗变动不羁的天性和诗人富于冲动敏感的禀赋，叫新诗做螺旋式的稳健提升似乎越来越困难了，它总是做“各领三、五天”的移形换步。从局部看，过快嬗变，对新诗的积淀来讲十分不利，肯定会产生不少丢弃、缺损、遗漏。但从整体上看，新诗在行进途中，它无所不用其极的挖掘、采撷，同样存在着回收、留存、汲取的作为，同样存在着边扬弃边积蓄的双向过程。仅仅是在更短时间内做出了比其他许多艺术种类来讲，抛弃“多于”积累的“反常规”行为。
这样特殊的“反常”变化，是一种边储蓄边花费的过程，正如当下的“波波族”们――对于手上的钱物，无需计划和顾及，来得快去得快。
它让我想起狗熊啃玉米的故事，面对那么多新鲜的食物，如何吃呢?一种是仔细地挑选一根，从头到尾，仔细啃一遍，再从尾到头用舌头舔一遍，这叫“深耕细作”；另一种是“囫囵吞枣”，每咬一口就丢一根。但想一想，仔细啃完一根(如若需要二十口的话)，和分别咬二十根每一根咬一口，在营养的吸收效果上，不也是一样吗?!
新诗的求新、求变，既是新诗生长的动力，又是新诗的陷阱。单就艺术美学而言，它的自由放任，必然引发了一连串失控、漫无节制：即兴发挥的“随口秀”，以粗鄙为荣，以精心打磨为耻，让散文化到处漶漫；“无限可能”的提倡，打开各种形式空间，同时也放弃了文体(体式)的经营建设，使“无型便是形”的超形式纵横无阻；游戏性促成快感写作蔚然成风，让“怎么写都行”沦为断线的风筝；在实验、探索的刺激下，大规模文体混交，嫁接得越来越离谱；而音乐性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放逐，语词脱离精神，我行我素。大部分诗歌失去难度，少部分诗歌超载过重。如此等等，都是拖住新诗后腿的陷阱。
九十年的中国新诗，一方面依赖自身求新求变的引擎，做着一轮又一轮的冲刺、爬坡，另一方面又因变幻过快的消耗，抵消了部分能量。但总体上，它还是在高速中行进着。
它总是最快感应、吸收那些前卫的、尖端的、新锐的质素，也总是迅速抛弃那些滞后、固化的东西，寻求无限的可能性。这样，求新求变，成为新诗自身最鲜明的本性和传统。我们很难约束这种本性。也许哪一天，我们真能制造一个坚固的辔头套上它，那么，这头充满生气的野马也就寿终正寝了。